城市发展的“空间权力”：以北京为例
城市发展的“空间权力”：以北京为例
特约作者 王晓阳
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发展和现代交通工具进步，城市内、城市间以及区域间的互动与联系逐渐增强，现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动空间，形成了中国时下的等级制城市空间网络。
在这个复杂网络中，城市发展本质上取决于各种权力的空间分配：权力越集中的城市，空间生产能力就越强。一些城市因此具备了更强的资源吸附能力，更广的辐射范围，更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城市就是我们常说的节点城市或中心城市。因此，城市发展其实是一个动态演化网络中空间生产的过程。本文尝试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中国城市的发展机制。
“空间权力”来自何方？
首先，政治地位将会影响城市的空间权力。众所周知，中国城市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首都／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到副省级城市、一般省会、地级市，政治权力和行政级别依次递减，构成严格的城市等级体系。一般来说，政治地位越高的城市，话语权就越大，更容易为城市发展争取到资源。
再者，在经济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同样影响城市的空间权力。在服务业时代，经济中心形成层层控制的格局，上一级经济中心对下一级经济中心有强大的掌控力。总部越集聚的地方，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并带动高端服务业发展。而如果城市有重要金融机构，如证券交易所、大型银行等，也会提高城市空间权力。
再次，历史文化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历史因素往往是一种“软权力”的代表，它无形但又不可忽视。比如上海海派文化具有包容性；成都和广州在历史上形成西南和华南地区中心，这些历史因素对城市今天的发展也有帮助。
而文化因素则较为复杂，它可以是一种传统，例如浙商文化，现代浙江成为民营经济最发达省份，杭州的创新氛围浓厚和浙商文化不无关系。另一个和文化有关系的是科教实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尤其是“985”、“211”大学集中的城市，对学生吸引力就强，文化权力就大，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人才库。
最后，特殊制度安排也是考察城市权力的重要维度。一般情况下，制度是固定的，但为了吸引投资、推动城市发展，政府可能会为资本的空间生产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或优惠政策。例如，一国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以及后来的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到目前的上海自贸区。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流”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塑造了城市的空间权力，这种权力以城市间的“流”表现出来。“流”是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是劳动力和人才流动。人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不论普通劳动力还是高端人才都是城市发展必需的。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和人才流入的城市，发展机会就更多，人才集聚效应就更明显。
其次是资本流动。金融资本具有“粘性”，从来不会随机分布，而是具强烈的地域偏好，各级金融中心的形成就是金融资本高度差异化的一幅地图。通讯系统和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大爆炸，使得流动资本数量大大增加。金融中心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吸收空间上分散的资金。相较于以往，今天的金融中心吸收能力更强，能汲取分布在各地的金融资源。
最后是信息流动。信息分为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对称信息指通过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信息，这种信息流动在空间上是均质的；不对称信息，即非标准化信息。Thrift指出，非标准化信息的传递与获得具有歧视性和边际成本递增性，要想准确利用非标准化信息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接近信息源。一般来讲，权力集中的城市往往是不对称信息的发源和扩散地，享受更多此类信息的流动性。
北京城市发展中的“权力”
通过以上对权力和权力表现形式的分析，再来看中国最大的权力集中地——北京的发展模式。
回顾历史，在工业化时代，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非常一般，但北京的生产总值却从1949年前的十名开外迅速崛起到全国第二名。事实上，这种发展有很强的政治力量介入，比如修建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把众多银行总部和大学资源迁往北京。也就是说，北京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是国家扶植的产物，本质上是各种权力的集中，但这些优势的积累又成为目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北京的权力中心优势被市场放大，成为中国等级制城市网络的最高点。它是各类央企总部集聚地，拥有52家财富500强总部，近100家中国企业500强总部，是最高学府北大清华所在地，并拥有中科院等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家级智库。
因此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形成，吸引了各种“流”在此交汇。劳动力的流、资本的流和信息的流都汇聚在北京，相互激荡，共同提高了北京的空间地位。这些力量既有来自全球层面的，也有京津冀地区本土的力量，但是三种“流”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从劳动力角度看，北京汲取了来自全国的劳动力。北京的普通劳动力大多来自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但是得益于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北京得以汇聚来自全国的高级人才。这让北京出现了一个“二元化”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一方面是高收入企业精英（白领、创意阶级），另一方面，是从事低收入或正规化工作的大量工人；一方面是住在豪华别墅中的权力资本，另一方面是住在拥挤不堪的城中村和公租房中的底层劳动力。它展示了世界城市形成带来的阶级对立。
从资本角度看，得益于经济中心地位，北京既能汲取来自全国的金融，也能控制资本的分配下达。在中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中，总部在北京的有10家，其中四大行总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40%，其它6家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的30%。北京的金融类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居全国第一位，总部经济使北京成为经济和金融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这些资本通过全国金融市场网络以及央企在全国各级分支机构实现流动，这既是资本收集过程，也是扩散过程。
从信息角度来看，北京无疑产生了最多的信息，是中国最大信息源。同时，北京的信息又是最不对称的信息，因为北京拥有大量决策和监管部门。例如，金融街地区就聚集了“一行三会”和各种“国字头”央企总部，大量非正式的小道消息、内幕消息和正式的决策信息都在这里产生，并向外蔓延。这无疑反映了北京在信息流中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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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n, A. & Thrift, N. (1992). Neo-Marshallian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4), 57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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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Clark, G. L.(2005). Money flows like mercury: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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