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赵农：

天则所第 539 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清华管理学院的白重恩教授，他主讲的题目是“从特惠到普惠，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大家欢迎！

白重恩：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讲座，我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前一段时间跟两个合作者一起做的一个合作的研究，这个题目看上去好像很不具体，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希望后面讲的更加通俗一点。

首先，这是一个合作研究，同时这里面还用了一些以前跟其他合作者所做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这是一个大概的计划，首先讲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还不够坚实，我想这个不需要说太多，但是为了让后面讲的内容和前面衔接更好，我还会举一些例子。

第二部分是主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经济制度基础还不够坚实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能够取得较快的发展？我在海外遇到很多学者，他们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因素在驱动？我们提出一个 “特惠”的概念，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制度的元素。想不到更好的名字，所以就叫做“特惠市场经济”。

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说的特惠市场经济到底包含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特惠制度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最后，如果想从特惠向普惠过渡，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第一部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说明的问题，世行每年做这样一个报告，今年是第 13 年，每年设 10 个子指标，其实本来是 12 个指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把另外两个指标拿出来了。比如设立企业是一个子指标，雇普华永道，到每一个国家去看规章制度，看每一项市场做成要花多少时间，走多少步骤。为了让国家之间数据可比，选同样业务，每一个国家都选最大的商业城市，把程序都走一遍，看要花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

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因为数据完全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可比。比如设立企业，有十来个子指标，把这些子指标再综合，就得到一个关于设立企业的难度指标。指标体系中一共是 189 个国家和地区，在这 189 个国家和地区中设立企业，中国排名第 158 。就是比我们设立企业更难的国家或地区只有 30 个，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要比我们容易，步骤少一点，花的钱少一点，花的时间少一点。

刚才说的 10 个指标，其中有一个“建筑许可”，建筑许可我们的排名特别低，在 189 个国家与地区中我们排名第 185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的排名不是很好，综合排名第 96 名，跟我们排名前后的是赞比亚等一些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刚才说有 12 个指标，除了这十个指标以外，另外还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一个是纳税。

这个指标也受到政治干扰，比如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在国际劳工组织反对下把它拿掉了。国际劳工组织说强调劳动市场的灵活一定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有争议就把它拿掉了。税收这一项有税率、纳税程序有多麻烦等等，是在欧盟国家反对下拿到的，因为欧盟国家一般税率比较高，尤其是北欧国家，他们觉得按照这个排名就排到很后，不反映现实也拿掉了，最后就剩下 10 指标。三年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指标也不满意，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世界银行也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从十个国家分别找一个代表分别进行评估，我是中国代表参加评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专家都认为每一项指标都说明一定的问题，可能数字不是很精确，但是确实代表了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营商会遇到什么麻烦。

比如说建筑许可保护投资者这一项我们排第 98 位，正好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我们对投资者保护并不完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抱怨比较多的就是高速公路收费， 2012 年 7 月 24 号国务院下发文件，假期不能收费，文件中说要切实做好与收费公路经营者的沟通，争取其理解和支持，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开展是顺利开展了，但是沟通没有多少，投资者很不满意，不给补偿就把收费取消了。 2015 年免收天数是 20 天，而且是收入比较高的 20 天，免收费就使得投资回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一家企业关掉就关掉，引起较大关注的就是铁本，这家企业大概 100 亿人民币投资，最后说关就关，不仅没有补偿，戴国芳还差点进监狱他不清楚到底是犯罪还是没犯罪。我们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是很充分。

建筑许可，排名是 185 位。一个报道称要盖一栋楼需交 95 种税费，盖 192 个章，盖章涉及 30 几个部门，每个部门盖章要签很多字，往往是部门主要领导签了字，底下的副手要签字，每个人都要走一遍。采访说如果按照规矩把这些章都盖下来，需要三年半时间才能完成程序。八年前， 2006 年只需要盖 100 个章，到 2014 年需要盖 192 个章， 2006 年的时候这些章用时是一年半， 2014 年的时候用时就到了三年半。哪些部门盖哪些章，列的清清楚楚，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稳定评估”，盖房子要问他周围的邻居是不是会影响稳定，这个过程也会很长，要一家家的谈才能搞下来。在国内讲可能比较容易说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到国外讲，人家说你们经济增长挺好的，怎么有这样的问题？不可理解。

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经济制度基础不是很完善，企业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两年前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书里特别讲到了中国，提到了铁本的例子。作者把国家分成两类，一类包容性比较强，保护投资者，另一类对投资者进行掠夺，作者把中国定义为掠夺性国家。结论是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很好的增长。

但是，尽管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增长率还不错， 6.9% 是官方数字，既使是 5% ，也比大部分国家增长的快。这是什么原因？刚才说盖房子很困难，要盖 192 个章，交 90 多种税费，似乎盖房子做不成，但是中国大量房子被盖出来，这些障碍实际并没有影响人们盖房子，尽管盖房子成本很高。怎么来解释这个矛盾？按章办事所有事情做下来要三年半，但不断的看到新房子盖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按照普惠制度我们的营商环境不好，世界银行数字反映了现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等三年半盖完章以后才盖房子，走了一些捷径，章也盖了房子也盖了，为什么能做到呢？尽管普惠的制度化的营商环境很不完善，但是各级政府这里强调的是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激励，为某一些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你没有很好的产权的保护，只要有人给你罩着，你就有把握，法律没有保护没有关系，总是有人给我提供保护。我要盖房子盖章比较困难，我只要找这个人，他就能帮我把章盖下来，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企业造成的障碍。没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应该把它说清楚。

有几个关键，第一个是普惠制度不完善；第二，地方政府有能力帮助；第三，地方政府有激励帮助；第四，地方政府并不会帮助所有人，他会帮助某些特地企业。这是为什么把它叫做特惠，如果地方政府帮助每个企业，那就是普惠了，之所以强调特惠，就是因为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得到这样的帮助，而是某一些企业得到帮助。

是不是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是另外问题。即使同意这个观点，还要看这个制度，它帮助经济增长是不是有前提条件？一些事其他国家也有，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印度尼西亚，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制度环境也不好，但是你只要和苏哈托家族拉上关系，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一篇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构造了一个苏哈托指数，看印度尼西亚每一个企业离苏哈托家族成员有多大距离。从所有权向上追，看能不能追到苏哈托家族的人，好多企业都能追到，有的是第一级就到了，有的到第十级才到。他发现这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听上去跟中国情况很像，但是如果把同样的故事拿到其他国家，不是亚洲国家，到刚果，多半也可以造这样一个指数，企业跟刚果的统治者有多大的距离，距离越近对你的企业发展越有帮助。这好象不是中国特殊的地方，中国不是印度尼西亚，不是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前的印度尼西亚，也不是现在的刚果。

并不是这种特惠制度在每一个国家都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得这个特惠制度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和经济增长共存。如果跟一个国外的听众讲，就要讲地方政府怎么起作用，比如我们到某地调研，说你们这的招商引资到底怎么做的？他给我一个表，表上列出流程，当地的政府会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招商引资，也并不是引来的全是他的亲戚朋友，这跟印度尼西亚有点不同，政府主动出击寻找优质意向投资者，初步洽谈了解意向投资者基本情况，深入研究，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为企业物色合适厂房或土地，领导审批，然后正式签约。我找这个地方政府说你能不能给我几份你跟企业签的投资协议，他们坚决不给。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某一个地方看了一份这样的投资协议，里面列的很细，说在哪一项上地方政府要帮助企业做什么，各种各样的帮助，各种各样的优惠，都是很特殊的为企业定制的优惠。

我们来看这个条件是什么？我们写了一个模型，大概的意思是，每一个地方政府或者某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控制了一定的资源，资源可以是权力，你要盖章可以打一个电话就把你的章盖了，也可以是免税或者是提供土地，或者是帮助这个企业关键员工的孩子上当地的好学校，各种各样的事，就是地方政府官员手中控制的资源。

这些资源不是平均分配到所有企业，要选一些企业，可供选择的企业很多，由于普惠制度不完善，所以没有政府帮助或者保护企业的盈利能力就会比较弱，盖章要盖三年半，各种税费加起来 92 种，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使得企业很难去秩序的盈利。

第三点就是地方政府有能力为企业提供帮助。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包括权力和各种各样的要素或者是服务的资源，但是资源有限，不能帮助所有企业，所以从这些企业中选一些企业来帮助。选哪些企业来帮助呢？这就要从激励来考虑，地方政府选择帮助的企业是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可以从这些企业的成功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那些企业。如果你成功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帮助你的积极性就不大，如果你成功了，也可以给我带来收益，我就更有激励来帮助你。这个收益是什么呢？收益也不是很狭义的贿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谈，激励是多元化的，各种各样的激励都有。有的说我就想为地方做点事，或者我就觉得这个事做成了就很有意义。从某些企业的成功中能带来成就感，一个地方的领导讲，焦裕禄就想种泡桐树，他觉得种泡桐树对这个地方最好，但是其他的领导就想做别的事，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他就会选择自己所好的事。这个就是他主观的判断。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种泡桐树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我满足了我的成就感，是不是这个事对这个地方最好呢？并不一定，这是我个人好恶。至于收益，可能种泡桐树真对兰考县很好，也有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做这个事。

第二，除了成就感或者满足自己偏好以外，就是晋升的资本，把某一些项目做成了，就得到了晋升的政治资本。或者是税收，或者其他可供支配的资源，甚至是贿赂，这也是有可能的。地方政府有能力、有激励来帮他，激励来自于从这个企业成功中得到收益，选择他能得到最大收益的企业帮助。这就是特惠的模式。

特惠模式跟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首先，如果说普惠制度很好的话，你不需要地方政府帮助也能把事办成，这时候有特惠可能造成效率的损失。如果普惠制度不完善，没有特惠，企业就没法经营，特惠至少让企业有机会经营，不是所有企业有机会，至少给某一些企业有机会经营。所以在普惠制度不够完善也没有特惠，企业经营就无法实现。所以有三种可能，普惠制度很好，普惠制度很差，中间就是普惠制度不好但特惠还在。就看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是不是经济上有效率的企业，如果这些企业是有效率的企业，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好恶就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冲突。地方政府官员得到了好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这个条件并不总是满足。

尽管有些企业效率高，有些企业效率低，如果地方政府从效率比较高的企业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他就愿意支持这个效率高的企业，他从效率比较低的企业中得到更大受益，就支持效率低的企业，所以就要求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企业的效率要有交集。问题是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地方政府官员掌握资源，愿意帮助企业，他的利益跟社会利益又有很大交集，扶持企业又是效率高的，似乎问题不大了。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帮了这家企业，比如这家企业是一家盖房子的企业，我之所以扶持他是因为我可以从这个企业中得到收益。如果有另一家企业盖房子效率更高，技术更好，他要进入这个市场，我会不会帮第二家企业呢？假定他帮助一家企业有一定成本，他要动员各种各样的成本，要花力气、精力，这是沉默成本。他帮第一家企业，如果再帮第二家企业又要花这个成本，除非第二家成本给他带来特别大的更多的好处，他就不会帮第二家企业，尽管第二家企业比第一家企业有效率。所以这种特惠带来的问题就是准入障碍，如果新的企业进来，如果他跟我帮助的企业竞争，我就会遏制他的发展，这是特惠模式带来的成本，刚果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很多企业是垄断的，对新企业进入有很大障碍。中国也有但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和刚果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大，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这个地方说服不了政府官员帮助我，我可以跑到第二个地方，跑到第三个地方，也许在某一个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帮我的地方政府。所以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地方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个地方得不到的东西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得到，帮助我们克服了准入障碍。所以特惠模式促进增长有三个要素：一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帮助企业；二是地方政府有激励帮助企业；三是分权减弱了特惠带来的准入障碍。

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有很多研究，最普遍接受的一个假设就是地方政府之间进行 GDP 锦标赛，因为考核 GDP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 ，都愿意帮助企业，所以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跟特惠模式是不是有不同？ GDP 锦标赛还是特惠模式都带来一些问题，想改变它？ GDP 锦标赛假设的动力来自于自上而下的考核，只要把考核指标变了，动力就变了，但是我们认为解决不了，动力不是来自于 GDP 锦标赛， GDP 锦标赛只是一个故事之一、理论之一，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理论。特惠模式的激励主要是自下而上，地方政府之所以想帮某些企业，因为他从这个企业中得到好处，而不仅仅是考核。当然，从企业中得到好处也可能间接跟他升迁有关系，如果这家企业跟某某领导有关系，我帮他可能会我会有好处。这样的动力不会通过改变考核指标而改变，所以未来要改变这个基本模式就很困难，和 GDP 锦标赛的解释有根本的区别。

当然，还有其他的区别，比如说在 GDP 锦标赛的模式之下，如果地方政府只关心 GDP ，他应该帮助所有的企业，他应该激励积极改善普惠制度，但是改善普惠制度经常遇到地方政府的阻力，地方政府还是想要权力，还想用权力配置资源，并不仅仅是要当地的所有企业发展，他不在乎每家企业发展，在特惠模式下，他要权力，能控制资源支配，而且他给企业优惠有选择的给，这时候企业才会去求他，他才能从企业中得到更大的收益。 GDP 锦标赛下，地方政府应该会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当然有的时候地方政府有短期行为，对企业有差别对待，但是地方政府对企业差别对待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虑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差别，而是考虑了其他的因素。特惠模式之下，地方政府的特惠对象是有限的，他不会公平的对待所有企业，这是我们认为特惠模式和 GDP 锦标赛模式有不同的地方。

下面举几个例子，都是分析数据得到的发现，说明 GDP 锦标赛和特惠模式的差别，实证中更多的证据支持特惠模式的理论。统战部、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对一些民营企业做调查，发问卷收集数据，调查中问这些企业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老板的政治地位，是不是党员？是不是政协委员？是不是人大代表？如果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是哪一个层级的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然后问他们是否参加慈善活动？是不是慈善捐款？也问其他问题，比如信用评级是多少？内控制度是怎样的？企业的规模、资本劳动比、过往盈利情况，是不是遇到非正规收费？他们对腐败有什么样的感受？腐败很严重还是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受歧视？

我们从中抽出一个问题，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这个问题答案是 1-5 ，如果是 5 就很容易获得， 1 就是很不容易获得，每个企业都会给一个 1-5 之间的数。我们就来看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跟其他指标有什么关系。一些常用的指标，比如信用评级好，获得贷款比较容易，在数据中确实有反映，企业大获得贷款容易，也有反应，企业是重资本的企业，获得贷款比服务业容易，在数据中也得到证实。如果过去盈利比较好，获得贷款也相对比较容易，所以数据还是有一定可信度，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会帮助企业获得贷款的因素确实在数据中得到了反应。我们也希望得到数据证实，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后，如果他信用评级一样，内控制度质量一样，企业大小也差不多，管理层资历也差不多，过往盈利情况都差不多，其他各个方面都差不多，如果唯一差别就是企业的老板是不是人大代表，看这两家企业获得贷款难易程度是不是有差别？果然是人大代表这个指标很重要，如果老板是人大代表，获得贷款相对比较容易。另外，如果这个企业参加慈善活动，获得贷款比较容易。从中得到的推论是如果说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有一定影响力，会让谁更容易获得贷款呢？会让这些人大代表更容易进行贷款，或者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的更容易获得贷款，推论就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获得公平对待，确实是有差异。

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不是一样的。如果资本回报率不同，我们的解释就是他获得资本的难易程度不同，如果很容易获得资本，获得资本的成本比较低，就会做很多投资，投资到得到的回报和获得资本的成本差不多。所以，获得资本的成本低，必然这家企业的资本回报比较低。看不同企业资本回报，把所有企业分成三类，一类现在是国企，一类是民企，一类是国企改成了民企。我们把现在是国企的作为基数，假如说它的回报率标准化成 1 ，我们来看其他企业的回报率是多少。比如说完全的民营企业，他们的回报率比国有企业回报率高出 100-120% ，就是两倍还多。现在是民企，就是改制的国企民营化的国企，他们的回报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是要高于纯的国企。所以，在特惠模式之下，我们认为如果有特惠对象，有选择，很多国有企业应该都算是特惠对象，他们获得资本相对比较容易，所以他们的回报率相对低。

普惠模式很差又没有特惠的情况下相比，特惠模式至少是让某些企业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他确实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是没有问题，下面来分析它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公平。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得到优惠，有一些得到了，有一些没得到，这就是不公平。当把资源更多的用到某些特惠对象，其他企业能获得的资源就会被挤压，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第二，其他企业就可能有挤出效应，如果挤出效应很严重，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很差。这是特惠模式带来的效率的损失。 2008 年之后我们这种挤出效应变得越来越大，所以 2008 年之后这种特惠模式带来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了。第三个问题，如果特惠对象并不是效率较高的企业，这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大，而且更加不公平，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选择支持效率较高的企业，有没有激励支持效率较高的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选择效率较高的企业作为特惠对象，并不那么容易能选对，也许在经济发展初期比较容易选对，只要看韩国十年前做什么，日本二十年前做什么，基本上你跟着做就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再这样做就很难。所以，地方政府选对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一到地方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下一个经济发展的热点是什么？如果他找到了热点就扶持热点，但是谁能说清楚下一个经济发展的热点是什么？十年前能说清楚，二十年前更能说清楚，现在很难说清楚热点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效率更高的特惠对象，可能效率不再高了，过去支持的这些企业，过去有效率但未来效率不高了，但是因为已经扶持他了，你可能就继续扶持他，这就带来成本，特惠模式效果可能越来越差。

特惠模式带来的一个成本是挤出效应，资源过多的倾斜到特惠对象，就产生挤出。 2008 年之后有一个特征就是基建投资占的比重特别大，在经济发展早期基建有很大需求，因为基建有外部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对基建实行特惠可能是有效率的，不仅仅社会回报比较高，而且基建创造了大量的农民工的就业，在农民工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为农民工创造更多就业有社会价值，这是 2008 年之前。随着基建的存量变得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基建就饱和了，同时劳动力又变得紧张，剩余劳动力不那么多了，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对基建进行强力扶持，就不再有效率，一是本身回报不那么高了，二是现在资源变得更加紧缺，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变得更加紧缺。当一个部门使用很多劳动力的时候，其他部门能使用的劳动力减少，其他部门劳动力成本就会增加，就会造成挤出效应。

我们看基建的一些数据，把投资分成三类：一类是机器设备投资；一类是非居民建筑结构；还有一类是居民建筑与结构。橙色这块是每一年居民建筑结构投资占资本比重，比较稳定基本上是 20% 左右，但是非居民建筑与结构投资占资本比重 2007 年不断上升，没有更新到 2013 、 2014 年年数据， 2013 年数据是继续上升，非居民建筑结构是什么呢？道路、办公楼、厂房、港口，铁公基都在内，都是基础建设，这部分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不断增加。这些投资很多得到补助，而这些行业又是初级劳动密集行业，建筑行业雇佣的大部分是农民工，如果我们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被补助部门，或者是政策扶持部门，另一个是市场部门，政策扶持部门因为获得资金比较容易，获得各种各样资源，所以他可以做大量投资，大量投资的时候，他们雇佣很多初级劳动力，促进对初级劳动力需求，工资增长很快，前几年都是 10% 几的速度增加，去年总体工资增加速度是 9.5% ，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增加速度是 11% 点几。所以初级劳动力工资在过去几年中增加的速度比普通劳动力工资增加的快。

政策扶持部门大量的投资，产生什么效果呢？一是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同时占用了大量的投资的资源，也使投资成本高，所以我们看到 2009 年第四季度到现在我们实际利率一直在增加。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一般情况下，当经济增长下行的时候，实际利率应该向下走，但是我们是经济增长下行，实际利率向上走。同样，劳动力成本，一般情况是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时候，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速度应该比较慢，甚至带来失业。但是，我们劳动力成本增加速度仍然很快。我觉得这两个现象都是由于特惠模式造成的，在这种特惠模式中有一些政策扶持部门发展的过快，挤占了过多的资源，造成了要素成本快速增加。特惠政策扶持部门如果效率不是很高，就会影响整体经济效率，我们确实看到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这是特惠模式一旦规模比较大，造成的挤出效应就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

工资增长快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减少造成的，我们把劳动力分两类，一类是初级劳动力，一类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我们发现这两类劳动力的成本增长速度不一样，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比较快，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比较慢。另一个说法是大学扩招了，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增加了，所以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比较慢。如果是由于扩招造成的影响，当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比较慢的时候，应该是雇佣大学毕业生的行业增长比较快，因为劳动力成本下降了，所以他应该增长比较快。但是正好相反，雇佣大学毕业生的行业发展的比较慢，雇佣农民工的行业发展的比较快，很多行业最后数据是这样子。所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变化，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相对比较快，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相对比较慢，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变化造成的，而是由于特惠模式带来过多的基建投资，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才造成这样的现象。这是特惠模式的一个成本，就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个成本就是地方保护。每一个地方政府扶持一些企业，想让他扶持的企业发展更好，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收益。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不同企业保护力度不一样，他能从中获得更大收益的企业就保护，从中不能获得更大收益的企业可能保护力度比较小。实证研究如果这个行业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这个行业的地方保护程度就比较高，这跟我们的理论推断是一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汽车企业，我们比较两家汽车企业，一家是奇瑞，一家是比亚迪，这两家企业在不同省份的市场份额。奇瑞在安徽省市场份额是 13% 左右，在其他省份市场份额远远低于在安徽省的市场份额。而比亚迪，他身处广东，在广东市场份额是 5% ，和在其他省份市场份额没有什么差别。奇瑞跟比亚迪差别是什么呢？都是国产品牌，档次差不多，一个差别就是奇瑞是地方国企，比亚迪是民企。所以，地方国企得到的保护要比民企得到的保护更多。更一般性的证据可以看到不同行业得到的保护程度不一样，而且保护程度跟这个行业国有成分又有关。

特惠模式第三个成本就是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重视。地方政府要帮某一些企业，如果说企业的利益跟消费者利益冲突，更多的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很多例子说明消费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在政府是不对称的。从环保、用地的价格角度来看都是这样。

其他的问题。腐败，如果有特惠地方政府扶持的对象有选择，每家企业都希望成为被扶持对象，就会产生寻租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很难得到解决；地方政府没有足够激励改善普惠制度，甚至有激励阻碍普惠制度建立，特惠模式下，地方政府激励不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而是来自于本地，使得这个改革变得很困难。

最后，从特惠到普惠的过渡可能会很困难。讲一个例子，去年 11 月 27 号，国务院印发了 62 号文， 62 文强调要清理规范税收优惠制度，让特惠变得更难，这个政策说各地区一律不得制定税收优惠制度等等，目的就是让地方政府的特惠更难，做到普惠。出发点是好的，做到普惠很好，结果我们发现差不多半年以后，今年 5 月 10 号国务院发了另外一个文， 25 号文，说各地区已经出台的优惠政策要按规定限期执行，这些政策在过渡期内继续执行，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62 号文规定的专项清理工作在今后另行部署后再执行，等于把 62 号文废了，就是半年时间，从 2014 年 11 月 27 号出一个文，半年后发现做不下去，又回到特惠的模式。所以，我们对特惠产生了依赖性，要想改它很难，尽管我们有意向改变，但是非常困难。

我们知道特惠制度有很多问题，尽管它曾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作用。我们希望推动普惠制度，怎么来推动？地方政府有没有激励改善普惠制度？怎么来激励地方政府改善普惠制度？第二，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的激励有一部分是自上而下来的，如果把自下而上的激励拿走了，是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激励足够了？这是一个问题。最后，如果普惠制度没有改善，减弱地方政府提供特惠的能力或者激励都可能带来问题。怎么办？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我们的普惠制度不完善，指标都不好，但是经济又发展了，为什么发展的呢？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特有的特惠制度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而这样的正面作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列出了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地方政府掌握资源，他有能力提供特惠；第二，制度中留有空间，有激励提供这样的特惠；第三，地方政府之间有一定的竞争，如果从这个地方得不到特惠，企业可能从另一个地方得到特惠。企业得到特惠的机会增加了，这也是中国的特殊。这三个条件，如果任何一个不满足，特惠制度对经济的增长可能都不能起到正面作用。最后我们认为特惠制度有很多缺陷，包括不公平，包括资源配置过度倾斜到某些企业，其他企业得不到，会造成挤出效应，包括地方保护，包括地方政府没有激励推动普惠制度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我举了 62 号文和 25 文的例子，说明要想推动普惠制度的建立，其实很困难。最后三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未来怎么办？既然特惠的路似乎走到头了，普惠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中间这一段怎么办？怎么来更好的推动普惠制度的建立？

我想我就讲到这里。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赵农：

非常感谢白教授今天的演讲。应当说这是比较新的一个主题，各地方 GDP 的竞争或者锦标赛，是早年大家都在进行研究的。显然现在白教授带领的团队用普惠和特惠的视角，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一般性的制度比较差的情况下，经济还能保持相当的增速，原因是什么？

首先有请北师大工商管理学院赖德胜院长进行评议。

赖德胜：

谢谢天则所对我的邀请，很多年没有来所里参加活动了，这是 539 期，我谈三点体会：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当代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觉得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么成功，我们有没有可能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践，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他是这个意思，经济学的理论可能滞后于中国的实践。刚才白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基于中国的一个故事。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不理想，各种指标都落后，但是发展又这么好，为什么？套用钱学森之问，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白老师给一个解释是特惠与普惠关系的问题，因为中国在地方普遍的特惠制度，使得我们有些企业能够发展起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同时对特惠和普惠的关系，特惠的优点、缺点，以及它导致的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个问题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如果把个问题回答好了，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现在有两个问题特别热，一个是双创，一个是供给制度改革。不管是双创还是供给制度改革，主体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业的主体还是企业。供给制度改革有很多表述，但是我觉得还是企业改革问题。所以特惠制度没有变化，双创怎么搞？特惠制度有很强的政府痕迹，如果都是政府选择，还有创新和创业吗？很难。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创新的问题，我觉得创新有很多解释，我们发现不是中国教育不行，现在很多都把中国创新不足归结于教育问题，说教育质量差，教育出来的人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是不是有能力错配的问题？我们很多智力资源配置的偏差，国外有一个文献，人力资本配置对增长的影响，如果人力资本配置在非生产部门不利于增长。中国的部门分三个，一个是公共部门，是非生产的；一个是垄断部门，比如很多国有企业，是生产性部门，但是不是垄断部门；还有民营部门。如果人力资本更多的配置在民营部门、生产部门，就好了，

统计表明我们大学毕业生，高端人力资本主要是高比例配置在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民营部门非常少。民营部门是不是很大一块是特惠部门，如果是特惠部门就有类垄断部门性质，很多民营企业不是竞争的，他有地方政府保护，这样问题就大了。资源配置在行政垄断部门，如果是这样，配置在民营部门也不利于创新，因为有地方保护的话，他就不是来创新，而是来再分配，来寻租，这就麻烦了。

所以，白老师的分析对于我思考当前的创新问题提供了新的补充，就是企业不能简单分为垄断的还是民营的，民营里面还分特惠和非特惠的，真正非特惠的企业是创新动力更强的部门，如果是特惠企业，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的都不利于创新。因此，如果特惠制度很明显的话，就不利于创新。

第三，普惠、特惠这两个名词解释的问题，人保部专家提出中国就业政策是搞特惠制，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的一套制度。其实大学生是一个优势群体，他不是弱势群体，但是给他很多特殊政策，这是特惠制度。所以，应该普惠。中国有一个制度的名与实的问题，就是名义制度和实体制度执行有偏差。我们做了一个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护制度在全世界是高的，甚至比欧盟国家还高，因为我们法律法规很健全。但是我们劳动市场又很灵活。所以中国这些年来人大做了很多法律法规，这个事情是普惠的，没有说给哪个企业用。但是，实际上结果是特惠的。为什么地方政府有能力做特惠？比如前面讲招商引资过程中做好各种准备，约束如果是软的话，他的特惠能力就很大，可以随便给某个人谋利益。如果约束是硬的，他恐怕不能这么来。再就是地方政府这种特惠倾向和官员特惠倾向是不是有相关？政府是由人代表的，一个政府行为或者官员行为，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官员行为，好治理，但是如果是政府的行为，系统性的行为，恐怕真的是很难，是很大一个挑战，不是很容易转过去的。

再一个，是不是跟收入分配有关系？不管是特惠背后的什么利益，包括 GDP 利益，还是自己升迁利益，还是成就感的事情，恐怕还是利益分配的事情。如果讲普惠，特惠的好处哪去了？背后是不是有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收入分配问题？还是地方里面有不同群体分配问题？特惠制度形成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全国都有特惠存在，如果这个事情改不了，研究出一个方法来，如果改得了，改的切入点在哪里？这都可进一步探讨。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赵农：

谢谢赖德胜教授，评议非常有趣。下面有请王小鲁教授评议。

王小鲁：

听了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感觉像喝一杯好茶 , 很有味道。经济学研究如果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有些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常常有这样的倾向，凡是政府干的事都是坏的，凡是市场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简单的结论就是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只要让市场自发的去起作用，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我们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过去这 30 多年面临的问题，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不是“凡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一些简单的思维定式能解决的。要从现实中去发掘真问题，这非常重要。重恩刚讲的这些内容，是通过对现实观察得出来的，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归结为因为政府提供特惠政策，因此这些事都是坏的，取消特惠政策这个事就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

回想 80 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我们亲身感受到这个转轨的进程很艰难，很不完善。过去那套计划体制的很多方面还存在，政府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也都没有变过来，没有变到适应一个市场经济的工作方式。但是， 80 年代就因为开始了这样一场转轨，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我 80 年代跑过很多地方去做调查，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地方政府卷入了市场竞争，很多地方政府变成类公司机构。由于地方政府卷入市场竞争，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使资源在不同地方之间流动的作用。因此投资者可以进行选择，不同地方企业之间开始了竞争。尽管这种竞争很可能是直接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之下进行的，但是竞争开始了。与过去那套计划体制非常不同，竞争机制开始运作，市场开始起作用了，尽管这个市场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相比，还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们过去 80 年代、 9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尽管政府职能没有彻底转变，政治体制改革还停留在一个很多事情基本没有变的这么一个状况，经济改革也不完全，但是竞争开始了，起到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资源开始趋向于合理配置。但是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给企业提供的不是普惠政策，而是种种不同的特惠政策。这些特惠政策和市场条件下的普惠政策相比，必然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缺陷。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实现资源最有效配置，只有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最优。地方政府各种各样的特惠政策，又出于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考虑，资源配置不可能达到最优。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就是和没有市场相比，它是一大进步，但是和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相比，它没有达到最优。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以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各级政府在经济活动的参与并没有减弱，还反过来强化了。比如 90 年代中期搞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大了，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个反向的变动，从过去 80 年代的下降，到 90 年代中期开始回升，政府对资源配置其实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说，我们过去靠特惠政策能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普惠政策，解决市场资源配置的需要，那是因为过去很多行业、很多领域是“有”或“没有”的问题。有很多领域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企业不能进入，政府特惠政策使某些企业能够进入，尽管对其他企业来讲这不公平，但是，有比没有好，对经济来讲这是一个推动。而现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出现了过度竞争，这个时候的特惠政策可能负面的作用就越来越强，积极作用反而越来越小。

我们看到各地政府在推动招商引资，低价或者零地价供地，用各种税收优惠、低利息贷款、低电价、低水价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又直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经济效率不断下降，特别是 2000 年以后，资本回报率下降非常突出， 2008 年以后在实行双宽松政策期间和以后，更是一个生产率急剧下降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经济中间起了哪些好的作用，哪些不好的作用，怎么改善政府在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

其实我并不认为政府什么都不该干，至少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问题。我们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发现， 90 年代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有积极的贡献，外部效应非常明显，显著推动了经济增长。现在你再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却得不到同样的结果。原因在于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已经饱和了或接近饱和了，有些领域已经过度配置。有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条高速公路修好了没有几辆车跑，怎么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呢？钱花了，投资投进去了，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确实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需要对整个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做一个全盘的反思，当然这样的反思也需要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来总结哪些事情政府该做，哪些事情政府不该做，我觉得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空间，经济学家负有很大的责任，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赵农：

谢谢王教授。王教授的评论，前面主要讲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弥补了原有竞争的不足，应该和张五常那个逻辑一致。后面更加重要，就是如何规范政府行为，因为无论怎么样，这种特惠也仅仅是次优，王教授这个评论非常不错。

下面我们有请陶永谊先生评议。

陶永谊：

今天有机会来听白院长讲关于普惠和特惠的问题，挺受启发 . 我觉得白院长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的排名，我国企业经营坏境（在全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158 位，但是却取得了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增长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特惠制是一个次优选择，一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因为和地方政府有利益勾连，被给予了特惠安排。但是，如何解释这样一个次优选择却取得了全世界谁也无法比拟的增长率？这背后有没有其他原因？有没有超出主流经济学理论视野的一些因素？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刚才白院长讲特惠制的积极作用，仅仅是有可能选择了有效的企业，但也可能选择没有效率的企业，这又如何解释中国取得连续 30 年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高增长？我认为有一个因素可能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这个要素的作用。在我们这套体制内，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动推动作用，如果说没有发挥到极致，至少也发挥到相当大的程度。一个企业经营环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排名如此靠后的国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经济成就，这相当于另一个李约瑟之谜。中国历来是政府管制最多的国家，长期国策是“重农抑商”，为什么这么多管制下，中国制造仍然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重农抑商的朝代，在历史上的经济富庶度也无人能出其右。今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重农不抑商的朝代，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我们经济学家没有做出什么合理的解释，政府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重新研究。

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式，好象只要普惠制就是资源最优配置了，这是教科书的说法，现实中得到过验证码？全面放开，国家不管，大撒手就一定是资源有效配置吗？我认为不一定。我也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来。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所谓机会平等，这个所谓的普惠制就是机会平等，给所有人同样机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会做到机会平等呢？必然有个选择过程，而且机会从来都是不平等的。这个窗户纸要捅破，机会是有资格认定的，就这么多土地，就这么多资源，给谁用？想用的人多了，就得筛选。我们无非是政府做这个事了，你要是在拍卖市场参与拍卖，对不起，得交巨额保证金，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这块土地拍卖，你不交一个相当数额的保证金，你没有资格来过问这个机会。机会任何时候都是分等级的，在机会面前要看你够不够格，你才能进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误区打破，就是所谓机会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机会是有等级的，是有门槛的。

我们所谓的政府特惠政策实际上就是由政府设定的门槛，我决定谁能进来，谁不能进来，能进来的我就大力支持，而这个大力支持就创造了中国奇迹，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到底这个因素是什么，别弄来弄去，把我们成功的东西也否定了，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开矿随便谁都可以干吗？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当年民企开挖小煤窑，安全事故频发，矿脉都给破坏了，最后还不是都要炸掉，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政府干预的问题在于标准是什么？激励机制是什么？过去我们不鼓励商业，政府就不允许你干，过去农民养鸡弄个鸡蛋都不行，做的非常彻底。但是现在好了，允许你干，但总不能瞎来吧？政府支持经济发展，但政府的积极性从哪来呢？这个特惠制度，你要做项目就要给主管部门好处，这个太正常了。你让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官员搞普惠，你干的好跟我也没有关系，都当焦裕禄，这个不可能，这是人性。我们经济学一方面讲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说政府官员要大公无私，这个不可能。我觉得要看你的成本和收益到底哪个大，我认为我们现在成本要大大低于我们收益，所以我们才会取得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

当然我不是说这套东西没有问题，特惠制其实是建立了一种模式，招商引资将资源引进之后，提高了这个地区的集聚价值，资金来了，人才就来了，人才来了，需求就来了。对当地的土地需求就提高了，土地增值，地方政府卖地就能弥补特惠制的成本，最后你就能把这个游戏玩儿下去。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这套模式不行了，土地卖不出去了，卖不出价格来了，他不足以弥补成本了。现在说要体制改革，改的结果是什么？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政府还要有积极性，不能改了以后政府不作为了，跟我没关系。你说普惠制好，跟政府没关系，政府支持你吗？没有政府积极性能干起来吗？所以，你要设立普惠带来的利益，能够给政府官员带来好处，要从这个思路，就是我说的互利。如果你只是让政府官员牺牲自己特殊利益，普惠大众，这个是上帝干的事，这是菩萨干的事，这不是地方政府层面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讲经济学就要讲利益驱动，无非是我们的制度设置是不是合理，我们这种相互激励是不是有正反馈效应，能不能带来整个互利共荣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制度就是优越的，不管你是贴什么标签，什么主义，这都没有关系。我认为最终要解决的是出路问题，这才是中国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而且要提升到理论高度，不能仅仅是经验之谈，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流派，要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李冰：

我不同意陶老师的说法，两方面： 一方面，经济学发展了上百年，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结论，就是在市场经济中，中国也在强调要建成市场经济，到底谁是主体的问题？白老师这个研究的很好，很重要。把这个问题用这种事实存在的现象表露出来了。到底谁应该是市场的主体？已经没有什么再去商讨或者商量的价值了，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同时，陶老师说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成绩是很大，但是任何经济增长，或者是这一段时期经济增长，应该用相对长的时间来最后考量它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当年的希特勒时期，德国的经济也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另外，王老师说地方政府参与到经济竞争，带来有好的东西，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肯定没有错，但是在进行理论阐述的时候，定要坚持理论的纯洁性，就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一定要清楚，就应该干属于你的活。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或者奥地利经济学的说法，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制定一个普遍的规则。如果地方政府或者是政府深度的参与到经济里面，把自己变成公司，这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吗？这种政府很可能会成为无限无责任公司，而且是以“合法暴力”作为后盾的公司。这将产生非常严重和危险的后果。

第三，陶老师说的平等的问题。对于平等的理解我有不同看法，平等是权利的平等，任何不平等都是歧视，也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刚才您特意强调政府充当市场准入裁判职责，很抱歉的是，政府也是由单个人组成的，他们并不掌握真理，另外，要是错了呢？而且事实证明，政府错的时候很多，而且很大，很多都已经变成灾难。市场经济还是需要无数市场主体通过不断的信息交流和竞争，最终以价格为信号，引导各市场主体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

最后我还要说那句话，一定要强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同时把各自边界中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实现建成市场经济的目的。

李怀：

我是东北财经大学教师李怀，今天听了各位发言我很受启发。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张五常提出的比较早，他认为用 GDP ，用地方政府业绩来解释。白教授也给出特惠制的解释。两位评论者老师发言，都给予了一种解释。我的博士生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种新的想法 “利益集团假说”。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很大力度支持经济发展，像陶老师描绘，支持力度世界各国非常罕见。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结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利益集团，他们有共同利益，既然有共同利益，政府为了获得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赵农：

白老师这个主题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之前好象没有用这样的框架来做。该文的解释力应该说要比原来更强一些，例如比原来的 GDP 锦标赛模型等。

首先，中国奇迹究竟到了哪一步呢？在人类历史当中能有多强呢？我认为这个有限，不要被夸大了。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一直到 1929-1933 年大萧条来临，也持续好长一段时间，甚至比咱们时间更长的高速增长，当然高速增长中间也有几次小波动。但是跟中国不同的是，伴随着高增长——无论是钢铁制造、石油、汽车制造等，是一系列巨大的创新。中国这个奇迹，虽然也有 40 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基本上就是一个模仿，哪个东西是我们搞出来，让世界效仿呢？所以这个奇迹究竟有多大？我们要客观对待。

第二个问题，这种高速增长本身的原因是要做很好的分析，我个人认为无论中国地方政府在当中发挥多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权重毕竟是有限。我的直觉是千百万穷怕了，对财富追逐而在有限自由条件下忘我工作的这些人带来的。这才是根本。其他的我认为都处在一个相对匹配当中。当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行为也能分出好坏，比如完全计划经济条件下，雇八个工人以上就是剥削，养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全部割掉，跟那个相比，咱们的政府比原来高明了很多。但是，不公正的、歧视性、产生过多社会成本的方式，应当视为经济增长的一种阻碍、削减的力量。所以，还要更多的呼吁把这种特惠转化成为普惠，把不必要的管制打掉，留下尽可能少的让政府必须管的事情。我赞同王小鲁教授的看法，不能再干下去了。特惠也许在普遍不能进入的情况下放一个口子，也就是部分自由，部分靠近市场体制，肯定不能比完全靠近市场体制。相比之下，虽有某种意义上效率的改善，但带来的不公正却对民营资本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也许是导致大量民间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的关键原因。

第三点，我感觉该文可能在逻辑上略微存在一些紧张。刚才讲地方政府很多官员，因为更多利益驱动，利益主要是为了地方能够发展的更好，能够有成就感。如果这些理由都是排序当中靠前的，他也就没有理由不主张采取普惠和解禁的方式。当然，有些地方政府确实如此。比如说深圳，盖章也许比其他地方少一些。另外，把需要盖章的材料凑在一个办公大厅里面来办，这样可以减少时间，因为时间本来就是金钱，这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种做法是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效仿了呢？也未必。因此，在这个利益驱动背后，中国的特惠可能有其比较深刻的文化背景，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化里，远近亲疏、内外有别、尊卑有序，不分出个三六九等，就感觉自己生存的没意思；感觉大家都可以一样，一视同仁，就感觉活的不自在。这个恐怕远远超出了利益和激励本身。所以很多改革的障碍，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利益、效率、正义，另一方面我认为来自于观念、价值观和其他方面的因素

。

我就谈一些我个人看法，最后有请白教授再谈谈。

白重恩：

各位的评论对我都非常有启发。首先赖老师这个评论，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也想说特惠是不利于创新的，因为在特惠中，企业是被选择的，是政府官员有能力选择帮助谁。政府官员有没有能力选择创新的企业呢？我觉得这是很难的，要选择那些有利可图的企业是相对比较容易，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是在追赶阶段，就是做别人 20 年前做的事就可以了。但是，要选择创新的企业，我还真没看到几个政府能选择创新的企业。比如说互联网，互联网行业里面成功的很少是国有企业，很少是政府选择。并不是说政府没试，我们任命邓亚萍去搞一个搜索引擎，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试了，我们也看到了，政府也看到民营企业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很好，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国有的把它搞下来，但是搞不定，真搞不定。创新不是靠政府行为就能组织得了的，我觉得这个很难。所以您说的特别对，就是特惠是不利于创新的。

您刚才提到名义制度和实际执行的差别，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刚才说我参加世界银行对这套指标讨论，当时我们主要有两个反对，我认为这套指标很有用，但是以后有一些修正。当时有两个反对意见，基本上是全体十个参与评论的专家共同认为要反对的，一个就是这个指标只描述了名义上是怎么样，不描述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跟名义真有差别。比如我们刚才说三年半盖完章，很多企业一年内就搞定了，实际中并不要三年半。就是要照章办事，什么人都不托，至少三年半，但是实际上他确实是很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区别特别重要。

您刚才说的另外两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一个就是说这是政府行为还是官员行为？我们在这个模型中没怎么区别这个，我同意您说的这个有差别，尤其说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的话，改变官员行为，你可以通过现在我们试图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是不是更难改变一些？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谈到收入分配，这里面我们以前更强调的是特惠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特惠制度下收入分配肯定不是很均匀，特惠对象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非特惠对象得到资源少一点，他必然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但是您问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会不会成为特惠制度的一个前提，成为特惠制度的一个基础，这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了。这个我觉得很值得探讨，就是特惠制度存在有没有一些前提条件，收入分配是不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觉得你提了很值得继续探讨的这些问题。

小鲁谈的都非常好，尤其谈到在资源比较短缺的时候，尤其是基础设施比较短缺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惠就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地方政府有动员能力把这个事做了，那时候我们基础设施回报也很高。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所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要投什么基础设施，有些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又很低，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就起到的正面作用相对减小？这是特别值得探索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我们现在这种过度竞争情况下，还有就是基础设施有过度建设的风险下，地方政府的作用可能就要重新思考。

陶老师讲的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跟李冰讲的有点接近，我们还是认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最终创造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政府在其中会起到作用，我也试图想说在不同的阶段政府能起到作用，我是想说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政府甚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它，什么事都做不成。但是，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它是不是还能起到增长主体的作用？这个要怀疑。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至少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先例政府成为很重要的创新的力量。当然政府会为创新提供一些基础设施，比如美国互联网的发展，他确实是由于军方的研究等等带来的。所以，政府的一些投入也创造了一些创新的动力，特别是创新的基础设施。但是，很多的创新确实并不是政府带来的。但是我不否认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在动员资源方面起到了正面作用。所以我们更想说的是，我们的研究带来的结论似乎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起的作用不一样，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您刚才讲到政府官员的激励，这个确实是很重要，政府官员的激励是我们整个文章的中心，问题是未来政府官员激励来自于哪？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李老师说的那些，我非常同意，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和企业，他们是创新的力量。因为经济发展最终的可持续的动力是创新，这个我觉得发展经济学中这都是共识，是大家都接受的结论。谁是创新的主体呢？我觉得是人和企业。

李怀老师讲的利益集团的假说和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没有读过那个文章，所以我不大好比较，我们想做的是把利益集团的假说能说的更细一点，在什么条件下这样一个第一集团能起到正面作用，这个条件又会怎么变，会不会他到了一定阶段正面作用就减小了，负面作用变得更大，什么条件下正面作用比负面作用大？我们想把这个说清楚，但是这个很难说清楚，我们至少是尝试着说。

然后，赵老师说的，确实可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一定暗含腐败是润滑剂，但是这不是全部的故事，因为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是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起到润滑作用，但是任何情况下它有两面的作用，我们想说在一定条件下正面的作用、润滑剂的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但是过了一定阶段以后，可能就是负面作用大于润滑剂的作用，这是我们想说清楚的。

然后，您说的我前面讲到地方政府官员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成就感，这一点我觉得和他们不支持普惠并不矛盾，就是这种成就，比如说我是我们系的系主任，我认为我是挺大公无私的，我在招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是一定要招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要研究能力强，未来 20 年他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带头人，能在这个行业中站得出来，成为一个顶尖的人。但是，我跟其他老师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老师强，其他老师不一定同意，这个时候我就是希望推动我认为好的那个人，这就是我的好恶。所以在这种有好恶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人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得到认同，自己的想法能得到执行，他跟腐败不完全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领导说的，我跟他讲这个故事以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每个人都有好恶，即使焦裕禄也有好恶，种泡桐树并不是对每个地方都最好。三句话就把我文章整个总结了。就是每个人都有好恶，即使没有腐败，他仍然是为了好恶，他会要保持这种特惠政策。就像我说我做系主任，我要对招聘做一定影响，因为我有好恶，我希望招聘最好的人，尽管没有任何人贿赂我，但是我仍然希望我能有这个影响力。但是，这个好恶，是不是我的影响力就和这个系的利益、和院的利益一致呢？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不一定一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有制度，每招聘一个人要全体教授同意等等。但是我仍然享受我这个权力，尽管我认识到我的局限性，但是我仍然希望我的话语权比别人大一点。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好恶，我用另一个话说就是成就感，做了一件事，合我的意，我就认为这就是我得到了满足。所以我们那是有点这样的想法。我确实是跟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谈，也跟中央政府官员谈，我确实感到很多人很有抱负，真是很有抱负，但是即使这些人有抱负，即使谈想为国家做好事，想为地方做好事，我们也不能完全不限制他的权力。就像我一样，我认为我自己招聘的时候是完全出于公心的，但是我仍然认为设立一个教授委员会，所有招聘决定都由教授委员会投票决定很重要，否则我的好恶会太强烈的影响这个结果，而我的好恶并不一定能和学院的发展、经济系的发展是完全一致。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仅仅是腐败，还有超出腐败的东西。

谢谢各位。

赵农：

今天活动到此结束。谢谢白老师，也谢谢各位评议人，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