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干得好，市长更容易升迁，但市委书记并未从中收益
民生干得好，市长更容易升迁，但市委书记并未从中收益
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建设，并据此调整了干部考核和任用制度。复旦大学的左才研究发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越来越重视中央政府倡导的民生导向。在民生建设方面表现较好的市长，获得升迁的概率明显增加，但市委书记则并未从中受益。
民生转向
在党委组织部的干部考察中，除了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主要指标是“德能勤绩廉”。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民意调查和上级评价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实绩分析。经济增长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这导致GDP主义盛行，使地方政府容易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等社会民生领域。
为完成2020年进入“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胡温执政期间特别强调“科学发展观”，将民生提高到同经济增长相当的高度。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在2006年调整了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对19个省69份政策文本的分析显示，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等目标被纳入考核范围。它们的权重也增加了，有些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此外，一些省份还依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实施差别化考核，使民生导向得到进一步强化。
此前研究显示，经济和财政绩效以及与上级的关系，是决定官员晋升的两大关键因素。民生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是否会改变地方官员的晋升逻辑？
市长和书记不同
研究者收集了2003-2010年20多个省近280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了市领导晋升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将中小学师生比和每百人注册医生数的增长率，作为衡量民生绩效的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数据易于获取，且被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至于经济绩效，则以任期内人均GDP增长率来衡量。区别于以往逐年分析官员绩效，研究者以官员任期为分析单位。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考虑了市领导与上级的关系。如果市领导同省领导是同乡、校友或前同事，那么就视为有派系关系。由于分工和职责不同，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考核和晋升标准可能不同，因此分开进行分析。
在排除了城市的级别、人均GDP，官员的年龄、学历、民族、任期，以及省份的人口规模和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以后，研究者发现市委书记和市长是否擢升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对于市委书记来说，经济和社会绩效都没有显著影响，与省领导的私人关系是晋升的关键。人均GDP与其晋升概率呈倒U型关系，即：在中等发达水平的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更容易获得提拔。城市所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市委书记的晋升概率越大，一定程度上也支持经济绩效的作用。
对于市长而言，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影响其升迁，而社会政策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晋升机遇。平均来说，教师和医生比例每增加10%，市长的升迁概率约提高5%。此外，越是民生水平较高的地区，民生绩效对市长晋升的影响越强。
年龄与市长晋升呈倒U型关系，年龄在46岁左右的市长最占优势。城市级别和市长升迁显著正相关，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市长比一般地级市的市长更加得到上级重视。
地方政府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调整了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以突出民生政策的重要性。但是市委书记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但市长则可以通过加强民生建设而从中受益。这说明党政领导的不同分工和职责，使地方官员的升迁只是有选择地受到影响。
不同地区对民生政策的重视差别较大，并影响地方官员的激励偏好。越是民生水平较高的地区，对社会政策的政治激励程度越强。这可能导致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差异进一步拉大，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待探究。
参考文献
- Zuo, C. V. (2015). Promoting City Leaders: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Incentive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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