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上路：“我们”要取缔“摩的”？
无权上路：“我们”要取缔“摩的”？
政见观察员 谭宏泽
“摩的”在不少中国城市中都不鲜见。近年来，不少大城市在禁止摩托车市内通行的同时，顺带宣布各类“摩的”违法违规。政府取缔“摩的”正当合理吗？
表面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摩的”危险、混乱且不好管治；“我们”都知道取缔“摩的”好处极大；“我们”都能感受到取缔“摩的”后道路规范、安全与舒畅。等等，果真如此吗？那个“我们”到底是谁？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钱俊希 近日在Urban Studies发表论文，分析广州三大主要报纸《羊城晚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在2002年至2006年，也就是当地全面取缔“摩的”前的报道和社论文本，并辅以27个深度访谈，探究取缔“摩的”的政策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执行。
“摩的”如何成为众矢之的？
研究者发现，四年时间里，当地政府通过三个方面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确立取缔“摩的”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首先，通过“道路安全问题化”为治理“摩的”正名，大力宣传“摩的”带来的道路安全事故，用大量统计数字确立摩托车的“马路杀手”形象。然而，这一过程既缺乏对所谓“摩托车事故”的明确界定，更没有对事故责任的划分。只要事故中涉及摩托车，不管责任在谁，报道中全都算作摩托车的“罪证”。
第二，不断强调摩托车与“高效、合理的现代化大都市街道”形象不符。大量报道援引某项来源不明的研究，声称“城市现代化程度越高，市内摩托车数量越少”。
最后，把摩托车与犯罪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路边骑车抢劫。由于类似抢劫案多涉及从农村搬迁到城市的嫌疑人，摩托车因此还与“农村人”强化了联系。
真的有“取缔摩的”共识吗？
研究发现，2007年全面“禁摩”前，各大媒体和政府会议频频讨论摩托车，但几乎从未听到那些靠“摩的”为生的人们发出什么声音。这些人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久，其利益不在地方政府考虑范畴内。同时，出于在社会上营造“共识”的目的，“摩的”经营者及其家庭的声音自然难以获得充分表达。
例如，当时某政府研究部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广州市民支持“禁摩”。这份研究的问卷设计颇具“技巧”。在受访者中，只有34%的人使用摩托车。在这34%的摩托车使用者群体中，超过六成人反对“禁摩”，但放到所有受访者群体中只占20%，属少数。
另外，这项调查称，广州摩托车使用着中只有不到一成人靠经营“摩的”为生。事实上，统计根本没有纳入那些来自农村的“摩的”驾驶者们，由于没有牌照，这些人不在调查对象中，但从数量上看，他们才是真正的“摩的”驾驶员主体。
通过对取缔“摩的”实际操作的观察，研究者发现，地方权力部门，特别是警察部门，与其说是要彻底清除“摩的”，不如说是要达到形式上的“震慑”，让“摩的”不要太“猖狂”。故而，多采取运动式的集中打击，构成了“摩的”驾驶员和警察之间的猫鼠关系。
冷漠的“客观话语”
“摩的”禁与不禁，表面上看是技术和道路安全问题，实质却关乎权利与权力。
在话语建构和实际治理中，重要利益主体，即靠“摩的”为生的人，一直缺席。在“屡禁不止”的背后，隐含着当下中国城市交通某些刚性需求难以满足的现状，也透露了城市中的农村移民无一技傍身，在生活中因遭到排斥而带来的深深无助与无力。
这种排斥比直接的歧视和侮辱更可怕，它藏在看似客观、科学、中立的话语体系背后。这种体系下，遭到排斥的人甚至无法搞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莫名其名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
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说：“太难受了，我根本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他们（警察）为什么这么恨我们，我们不过是讨生活而已，也没害谁。”从某种程度来说，“禁摩”看似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反映了某种阶级区隔的新雏形。政府要成为这种雏形的助推器吗？
参考文献
- Qian, J. (2015). No right to the street: Motorcycle taxis,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unruly mobility. Urban Studies, 52 (15), pp. 2922–2947.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