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能拯救中美关系吗？
保尔森能拯救中美关系吗？
在基辛格之后，哪个美国人最有希望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保尔森恐怕是当仁不让。
早在1990年代，保尔森就与高盛公司一起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保尔森又来到北京力挺中国。在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他推动建立的“战略经济对话”（SED），眼下仍是中美间最为重要的对话机制。保尔森还高度关注中国的环保事业，在节能减排及濒危物种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卸任财长后，保尔森依然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影响力。除了以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的身份多次访华外，他还频繁就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议题著书撰文。保尔森于今年4月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就全方位回顾了他二十多年来与中国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的交往经历。
这本书按照他自己的经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高盛时期，保尔森回忆了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企领导层既合作又对抗的微妙关系，以及如何在这种微妙关系中帮助一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并如何处理广国投破产等一系列危机事件。第二部分是担任财长时期，重头戏是如何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第三部分是在卸任之后，保尔森记录了自己成立基金会，与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联系，并参与到中国新的改革进程当中。
保尔森在书中记录了不少制定政策时的心路历程，以及与中国顶层政治精英交往时的趣闻轶事，这也是此类政治回忆录的精华和趣味所在。比如，为什么要建立战略经济对话？保尔森给出的答案是：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国安会甚至司法部等分头把持，每个部门各管一摊，各自有部门利益，而且对中国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美国释放的对华政策信号混乱，中国很容易误解美国的政策意图。在同意出任财长前，保尔森向小布什提出的诸多条件中，就包括由他本人牵头建立跨部门的对华政策对话机制。为此，保尔森还亲自做时任国务卿赖斯和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工作，换取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战略经济对话的支持。
从书中的一些小故事可以看出，保尔森对于中国政治的确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政策手段上也有充分的灵活性。确定建立“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保尔森苦于没有合适的渠道，无法准确向中方传递这一政策意向。恰好在2006年的7月份，“大老虎”周永康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保尔森并不管安全事务，不需要与周永康在美国见面。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周永康当时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破例约见了周，并正式向其提出了建立战略经济对话的构想。周永康回国后将这一构想汇报给胡锦涛，胡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推动下，第一次中国战略经济对话在当年年末成功举行。通过这一对话机制，保尔森几乎主导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这本书的结尾，保尔森还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几条政策建议。尽管有些建议并没有超过美国现有的对华政策框架，比如敦促中国增加透明度、鼓励中国更多遵循国际规则等，但“帮助那些帮助我们的人”、“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安排更好的席位”以及“避免意想不到的问题，找准机会实现政策突破”，无疑是保尔森二十多年来与中国打交道的切身经历和体会的总结。
读完这本回忆录，人们很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保尔森现在依然在任，他能够拯救当前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吗？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抛开奥巴马政府的“小圈圈”决策机制不谈，中美关系能否向好的方向发展，取决于两国间实力对比，更取决于是否能够用善意的眼光看待彼此，以及是否对未来两国关系有信心，这也正是当前中美关系中最为缺失的部分。保尔森提出要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安排更好的席位”，但事实上，不管美国是否有意安排，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另起炉灶”，其根本原因还是对美国的不信任。而美国在中国周边不断构建同盟体系，甚至亲自上阵部署军舰飞机进行巡航侦查，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不信任感。
不过，凭借保尔森对中国的理解，以及在中国的深厚人脉，或许有助于两国在危机时刻建立迅捷高效的沟通渠道，便于双方领导层“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恐怕也是保尔森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Paulson，H.M. (2015). 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All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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