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良：每一个人都从己做起，照亮所在小地方
谢谢天则所提供这么一个宝贵的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时隔一年，这是第二次又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新年期许，非常感谢。
首先我想说一下，为什么要提这个期许，我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我曾经有一个别墅，这个别墅区曾经被纽约时报报道过，叫“北京郊区的美式小镇”，容积率只有 0.2 ，山清水秀，没有雾霾，环境非常美。
那儿的业主大部分都是北京的成功人士，医生、律师、大学教授比例蛮高的。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所谓成功人士的社区，知识分子聚集的社区，有钱任性的人，甚至没钱也任性的人比比皆是。开发商野蛮开发、污水直排、和当地政府共谋土地财政的短期行为都客观存在。为了保护环境的美好，必须要建立制度文明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为了建立这个制度文明，我和我们别墅的一百多个志愿者，历经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建立了业委会。现在这个业委会已经运转了三年多了，中间也经历了间接选举、直接选举，换届两届，现在还在正常运转。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切身的感受到，我们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说的多，做的少。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但求无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得过且过，这在中国特别普遍。就像我有一些邻居，包括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唱诗班，唱圣歌的、信基督的，很多人也是只说不做，或者希望别人做，自己坐享其成。
章士钊百年前即撰文写到：日本和中国同在东亚，之所以比中国强，就是能行。至于知识，以言旧者，日本都是从中国来的，以言新者，中国比日本开通的早，科学思想，不要说明朝的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李之藻译《谈天》诸书，即上海制造局所译各书皆在日本之先，何以日本强而中国弱呢，其关键在于能行与不能行而已。中国不能行，虽知也不算知。
茅老刚才讲，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大家的想法，我非常赞同。中国人是能说，不能行，侠客精神在中国是稀缺异类。人家总是说你无利不起早。
国人这种说的多做的少的通病很久了，从孔夫子开始就希望贤人政治，难道贤人会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贤人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吗，难道贤人就不会变成坏人吗？墨家就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孔子之后的儒家主流也是注重道德说教而不是行动，寄望于圣贤而不是自己将它付诸实现。这其实是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教育只能培养帝师，但培养不了领袖的重要原因。好不容易有两个落第秀才造反，也是还没有成功就窝里斗。宋朝朱熹也是主张知先行后，所以后人可以以不知为借口而永远不行。这种情况到了明代王阳明才有所改善。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不可能分开。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做的过程就是知识的应用与深化过程。“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如果将知与行分开，就不可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
比如说从学习理论的角度来讲，自适应学习就是例中学、做中学，这也是为什么陶行知讲知行合一，比如号称知道孝，而不做，能说知道孝吗？我们中国社会这种只说不做的文化，导致产生了大量的双面人。满嘴巴仁义道德，满脑子男盗女娼的人真的不少。中国词讲得好，感动、感动，有感而动。感而不动能说是真正的感动吗？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活着而不动能说是真正的活着吗？弟子规也是先讲入则孝，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最后才讲“余力学文”。正是“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 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说成人是知御行，认识规律是知行律。儿童是行知律，因此生本教育不适合成人。有关实验结果已经证明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对。
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革命和改革都是行动。革命是一种暴烈的行动，改革是相对温和的，持续渐进，生产力逐渐积累的行动。
我期许大家都来实践知行合一，通过相对温和的行动建立不断纠错的机制，才能避免由于矛盾不断积累，总爆发所导致的破坏性极大、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基本在原地打转的暴烈的行动，只有避免这样，整个民族才有希望逐步前进。所以我期许每一个人都从己做起，照亮所在小地方。
我去年的新年期许，是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为此，我来到了耿丹学院。我期许通过自己和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够照亮耿丹学院。经过一年的努力，耿丹学院已经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三大任务、两个支撑、循环 PDCA 迭代改进的教学质量提升战略。因为教育服务主要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
这三大任务，第一就是不断改变每个课堂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第二，整个课程群要优化。第三，是同学们在大学四年的过程服务要优化。也就是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多条发展路径。给予学生个性化培养、适合的教育。
所以我期许，耿丹学院全体师生能够共同努力，在每个教学周期实行 PDCA （计划、实施、检查、后续行动）的持续迭代改进。把耿丹学院打造成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
我还期许中国的民办教育能够后来居上，跨越式发展。三个机遇的出现，使得这一期许可能成为现实。
第一，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产业对教育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引领。过去比如说 50 、 60 年代， 30 、 40 年代基本上是大学向社会输送技术，现在不一定了，很多技术是产业界向大学反馈。所以旧的知识结构被淘汰的周期也加快。教师更重要的是发挥引导、指导、教学过程服务作用。激发同学们主动学习、学会学习，创造默示知识而不仅仅是传授明示知识。
其二，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科技对学习造成破坏式创新的机遇。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 mooc 资源大量出现。优秀课程已经不再是紧缺资源，各教学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演化为消化、整合优秀课程资源的能力。
其三，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版）和即将出台的慈善法，将能够使得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阳光照亮教育领域。我期许教育市场化进程可以加快。民办教育能够被公平对待。政府可以采取采购公共服务的方式招标购买民办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公共教育服务。
最后，我还期许耿丹学院的学生能够增强主体意识，负责任意识，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要有责任感，有修养；外王，就是要掌握就业或者创业所必要的知识，增强再学习能力、表达（写作、思维、理解）、沟通、合作、时间管理等可迁移的核心能力。真正成为建设契约、环保、民主社会的公民。照亮他们将来所去的小地方。
谢谢大家！
[ 丁晓良 工学博士、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副院长、人文社会科学系主任、基础学科部主任。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1 月 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 2016 「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
2016-1-21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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