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和国家观
以前年年期许，年年落空，所以今年有点思想矛盾，犹豫还要不要来，因为似乎期许得越多，得到的越少。记得去年章润教授的期许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一年过后，这种恐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剧了。现在动辄到处抓人，光是律师就抓了不少。哪天我们不再有期许，也许反而会好起来。反正现在我对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期许。当然，我说的这个“国家”是打引号的，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最近网上流传“赵家人”这个称呼，体现了民间意识的变化。对于“赵家人”，我们是没有什么期许的；他们也许有他们的期许，但不会接受我们的期许。事实上，我们的不安全感首先是来自于他们，他们是这个国家不安全的源头。我们还向他们期许，不是很奇怪吗？
当然，期许还是要有的，但与其期许他们，不如期许我们自己。我们要有自己的期许。与其期许别人，不如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国内自由派确实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导致自由派内部不团结，人为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相比之下，中国左派却显得很团结，同一拨人整天聚集在一起。自由派则天生的一盘散沙，甚至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经常有一些摩擦，譬如去年柴静视频就引发了自由派内部的对骂。我觉得，自由派自己可以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更好一点，避免一些无谓的争端和误解，也减少一些授人以柄的口实。首先，不妨从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说起。自由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自由派有没有、有什么价值观、道德观、国家观？
前段时间在微信上，一些青年学者和律师反对“德治”这个概念。大概是一个中央文件提到了德治，他们很反感。其实，“德治”这个概念虽然弄不好会出问题，但也不宜简单反对，尤其不能给社会造成一个印象，好像自由派和法律人都是反德治的，也就是反道德的，都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如果社会造成这种误解，和自由派不谨慎的表达也有关系。不少法律人都钟情于法治，却敌视德治，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事实上，德治和法治当然是完全可以兼容的——不仅兼容，而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美国法律界极重视职业道德，对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采取“零容忍”，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德治，法治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历代法家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的根源，在此不赘述。
当然，法律人的主要担心不在“德”，而在“治”，害怕德治变成政府以德治民的工具。只要概念清楚，这个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法治”不也有同样问题吗？法治究竟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政府？不论政府自己怎么样，我们公民当然是坚持第二种理解。人民自然也要守法，但“法治”的重心绝不在人民守法，而是政府守法；即便治民意义上，“法治”的意义也体现在政府必须依法。“德治”为什么不能同样理解呢？以德治国既可以体现为一种社会哲学，也可以指政府治国方略。我支持前一种，反对后一种理解。人民可以用道德要求自己、他人和政府，但政府没有权力用道德要求或教育人民。即便都是“治”，德治和法治也都应该被理解为治政府，而非治人民。
今天在中国追求法治、追求自由，其实就是最大的道德；中国法治不彰，权力和自由时而受到公权侵犯，也是因为人民缺乏道德勇气。也许和法治相比，德治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德治的境界比法治更高；现在政府连依法治国都没做到，谈何德治？然而，没有起码的道德，法治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没有道德底线，根本不会把违法当回事；人民没有道德底线，也不会有勇气去推动法治。今日中国的讽刺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大谈“德治”，而一群有道德良知、有勇气担当、不怕风险、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却总在反对“德治”。这不正常，也没必要。
事实上，德治并不损害自由主义，而是完全可以帮助自由主义，因为在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国家，人民总是游走于法律边缘，一旦跌落法律底线就由国家出面惩治。这样，纠正社会问题的力量只能来自国家，自由主义也就蜕变成法治主义，进而蜕变成国家主义，于是就自相矛盾了。如果人民有道德，那么他们自己就能管理得很好，国家得作用自然就小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认同天则所同仁的努力，儒家和自由主义学说确实可以衔接起来，尤其是主张人性善的孟子学派。既然人性善，人人可以自我管理，国家就不需要行使那么大的权力。这样的学说可以为自由主义提供人性基础。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显然不等于道德虚无主义。孟子儒学生成的自由主义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正是因为人性善，把你当好人对待，也就自然用好人的标准来要求你。当然，自由主义变种很多。如果在人性善这个方向再进一步，如果人性善不只是一种潜力，而是一个事实，像道家主张的那样，小国寡民完全可以自治，无需政府管制，那么这个版本的自由主义就接近无政府主义了。但这是自由主义的极端，一般意义的自由主义只是主张小政府，而非无政府。
不论哪种倾向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观都共享某些特征。首先，自由主义可能只坚持某种底线道德，可能会用社会秩序与繁荣等实用主义标准来设计道德规则，一般不会教条地为了道德而道德，但自由主义者对于道德的态度应该是坦率、诚实和认真的——因为他用不着“装”。有的左派会装高大上，要牺牲自己、“为全人类的事业奋斗终生”，但是言行不一就成了伪君子。正因为自由主义只是坚持底线道德，譬如尽量不说谎、不做违心的事、不配合公权作恶，一般人都能接受这些道德底线，而且为了社会福利必须践行这些底线，因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是真诚的。当然，也有号称自由主义的人认为人性恶，所以破罐子破摔，言行没有道德底线，但那些只是小人而已，和自由主义没有关系。
其次，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应该主要是针对自己的。道德伦理是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而不是要求或谴责别人的工具。儒家也讲求朋友之间相互“责善”，但即便如此，也是在充分“反身而诚”之后，不能不诚实反省自己就对别人挥舞道德大棒。最后，尤其重要的是，道德问题是纯粹的社会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不允许国家干预。和法治不同，德治只能是“软约束”。人民之间可以通过说理、训诫等方式相互责善，也可以用道德标准要求和批评政府，但是任何人不得借用公权力作为武器来解决道德问题，国家没有权力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和管束。事实上，道德教育的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和监狱囚犯，任何正常的成年人都无需接受其他人的道德说教。
最后这一点是政治自由主义不可弃守的基本底线。真正的道德观念只有在自由交流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绝不可能通过国家强制和灌输来实现。这也是我对当今某些新儒家的担心所在，近日又有报道，中央政治局在学儒家思想，似乎又要让新儒家们欣欣然。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在帮助儒家。恰好相反，政府帮助对于任何思想的正常发展都是有害。就好比国企靠政府输血，反而害了它；一开始不用和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后来就不能平等竞争，因为完全失去竞争力了。真正的思想学说是用不着政府扶持的。如果我是儒家的话，当然我会一方面坚守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也会旗帜鲜明地主张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这样不仅对别人好，其实长期而言也是对自己好。千万不要和以前的儒家那样，希望政府来认可它的正统地位，然后独尊儒术，这样就重蹈覆辙了。
除了道德观之外，自由主义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观。现在“五毛”经常骂自由派，好像自由派都是“汉奸”、“卖国”，都不在乎国家主权，领土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前段时间我已经写过一篇评论，驳斥了这种抹黑。国家观和道德观类似，左派们也有许多假大空。国家主义“放眼国际”，不看国内矛盾的根源，连法律统一、平等对待自己的国民都做不到，可见这种“主权统一”是何其虚妄。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国家当然很重要，唯独我们追求的主权是属于人民的主权，我们追求的统一是建立在法律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的统一。
其实，自由主义不仅重视国家，尤其重视如何保证国家是“我们人民”的，而不是“赵家人”的，而且主张在此基础上建立大国，越大越好。美国联邦 1788 年建国的时候，就清楚体现这一思想。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民主国家。“孟德斯鸠定律”曾经预言，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能搞专制，不能搞民主，因为民主成本太高，技术上不可行。只有小国才能实行民主，但是美国人不愿意建立小国民主，因为那样容易产生“多数人暴政”。就像中国村选举那样，规模小、利益结构单一，容易出现“大姓统治”等问题。美国为此发明了联邦制，打破了“孟德斯鸠定律”，证明大国也可以搞民主，而且大国民主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因为国家越大，利益越多元，“多数人的暴政”越难发生。联邦大国能有效防止任何一个宗派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民族之上，因而最有利于保护个人自由。
我一般不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引起误解。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立宪主义，因为宪法包含了自由、民主、法治等各种要素。它们之间可能有张力，宪政就是一种权衡。权衡过后，许多问题就成了伪问题。今天自由主义阵营内部还有许多内耗，还为许多伪问题争论不休，譬如民主优先还是法治优先，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起来讨论更有意义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现实困境的问题。自由派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道德观和国家观，真诚地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坚持自己的大国立宪主义。我们重视主权统一，甚至也支持领土扩张，只是我们所说的主权是人民的主权，统一是法治的统一，扩张是自由、自主、自决的扩张，不是靠武力把别人的土地抢过来，而是要让自己优越的制度把别人吸引过来，让各方心悦诚服地归附我们。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当然还差得太远，所以首先要“修炼内功”，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如果新年有所期许的话，就让我们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大国。
[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1 月 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 2016 「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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