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和新加坡各有招数

2016-02-04 作者: 杨鸣宇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和新加坡各有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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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而言,日常的、比较轻微的民怨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也会威胁稳定。最近两篇研究文章分别以中国和新加坡作为案例,研究了政府如何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 </br>

中国:大调解

在第一篇文章里,笔者 (北京大学博士生杨鸣宇) 以近年推行的 “大调解” 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所谓的 “大调解” 机制,简单而言就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把本来分散于司法、公安和信访等部门的维稳功能进行整合和集中利用。

概括而言,“大调解” 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不同部门的维稳功能得到了集合,相互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共享资源。其次,它强调对社会矛盾的事先“预防”而非事后“压制”。最后,它的出现使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矛盾时有了更多的策略选择,从而可以较少依赖强制手段,而是用更为 “软性” 的方式进行维稳。

那么 “大调解” 具体是如何执行的呢?通过对上海一个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室进行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笔者指出:普通市民愿意使用大調解,是因为它的确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上的纠纷。

而工作室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则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工作室本身就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期望它能够成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 “中介”。也就是说工作室的存在使市民在有怨气和问题的时候可以先找工作室帮忙,而不是去上访。由于工作室是 “大调解” 的一部份,根据纠纷的性质可以快速的通过 “大调解” 内部联动机制找到解决问题的对应部门。由于这些纠纷大都是较为琐碎的日常生活问题,通常都能得到比较快速的解决。

另一方面,工作室也是一个“监察者”,由于它处于最基层的街道单位,这使得工作室对于附近小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到那里有 “潜在” 的社会矛盾。这使工作室往往可以在矛盾上升至上访或街头抗争前就介入,做到 “大调解” 所希望的事先预防。

新加坡:议会接见选民

在第二篇文章里,埃默里大学的博士生 Elvin Ong 同样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新加坡的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Meet-the-People Sessions) 制度。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是一种类似民主政体的议员选区服务。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和地点里,新加坡的议员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接待市民,帮助他们解决各种诸如租住公共房屋、加快移民申请、豁免交通费用等日常生活问题。

研究者指出,这样的议员服务发生在新加坡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众所周知,新加坡虽然有竞选,但是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明显有利益人民行动党。因此自立国以来,人民行动党从未丧失国会大多数议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还会要求议员积极服务选民呢?

研究者认为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制度可以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建立一种议员或者说政府的常规性交流机制。议员可以通过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了解到社会存在那些不满,从而把信息反馈给政府,使政府得以及时调整或制订新的政策进行应对。

第二,“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也是一个人民行动党整合和训练党员的理想场合。一方面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需要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帮助,这些志愿者往往是来自新加坡最好的大学的学生。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因而就可能作为他们参与到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的工作性质要求它需要和人民行动党的地方分支进行合作。换言之,“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成了常规的政党动员训练。它使不同党员,甚至是不同党支部之间始终处于紧密的联系,这可以避免因为长期执政而出现组织涣散问题。

第三,“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也给了人民行动党机会去展现自己的实力。考虑到人民行动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绩效上的。因此必须时刻给予选民“看见得的好处”。如果说四、五年一次的选举承诺有点 “虚”,那么每周一次的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就给予了切实解决人民问题的机会,从而持续地建立管治的威信。

尽管 “大调解” 和 “议会接见选民活动” 这样的补充性机制有助威权政体的稳定。但 Ong 在结论中也写道,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它们是 “威权韧性” 的必要或充份条件。与 Ong 观点相似,杨鸣宇也指出 “大调解” 制度虽然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多手段应对社会矛盾,但是 “大调解” 机制亦无法解决政治参与的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很多超出了日常生活问范畴的社会矛盾 (比如环境纠纷) 恰恰是由于决策中缺乏政治参与引起的,这类问题是无法透过 “大调解” 解决的。长远而言,“大调解”也不能取代法治的建设。

参考文献

  • Ieong M.U., The development of grand medi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regime resilience: The Li Qin mediation office, The China Review, forthcoming
  • Elvin O.,(2015),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constituency servic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 , 36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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