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叫魂》，孔飞力还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除了《叫魂》，孔飞力还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现代中国的起源》均是中国近代史学生绕不开的经典作品。更少为人知的是，除了这些经典的学术著作，孔飞力还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组织领导者。
他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近七年之久（1980-1986）。在孔飞力的领导下，费正清中心逐步成为西方最重要的东亚研究中心。薛龙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一书回顾了费正清中心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也能借此回顾孔飞力任期内费正清中心的发展。
树人：建立博士后项目，扶助青年学者
就任费正清中心主任之初，孔飞力即开始推动费正清中心博士后项目的建立。
此前，费正清中心也有学者访学项目，但在费正清的操作下，该项目一度成为费正清资助自己学生出版著作“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而随着后期资金紧张，这项资助更多地用以资助教师的研究，青年研究者难以获得这笔资助。
在1980年代，美国高校的就业市场竞争极为激烈，年轻人无法觅得一份满意的教职。孔飞力发现，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只能到二三流大学去谋求一份教职。而且，虽然这些大学的正教授往往只有一本著作，却要求年轻人完成两本著作才能入职。这样苛刻的条件让许多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离开学术圈。
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孔飞力从1980年起在全美招聘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年轻学者，进入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希望帮助年轻学者维持与学术圈的联系，支持他们在博士后期间出版著作并能最终找到教职。
在孔飞力执掌费正清中心最初的几年，费正清中心将绝大多数经费都用于这一项目。此项目亦成为当时青年一代的杰出学生的首选，项目开始的第二年，孔飞力即感慨申请者素质极高，从中挑选入围者变得非常困难。
找钱：摆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局面
也正是在孔飞力的任期内，费正清中心实现了从完全依赖短期资助到建立了长期发展基金。
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国国内对于区域研究的资金支持日渐减少。费正清中心最大的“金主”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都削减了资金的投入。在七十年代，费正清中心的资金捉襟见肘，傅高义（1973-1975年担任主任）和霍亨夫兹（1976-19798年担任主任）都曾感叹，费正清中心的资金只能维持中心“在最低水平上维持运转”。
为了解决这一情况，费正清中心希望设立一笔大规模长期发展基金，以解决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资金状态。当时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王安，成为费正清中心的“救世主”。1982年，王安一次性为费正清中心捐赠了一百万美元，为费正清中心长期发展基金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据说，当年哈佛校方排出了一个高层代表团乘坐牌号1636的哈佛校长专车去拜访王安，在见到王安之后只是一阵寒暄，王安便单刀直入地问：“你们要多少钱？”哈佛的代表团没想到王安如此直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位代表团成员回答说：“大概需要一百万美元吧。”没想到王安一口应承下来，当场给三位代表签下了一百万美元的支票，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
在孔飞力任期结束时，费正清中心长期发展基金总额达到200万美元，而这一模式也被孔飞力的继任者马若德延续下去，并大获成功。在孔飞力结束任期十年后的1996年，费正清中心长期发展基金的年收益就达到了46万美元，中心发展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研究：补上费正清中心的短板
在孔飞力的任期内，费正清中心的研究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著名的哈佛当代中国书系（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的出版工作得以展开，王德威、裴宜理、傅高义等人都曾担任这一系列图书的编辑；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韩国研究所也在1981年成立（于1993年脱离费正清中心独立）。
后者尤其值得一提。此前，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集中在日本和中国，虽然时有举办关于朝鲜半岛的讨论会，但并没有成建制的研究编制。韩国研究所建立之后，费正清中心的东亚研究格局逐步完善，大量韩国研究的著作在费正清中心的资助下出版，费正清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东亚研究”中心。
可以说，孔飞力任期内费正清中心迎来了“划时代”的发展，这既与时代有关，也离不开孔飞力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在孔飞力的领导下，费正清中心渐渐摆脱了费正清的个人色彩，真正成为具有长期发展力量的区域研究重镇。
参考文献
- 【美】薛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欧立德审，路克利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