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曙目的巨大成就，可说是近一百多年来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事件。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摆脱贫困成为富裕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还不得不经受贫困之苦。而中国在不长的 30 多年中，从人均 GDP 排全球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水平，已经面目全非，名符其实地成为“新中国”。因此中国模式能不能在其他国家推广，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未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到底，最终成为发达国家，还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发展成功的起点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迷信，接着又有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从此全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道路。在此之前是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浩劫的文革，中国人民未必能够幡然觉醒，认识到封闭和迷信的错误，毅然决然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从更远的历史回顾来看，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唯一的一段和平建设时期。过去不是各国列强欺侮中国，就是中国不争气，自己人斗自己人。中国人积郁了一个多世纪的建设热情，至此有了表现的机会，因而迸发出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这一段历史不但在中国历史中是罕见的，在世界的历史中也难得发生。所以想要别的国家模仿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
中国 30 多年的高增长还有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促成，也不是别的国家能够模仿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国家集中掌握大量资源。如果领导人错误滥用资源，就会造成国家的灾难。相反，如果领导人恢复理智，合理安排资源，就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条件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能够做到的。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虽然也能够完成，但是耗费时间极长。试比较印度和中国在电力和交通方面的建设，就能明显地得出结论。电力和交通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印度（以及埃及、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缺电、缺交通已经几十年。新德里的高档宾馆都要有自备发电机，以应付没有预告的供电中断。而中国从来没有缺电、缺交通。
区别在于，这是国家兴办还是市场中的私人兴办。基础设施从顺利建成到投入使用，牵涉到征地、收费等大量交易费用。印度人用电不缴费，坐火车不买票，已经成了习惯。要一个个地说服缴费、买票，要花费巨大的交易费用，靠市场是很难成功的。在这些民主国家里，政府的命运掌握在百姓手里，怎么敢对百姓发威？而在中国，从来没有用电不缴费、坐火车不买票的事。在公路建设方面，中国也远远走在前面。 2014 年中国就有 12 万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印度只有区区几百公里。如果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也算基础设施的话，印度也非常落后。那里的商业主要靠小商铺和摊贩。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数不清的超市，甚至在村镇超市也不少见。超市靠信用立足，明码标价，没有讨价还价，解除了买方怕上当受骗的心理负担，使得交易容易成功，极大地节约了交易费用。超市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面貌。可是印度还在摸索之中。
为什么在中国，政府能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别的国家不行？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有钱。一般的民主国家政府都是穷的，往往还欠了大量外债。根本没有力量从事非常花钱的电力、道路等的建设。那么中国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看国民收入的分配了。从经济学我们知道，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GDP 分配给了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资源（主要是土地，其次是矿山）。其中劳动所得就是工资，全部归了个人。资本所得就是利息和利润。中国的情况是，存在国家资本（国企）和私人资本（民企）。国家的资本所的归了国家。在别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里，资本所得也全都归了百姓，而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归了国家。最后，资源所得几乎全部归了国家，因为土地和矿山是属于国家的。所以中国国家得到的分配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中国政府特别有钱的原因。
中国政府特别有钱，或者相对而言中国百姓分配得比较少，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许多特点。首先是非常高的储蓄率，也可以说是非常低的消费率。百姓所得大多用于消费。百姓所得较少，必定是消费比较低。政府所得都用于投资（由储蓄转换而来）。政府所得高，必定是投资高。中国的储蓄占了将近 GDP 的一半。所以中国在经济起飞时从来不缺资金，蓬蓬勃勃的建设工地到处可见，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建设基金，但是中国却是例外。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有制在起作用。投资高，在建设初期是很合理的。但是成长到中等收入国家时，依然投资高消费低，就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毛病。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被适当的消费吸收，这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痼疾。
中国的公有制体现在巨大的国有企业领域，它们都是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企业，而且多半是用行政力量维持其垄断地位，如金融业、电力业、石油业、通讯业、交通业。它们虽然由于缺少竞争而效率低下，但由于垄断仍能获得巨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大国企的巨额利润基本上并不上交国库，或者只上交 10% 左右，只是到 2020 年要争取提高到 30% 。由于这些最能赚钱的行业都被国家垄断，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民间资本严重缺少投资机会，不得不涌向比较开放的房地产业。所以全国各地都出现大量空置的住房。它们都不是为了满足住房需求而购买的，而是为了存钱。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被挤进房地产业的结果，造成了令人担心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比高收入国家还高出一半多。房价的成本是土地、建材和劳动。如果这些要素，特别是土地供应充足，能够抑制过高的房价。在中国，由于土地市场的扭曲，造成地价畸高。中国的土地市场只有拍卖，即需求方的竞争，没有招标，即供给方的竞争。因为供给方只有一个，即土地所有者——政府。由于土地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土地的使用非常不合理。比如在繁华的大城市中心有大片农田，在奢侈的高楼建筑旁边又有破烂的民宅，还把居民区的高层建筑放在远离市中心的市郊，四周缺乏商业和基本的生活设施，只见孤零零的一堆高楼。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到处可见，只因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想盘活土地市场，但是由于土地公有制的障碍，至今见效甚微。
中国的资本市场同样由于国有垄断，缺乏竞争，效率很低。中国的银行全都是公有资本，私人资本不允许进入。再加上金融业对国有企业的照顾，资金运用的合理性受限制，结果出现高利贷和低利贷并存的奇怪现象。民间借贷的利息高到 30% 以上（年息），而银行提供的贷款利息率只有 8% 。这种低息贷款只有国企和优质客户能够享受，普通的民企望尘莫及。它们只能到半地下的金融市场找出路。我们喊了多年的利息率市场化化，就是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的资金配置。其根本的办法就是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促进公平竞争。现在李克强总理已经着手解决民资进入金融业的问题，批了少数几家民资银行，但是进展缓慢。
三大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资源的利用，在中国的利用效率比较高，这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里强大的工会组织，也没有过分的福利保障，市场是相当自由的。其他资本和资源的利用，由于公有制的关系，和西方国家佷不相同。中国的这种公有制有利有弊。在建设初期，强大的国家投入避免了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限制，保障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其副作用则是在中后期的产能过剩，高投资未能惠及百姓，提高他们的消费，而是陷入投资自我循环的陷阱。这种经济结构能不能引导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并不令人乐观。
所以中国经济现在迫切需要结构调整，以适应成长期结束之后的新情况。这一调整要从 GDP 的分配开始，使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较多地分配给百姓，而不是国家，从而促进消费，减少投资，扭转投资自我循环，陷入产能过剩的尴尬处境。只有国民收入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改变之后，经济结构才有可能朝提高消费的模式调整。
[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
2016 年 03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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