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遗产：帝国已死，帝国万岁
国家遗产：帝国已死，帝国万岁
公元 968 年，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在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名为 “丁朝” 的王朝在越南 （交趾） 北部成立。自此，中国政权从汉朝起越南北部延续一千多年的统治走到终点。丁朝及其后的越南统治者们沿用中国的行政和官僚制度，建立了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体系。相比之下，如今越南南部地区历史上只是古高棉国的边缘属地，缺乏统一的权威和管理机构。随后，北部越南的势力不断向南渗透；直到 1833 年，越南全境得以统一。然而，未等相同的制度复制到南部，越南的历史发展进程在 1859 年随着法国殖民者的入侵而中断。
在 2015 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中，哈佛大学学者 Melissa Dell 、斯德哥尔摩大学学者 Nathan Lane 和纽约大学学者 Pablo Querubin 诠释了他们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经过对越南历史上南北分界线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地理还是文化，两地都不存在明显差别，但今天北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却远远高于南部。
三位学者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历史上越南北部因存在中央政权而产生的长期影响。
尽管经历过法国殖民者入侵、共产主义兴起并取得国家独立以及漫长的越南战争，一系列的冲突和动荡之后，那个如今只存在于历史课本上的旧政权实际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越南。
研究表明，在分界线北侧的村庄里，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更高，更愿投身公共工程和缴纳税收，也拥有更多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另外，相比分界线南侧，北侧村庄管理岗位空缺情况更少，在位的管理者会更主动地参与村庄治理、与村民讨论发展计划。同时，北部村民的表现更保守，导致外国投资水平低，在历史上也更排斥越共活跃分子。
长期中央集权=经济腾飞？
无独有偶，在观察那些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时，学者们也留意到了如下事实：凡是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都被中央集权政府长期统治。葡萄牙、韩国、台湾……莫不如此。这种相关性是否蕴含着普遍规律呢？两位经济学者 Michalopoulos 和 Papaioannou 利用非洲人类学调查记录给出了肯定答案。
他们 2013 年在 《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 上发表一篇论文，利用卫星灯光密度数据，测算非洲各民族聚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那些历史上出现过相对复杂政治制度的非洲民族，今天也享有着相对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使只对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进行比较，或者只考察相邻民族的差异，依然可以得到相似结论。而用其他方面的变量考察，如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否采用奴隶制度等，没有得出同样的结果。
次年，两位经济学者在 《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发表论文进一步指出，某一非洲民族当下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反而起不到太大作用。如今的非洲国界，很大程度上是当年不了解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任意划分地盘的结果。这种划分方式往往导致同一民族被分到不同国家中。两位研究者考察这类案例，发现国界两侧，同一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别——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居住在国家首都附近的民族，他们明显受到了当地政治制度影响。
对于以上发现，两位学者解释，非洲国家政府能力普遍低下，影响力仅限于首都附近。在偏远地区，人们还会按传统方式行事，而所谓传统方式由民族历史上的政治发达程度所决定。如果有在中央集权政府和官僚体系下生活的经历，人们就更容易彼此协作，推动经济增长。
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留下的遗产已经超越了经济。《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 2015 年刊登了学者 Becker 等人的论文。论文主要关注哈布斯堡 （奥匈） 帝国历史边界两侧地区。学者发现，帝国历史边界内的居民对政府和他人的信任程度更高，向警察和法庭行贿更少。他们认为，这跟当年奥匈帝国多民族共存，官僚体系清廉高效的特色息息相关。虽然帝国在一战后解体，但其改变社会准则的影响却通过代际传承流传至今。这一观点很好地体现在了他们论文的标题之中：“帝国已死，帝国万岁！”
不要以为国家遗产都是积极、乐观的
如今民主刚果共和国内，一个名叫库巴的非洲王国在 17 世纪早期兴起，直到 19 世纪晚期才在外族入侵的打击下四分五裂。库巴王国的建立者 Shyaam 在位时推动了一系列集权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统治能力，为这个延续二百多年的王国奠定了基础。
两位经济史专家，哈佛大学学者 Nathan Nunn 和芝加哥大学学者 James Robinson 近日与合作者共同完成一项研究：他们在距离库巴王国昔日首都 300 公里外的省会城市随机招募了受试者，其中一部分人是库巴王国后裔，另一部分人的祖先则来自库巴王国周边地区。受试者进行改进版的独裁者博弈 （有机会欺骗对手） 和资源分配博弈 （有机会通过违反规则牟利）。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库巴王国的后裔更不诚实，更不愿遵守规则。在研究者排除收入、地理、殖民者影响等干扰因素后，结果依然如此。
结论让人吃惊。两组受试者的祖先尽管来自不同地区，却属于同一民族，文化和基因上没有太大差别。同时，在远离库巴王国首都的地方招募受试者，也排除了任何可能残留至今的制度带来的干扰。
几位研究者援引 Tabellini 的理论解释了这一发现：Tabellini 认为，制度和社会规范在某些时候可能成为替代品——当政治制度良好运作的时，父母可能就不那么担心孩子将来会品行不端，从而更少对其进行道德上的教育。
研究者们还指出，这里他们是将 “有国家” 和 “没国家” 这两种状态进行对比，而先前的研究，如上文所述 Becker 等人的文章，则是着眼于国家 A（哈布斯堡） 相对于国家 B（邻国，如奥斯曼） 导致的差别。换言之，固然可以说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产生了长期的正面效果；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损害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
各民族中，中国人继承的 “国家遗产” 分外深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增长奇迹”（Chinese Growth Miracle）。然而，正如古人的积累为今天的发展打下基础一样，当下的选择也会影响后人的福祉，甚至社会规范和文明的传承。哈布斯堡，还是奥斯曼？这是必须好好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Becker, S. O., Boeckh, K., Hainz, C., & Woessmann, L. (2015). The empire is dead, long live the empire! Long‐run persistence of trust and corruption in the bureaucracy. The Economic Journal.
- Dell, M., Lane, N., & Querubin, P. (2015). State Capacity, Loc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NBER Working Paper, pp. l-40.
- Lowes, S., Nunn, N., Robinson, J. A., & Weigel, J. (2015).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Kuba Kingdom (No. w2179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 Michalopoulos, S., & Papaioannou, E. (2013). Pre‐colonial ethnic institutions and contemporary African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81 (1), 113-152.
- Michalopoulos, S., & Papaioannou, E. (2012).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ub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No. w1827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Tabellini, G. (2007).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Values and incentives. Innocenzo Gasparini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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