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模社会学家在夜店里回答马克思的提问
超模社会学家在夜店里回答马克思的提问
昏暗迷幻的灯光，令人如坠云中；动感刺激的音乐，让人血脉偾张。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妙龄少女，衣着暴露，半醉半醒，嬉笑、尖叫……
这是发生在高级夜店中的典型一幕。这样的高级夜店，如今遍布各个国际大都会与旅游度假胜地。它们服务于有相当消费能力的男性“精英”顾客，而“夜店女孩”的数量和质量，是夜店赖以吸引顾客、刺激顾客多多消费的核心手段。这些女孩都经过了掮客的精挑细选（换句话说，不是谁想来就能来），她们在店中的存在、与男顾客的互动，是夜店提供给顾客的核心体验。
但是，夜店女孩本身并非夜店的雇员，除了免费酒水之外，她们不会获得任何物质回报。
女孩们在夜店里的表现，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服务性劳动，它为夜店店主与掮客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却没有给劳动者本身带来任何报酬。这种“劳而不获”正是一种剥削现象。但夜店女孩们不仅不抗拒这种剥削，甚至还在自身价值被剥削的过程中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呢？
超模社会学家的参与观察
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shley Mears新近的研究指出，夜店女孩之所以愿意参与无偿劳动，不是因为她们缺少反抗的能力，也不是因为她们满足于夜店带来的“美好体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们与掮客之间的某种类似友情的亲密关系。
为了完成这项研究，研究者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此之前，Mears曾经对时装模特行业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在研究中结识了一些夜店掮客（许多掮客会重点结交时装模特，并争取把她们带到夜店去）。渐渐地，夜店掮客开始向她发出邀请。Mears意识到这是进行参与式观察的好机会，遂开始以“夜店女孩”的身份跟着掮客们频繁出入夜店、进而结识更多的掮客。除了上百次的夜店实地观察，她还采访了四十余位掮客和二十位夜店女孩。
Mears之所以能以夜店女孩的身份进行参与观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自身的条件——她曾经是一位一线超模，被称为“最美社会学家”。
从“交个朋友”到“投桃报李”
研究者发现，掮客们会策略性地和女孩们“交朋友”，并以这种友情关系为基础动员女孩们去夜店。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逐渐将“去夜店”看作是和朋友一起去“玩儿”，而忽视了自己事实上是在从事一种被剥削的劳动。
许多掮客往往会集中在时装行业密集的地点，以“偶遇”的方式和年轻貌美的女孩们搭讪、套磁。在搭讪时，掮客们绝口不提自己是掮客，而只是说要“交个朋友”（为了提高搭讪成功率，掮客以帅气有魅力的男性居多）。在开始接触的一段时间里，掮客会带女孩们进行各种吃喝玩乐活动，培养亲密友情（甚至会发展到暧昧的情感关系）。掮客们只有在和女孩们混熟了之后，才开始邀请她们去夜店。
在建立友谊的过程中，掮客会向女孩们输送一些物质好处，比如奢华晚餐、贵重礼品。但女孩们之所以愿意与掮客同去夜店，却不仅是因为这些物质好处的激励。许多女孩都觉得，自己有一种“投桃报李”的道德责任——在她们看来，这是朋友之间的互助互惠，而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交易。
而到了夜店里，掮客们也需要用各种方式让女孩们表现得投入、放得开，从而为男顾客们营造出“嗨”的氛围。掮客和女孩们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女孩们就越能投入地享受在夜店中的几个小时。同时，“嗨”的体验也能强化掮客和女孩们之间的亲密。女孩们甚至会出于和掮客的友情，去和男顾客们搭讪、劝他们多消费，以此增加掮客的收入。
也就是说，女孩们之所以愿意去夜店，是因为她们与掮客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正因为此，女孩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玩儿”，极力抗拒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经济性劳动。这样一来，女孩们反倒不能接受掮客们向自己支付经济报酬。在女孩们看来，一旦接受了经济报酬，自己就和性工作者无异了。为了和性工作者划清界限，夜店女孩们必须强调自己的行为不是经济目的所驱使的。
劳动者甘愿“被剥削”的背后
劳动者为何甘愿让自己的劳动价值被剥削？这是自马克思以来的许许多多社会科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种常识性的解释是，资本的强力压迫以及劳动者对于资本的经济依赖，使得他们别无选择。而Michael Burawoy等学者指出，单靠经济控制和权力压迫，不足以让资本完成对工人的剥削。资本还通过塑造“企业文化”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意识形态动员，使他们要么将工作当成一种激动人心的游戏、要么对企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意识，从而心甘情愿地拼命干活。
而Ashley Mears的研究则告诉我们，无论是基于权力压迫的解释，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许多被剥削的劳动者之所以不加反抗甚至乐在其中，是因为他们和剥削自己的人建立了某种亲密的生命联系，以至于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劳动。
过去几十年，劳动的形态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许多服务性、创造性行业中，已经不存在固定的劳动场所、劳动时间、劳动关系，甚至“劳动”本身的性质和边界也越发难以确定。 当劳动变得越发面目模糊，私人化的生命联系对于剥削过程的实现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论断，对于政见这样的志愿者团队的运转来说同样适用。为什么有人愿意在没有任何物质回报的情况下为志愿者团队拼命干活呢？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团队成员多么认同这个团队的理念与价值，也不是因为成员们有什么功利的考量，而是因为，团队中的成员们相互之间产生了超出一般同事关系的深刻生命联系。当生命联系成为了无偿劳动与价值剥削的支柱，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生命联系才是第一生产力。
参考文献
- Mears, A. (2015). Working for free in the VIP relational work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ns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6), 1099-1122.
-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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