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台湾 “独尊国语” 为什么失败？
国民党在台湾 “独尊国语” 为什么失败？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延续其坚称代表全中国的 “法统”，在台湾强力推行 “独尊国语” 的政策。自 1956 年起，台湾全岛开展了 “说国语运动”，压制闽南语和其它本土语言的使用。
数十年来，这一运动的力度丝毫未减。1985 年底公布的 《语文法》 草案甚至规定：各类 “三人以上场合” 如不以国语交流，第二次违反者将处以罚金。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全台各中小学即明确禁止以任何手段惩处使用闽南语的学生。
这一变化源自何方？1985 年和 1987 年的台湾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熟悉台湾历史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恰恰是在 1986 年，台湾政界见证了一项重大发展——代表本土力量的民进党宣告成立，并在当年首次参加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近 20% 的席次。
语言是最显著的族群表征
近日，三位美国学者于 《政治学研究及方法》 发表论文。他们对比了威权政体对少数族群语言的认可情况，发现台湾所经历的政策变革远非个例，而是反映了语言政策的普遍趋势：代表使用某种语言的族群利益的党派，如果在议院内占有一席之地，则该语言得到官方认可的可能性更大，被认可程度也更高。
理论上，专制统治者为谋求国族构建，有动力压制少数族群的各项自由，其中包括使用其语言的权利。例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 1965 年政变后的排华浪潮中，全面禁止使用华语。但另一方面，妥协的例证也并不罕见。同一时期的马来西亚当局，同样试图强化以马来语为主导的语言政策；但在全国范围内，以华语授课的小学并未受到大幅影响。
三位研究者在论文中指出，相较于姓氏、家族史、居住地等需要询问调查才可获知的个人信息而言，语言的使用情况无疑是最显著的族群表征。因此，当政府决定在社会多样性政策上做出调整时，语言政策自然成为最易识别的一个侧面。
为了解释这种政策妥协在何时更可能发生，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不同类型的威权政体 （如印尼的军政府、马来西亚和台湾独大的执政党） 如何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但三位研究者发现，威权政权的性质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语言政策的差异。而体制内的制度、少数族群对制度的利用程度，才是驱使政权在语言政策上妥协的主要因素。
议会代表权是语言承认的关键因素
为验证上述想法，研究者首先观察比较了 1998-2000 年间，亚洲所有 41 个非民主政体的语言政策。与欧洲等其它地区不同，亚洲国家间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条件相差巨大，不存在共同的政治、社会、语言或宗教公约数，有助于排除其它因素对结果产生的意外干扰。
研究者将政权对语言的承认程度分为三等——完全不认可 （0级），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在课堂教授 （1级），作为一门授课语言教授其它学科 （2级）。显然，2 级的 “课程承认” 政策代表比1级的 “学科承认” 政策更深的妥协。
与之对应，某一少数族群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也被分为三种级别——国家不存在议会，或者所有议员均无党派属性 （0级）；议员均来自执政党，或来自其它不代表该少数族群利益的党派 （1级）；议员来自多个党派，其中包括代表该少数族群利益的政党 （2级）。0 级的两种情况标志着议会无法代表任何与政权不同的利益诉求，而 1 级所描述的情形中，由于政党的存在，其利益诉求可能对政权领导层的个体行为构成限制。当然，2 级的情况才可以保证少数族群利益在议会中得以体现。
分析显示，在议会中具有党派代表的少数族群，其语言得到承认的可能性比其它少数族群高出三倍。普遍而言，少数族群在议会中的代表级别越高，其语言的被认可级别也越高。
在探究这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时，研究者排除了其它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殖民统治的历史、少数族群规模大小、经济地位、可否取得公民权以及上文所述的威权政体类型。换言之，不论威权政权是君主制，还是一党独大，抑或是单一个体统治，对语言政策的影响都不紧要。少数族群在议会中获得代表性的声音，才是获得政策妥协的关键因素。
政权脆弱程度与语言承认的关系
研究者还以同样的方法分析了全球范围内威权政体的语言政策。之前的研究认为，国家能力越弱，政权越可能在语言政策上妥协。缺乏强大国家能力的政权，很难进行有效的国族构建。
但三位研究者的结果表明，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同样在于，代表少数族群的政党得以在议会发声。如果议会中不存在代表该族群利益的政治团体，国家能力的强弱并不会显著影响政权对待该族群语言的政策态度。此外，虽然某些殖民历史可能对语言政策产生影响，例如，英国和法国的前殖民地更可能接纳少数族群语言，但这一影响的程度非常有限。
有读者可能认为，上述结果并不能反映少数族群议会代表权和语言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威权统治者本身处于弱势，所以更愿意向少数族群做出妥协，而议会代表权和语言承认都属于妥协的具体手段。若情况如此，上文提到的两者之间的种种关联仍然成立。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比较了政权脆弱程度 （以人均 GDP、经济增长率、领导人执政时间长短、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的频率为衡量标准） 与少数族群语言承认及议会代表权之间的关系。
通常，政权脆弱程度与政权在其它方面的妥协程度 （如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高度相关。但研究者发现，上述衡量政权脆弱程度的指标与语言承认和议会代表权间均不存在同样显著的相关性。相反，统计结果表明，某族群的语言是否被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该族群是否具有议会代表权。
从语言政策看政权维稳
威权体制下的语言政策，彰显了社会多样性对政权的挑战——执政者必须在压制和妥协中寻求平衡，以维护政权稳定，而语言政策则为观察这一平衡的走向提供了独特视角。
从某种意义上，代表少数族群利益的政党得以进入议会，这本身就向政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该族群可能成为针对当局统治的潜在威胁，因而政权也就更可能通过承认其语言以安抚构成威胁的力量。
但正如台湾民主化的历史所示，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做出语言政策上的妥协，远不足以应对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国民党当局在 《语言法》 引发强烈反对声浪的社会形势下，不得不停止研定议程。一年半后，台湾宣告解除戒严，迈入政治发展新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从语言政策的妥协走向更为深远的政治改革，有时只是一步之遥。
参考文献
- Liu, A.H., Gandhi, J. & Bell, C. (2016). Minority languages in dictatorships: a new measure of group recognition.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01), Available on CJO 2016 doi:10.1017/psrm.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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