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我为什么瞄准布鲁塞尔”

2016-03-25 作者: 特约作者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伊斯兰国”:“我为什么瞄准布鲁塞尔”

图片来源:Andrej Isakovic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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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特约观察员 昭杨

2016 年 3 月 22 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航站楼和地铁发生多起自杀式恐怖袭击,30 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随后,“伊斯兰国” 认领袭击。在 “欧洲之都” 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惨痛事件。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用 “比利时最悲痛、黑暗的一天” 来形容袭击。

巴黎遭袭惨状仍历历在目,布鲁塞尔不到半年后再次 “沦陷”,欧洲反恐任重道远。请问 “伊斯兰国”:这次为什么是布鲁塞尔?

时隔半年,相似惨剧再次上演

就袭击目标的选择而言,两次袭击都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仔细计算和选择时间、地点。布鲁塞尔和巴黎一样,在 “伊斯兰国” 眼中袭击价值较高。虽然不如巴黎声名显赫,但布鲁塞尔是欧洲重要交通枢纽,被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围绕;它还是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聚集数百个国际组织总部,在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就袭击过程而言,在两次袭击中,恐怖分子均试图通过多个地点连环爆炸以最大限度引发恐慌。

就极端团体成员的藏匿地区来看,两次袭击都与北非移民聚集的市郊区域有关,即布鲁塞尔西郊的莫伦贝克市和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两个区域都是非洲移民在欧洲的主要 “落脚点”,面临着低技能移民失业率、犯罪率较高等社会问题。社会学家 Philippe d’Iribarne 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移民后裔的社会融入程度不足。他们的先辈二战后以劳工移民的身份从北非来到欧洲,从事当地人不愿介入的行业,为欧洲战后经济复兴做出过贡献。但是当这些移民的后代长大后,发现父辈就职的工厂已在去工业化浪潮中迁往东欧或第三世界国家,加上他们在教育上的劣势和文化隔阂,这些移民后裔难以找到融入社会的新途径,容易产生迷茫和挫败感。

另外,比利时是法国之后欧洲第二个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全蒙面黑罩袍的国家,这在 “伊斯兰国” 的宣传战中一直被视为 “侮辱穆斯林和伊斯兰的罪行”,增加了遭受袭击的可能。现当代北非史家 Pierre Vermeren 指出,法国和比利时当局犯下一个共同错误:对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对极端主义教派在穆斯林社区的渗透缺乏认识和防范措施。因此,两国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很容易走向极端化和激进化。

独特国情,孕育极端团体 “飞地”

有袭击价值、有极端思想萌芽,布鲁塞尔此前在恐怖袭击浪潮中却独善其身。究其原因,比利时没有殖民穆斯林国家的历史 “原罪”,也没有干涉当代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比利时站在法德一方,拒绝参加英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穆斯林世界好感;同时,欧盟总部所在地的特殊地位,也意味着袭击布鲁塞尔等同于挑战整个欧洲,这也提高了布鲁塞尔的 “安全系数”。

尽管具备 “有利因素”,但比利时对内部恐怖袭击风险并没有很好的防范和控制。事实上,布鲁塞尔近郊的莫伦瑞克区被称为 “极端势力在欧洲大陆的首都”,长期扮演欧洲恐怖袭击策源地和武器来源地的角色。从 1995 年巴黎圣米歇尔地铁站爆炸案开始,到本世纪初的西班牙火车爆炸案,再到去年的大力士列车未遂持枪袭击和巴黎恐怖袭击,近二十年来,几乎每次欧洲遭遇恐怖袭击,都可以在人员或武器来源上与布鲁塞尔联系起来。

另外,比利时政府特殊的地方治理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对恐怖袭击风险的能力。长期以来,比利时说荷兰语的弗兰德斯地区和说法语的瓦隆地区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原因存在一定矛盾。比利时政府采用社群政府 (Community) 和地区政府 (region) 相叠加的地方自治体制缓和矛盾,由社群政府主管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等与 “人” 相关的事务;由地区政府主管经济就业交通环境等领域,这套体制对于缓和比利时地区矛盾、避免国家分裂有一定作用,却在首都造成治理困境。布鲁塞尔位于弗兰德斯地区和瓦隆地区交界处,行政制度尤其复杂、不协调,反恐能力不强与之存在联系。政治学者 Gilles Kepel 认为,在比利时特殊的政治体系下,母语既不是荷兰语也不是法语的穆斯林移民社区类似 “飞地”,不但被边缘化,也相对封闭,政府很难掌握极端分子动向。

形象受挫,“伊斯兰国” 孤注一掷

中东问题学者 Jean-Pierre Filiu 指出,“伊斯兰国” 接连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针对平民发动袭击,目的具有一贯性。“伊斯兰国” 袭击的都是欧洲具有象征意义的大都市,是对西方盟国在中东地区反恐行动的 “非对称性报复”;同时,“伊斯兰国” 还有更深远的目标,那就是在欧洲穆斯林人口数最多的法国挑起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相互仇视,进而引发欧洲 “内战”。

布鲁塞尔恐怖袭击虽然谋划已久,但其具体日期的选择和制造巴黎恐怖袭击的恐怖团体成员 Salah Abdeslam 的被捕关系密切。Gilles Kepel 认为,巴黎袭击后,“伊斯兰国” 在军事上遭受很大挫折,因此更看重对外宣传战略,特别注意塑造巴黎 “圣战者” 的烈士形象,但 Salah Abdeslam 被捕后却愿意配合法国和比利时情报部门反恐,这对 “伊斯兰国” 的宣传战略是沉重打击,甚至可以说是羞辱。出于修补自身形象的目的,“伊斯兰国” 孤注一掷、发动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因此,布鲁塞尔恐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 “伊斯兰国” 的战略失败的产物。

参考文献

  • Kepel, G. (2015). Terreur dans l’Hexagone: Genèse du djihad français. Gallimard.
  • d’Iribarne,P. (2010). Les immigrés de la République: Impasses du multiculturalisme. Seuil .
  • Filiu, J. P. (2015). Barbarie jihadiste et terreur médiatique. Cités , (1), 27-38.
  • Vermeren, P. (2016). La Belgique est devenue un trou noir sécuritaire. Le Monde.
  • Kepel, G. (2016). Daech voulait redorer son image. Le Monde.
  • Filiu, J. P. (2016). Il faut dépasser la fascination pour la propagande de Daech.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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