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行为是否遵循经济学原理？
贪腐行为是否遵循经济学原理？
贪腐虽然可能带来巨大收益，但一旦败露也可能面临严重后果。近日有媒体曝光一批重要文件，揭示多国权贵及其亲属的海外资产，就为想贪腐的官员们提了个醒。
传统经济学认为，官员会在贪腐的收益和风险之间作取舍，当贪腐收益较低、被发现的概率较高、被发现后付出的代价较高时，官员就倾向于不贪腐。按照这一简单的框架，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今被广泛应用的反腐政策，例如政府应加大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接受举报和媒体监督、加大纪检力度），降低腐败能带来的收益（防止资产转移、提高公务员工资），并增加腐败被发现的成本（严刑峻法）。
对于这样简化的分析范式，历来也存在许多批评与质疑，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在这个框架下，“贪腐的潜在收益”被假设为是一个给定不变的数值，但实际上，理性的贪腐官员应当像最大化利润的企业一样，根据市场结构的变化，动态地调整自己贪腐的数额。具体而言，如果一部分贪腐者因为某种原因退出了市场，剩下的那些贪腐者便拥有了更大的“垄断势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贪腐空间。也就是说，贪腐行为也应当遵循经济学原理中的最优定价策略。
这样的观点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但由于种种方法上的困难（贪腐行为难以被观测、影响市场行情的因素通常也影响腐败、贪腐者的垄断势力难以被衡量……），鲜有研究能够对这种观点进行严格的定量验证。不过也有例外：在2009年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Ben Olken与合作者利用一个难得的机会，设计了别具匠心的研究策略，并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境下检验了这一理论。
论文作者发现，在印尼的A省与S省之间，有一条公路，对于两省之间的货运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两省境内都各自驻扎有政府军队，而这些军队为了创收，在公路沿途擅自设置了许多“检查点”，士兵会驻扎在检查点向过往货车索取贿赂，否则便不予放行。
根据作者的统计，在一次六百公里左右的货运途中，一位货车司机通常要进行大约20次行贿，才能保证自己顺利地将货物运达终点。而在2005年八月，随着一项和平协议的签署，印尼政府开始逐渐从A省撤军，但S省的驻军并没有受到影响。
于是，从2005年八月以后，A省由于驻军减少，在公路沿途设置的检查点也相应减少，而S省驻军没有变化，因而设置检查点的数量也基本没有变化。 </br>
由于撤军的决定是基于军事目的而并非为了治理腐败，作者认为这一事件造成了一个近乎于随机的市场结构的变化（一部分贪腐者逐渐退出市场），从而成为一个检验“贪腐者是否依据经济学原理进行定价”的绝佳的自然实验。
作者首先利用经济学原理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得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推论：
（1）如果每一个检查点都是一个有一定垄断力量的贪腐者，那么当A省的一部分贪腐者退出市场，S省的贪腐者们便获得了更大的垄断势力，于是S省的每个检查点应该开始向过路的司机寻求更高的贿赂。因此，总的贪腐金额会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会小于检查点减少的幅度；
（2）处在一段旅程不同位置的贪腐者应当拥有不同的贪腐能力：当司机面对一段旅途中的最后一个贪腐者时，他之前所有的行贿成本都已经变成了“沉没成本”，他所做的权衡取舍只是“贿赂最后一个贪腐者的成本”与“将货物送到终点的收益”，于是他愿意向最后一个贪腐者支付一笔高额的贿赂。
而当司机面对旅途中的第一个贪腐者时，他会预见到之后的旅途中还会有新的贪腐成本，于是他所做的权衡取舍是“贿赂第一个贪腐者的成本+贿赂之后所有贪腐者的成本”与“将货物送到终点的收益”，于是他只愿意为第一个贪腐者支付一笔较低的贿赂，如果对方要价过高，他则会选择放弃这段旅途。
由于公路运输是双向的，在正向旅途中的第一个贪腐者，会在反向的旅途中变成最后一个贪腐者；而作者推测他会在前一种情况下收到较少的贿赂，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收到较多的贿赂；
（3）贪腐者会根据自己和司机的具体情况进行“价格歧视”：如果贪腐的士兵配有枪支或者人员充足，他们可以收取较高的贿赂；如果司机超载比较严重、卡车或者货物价值较高，他们也会收取较高的贿赂。
为了检验上述猜想，作者在2005年十一月到2006年七月之间与几家货运公司合作，安排从当地招募的访员陪同货车司机一起运输，并详细记录下了各种研究所需的信息，其中包括304次运输中发生的6000多次行贿的具体情况。由于当地的货车司机一般至少有一个副驾驶陪同，这些访员的出现并未令贪腐的士兵们产生怀疑。
根据这一宝贵的数据，作者对上述三个猜想逐一进行了定量的验证，并且得到了符合预期的结论：
（1）撤军导致检查点的总数减少了80%，但由于垄断势力的上升，每个检查点的贪腐金额也相应上升，最终导致总的贪腐金额没有相应减少80%，而是只减少了51%；
（2）旅途终点的贪腐者可以比起点的贪腐者多收取16%的贿赂；
（3）配备枪支的士兵可以多收取17%的贿赂，检查点每多一个士兵可以多收取5%的贿赂；而卡车越陈旧、货物价值越低、超载情况越少、司机本人收入越低，则该司机被索取贿赂的金额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证明了这些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运用新颖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贪腐行为也遵循经济学原理进行定价”这一由来已久的猜想。
文章的结论对于反腐败政策的制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设计反腐策略时，只考虑一个官员自身贪腐的成本与收益是不够的，还需要将不同贪腐者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也纳入考量。
参考文献
- Olken, B. A., & Barron, P. (2007).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extortion: evidence from trucking in Ace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7 (3), 417-452.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