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成果与代价:信任强了,制度却弱了

2016-04-07 作者: 邵立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群众路线的成果与代价:信任强了,制度却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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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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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直接选举执政官员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却对政府拥有极高的信任。在众多跨国调查中,这种高信任甚至屡屡超越拥有竞争选举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一直令政治学界迷惑不已。尽管关于这个现象的学术著作称得上汗牛充栋,但却一直没有出现让学界一致信服的解释。今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 唐文方 教授出版了新书《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为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答案。

学界此前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认为民众的信任来源于制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黎安友 提出了“威权韧性”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依靠的是政治的逐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其中对赢得民众支持最重要的是“政治输入制度”(input institution),通过建立干部培养和升迁系统吸纳社会精英,并提供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比如颁布《行政诉讼法》、建立信访系统、强化人大和政协职能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民众的信任来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故杜克大学教授 史天健 认为,中国文化有两点影响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第一,中国人非常尊重权威和等级制度,政府与公民被看作是上下级的权威关系,而非基于义务和权力的互惠关系。第二,中国政治文化倾向于自我节制,崇尚牺牲小我的价值,希望不给组织添麻烦,保持社会和谐,而非为了自己利益进行公开讨价还价。

唐文方的观点可以大致归入“文化论”阵营。他提出了“大众权威主义”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的高度政治信任。这个框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的意识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传统,其特点是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来实施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纪委网站在十八大后设立的群众举报平台,或者网友喜闻乐道的国际一流“情报机构”:“朝阳群众”。

此外,唐发现中国人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即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非常高。在全球性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之中,50%-6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大部分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比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要多出20%-30%。唐认为,这种信任主要来源的是“社群信任”,即对同事、邻居、同学等熟人群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构成了政府支持的来源。

群众路线对制度建设产生了不良后果。发动群众、直接接触群众,鼓励执政者和民众跳出制度框架直接联系彼此,无法激活法院、媒体、立法机关、工会等制度安排。而羸弱的制度又使直接接触成为更高效的选择。长期以往,设立的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职能。也就是说,政府要保持人民信任,必须绕过制度安排,直接以人治方式进行干预。好制度和权威主义无法并存,这是“大众权威主义”有别于“制度论”观点的体现。

群众路线原则会导致政府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甚至比民主国家更加敏感。民主国家的政府并不需要讨好每一个人,他们能让足够赢得选举的民众满意就行。因此民主政府可以不理会零星的社会反抗。但是,在缺乏竞争性选举的情况下,大众权威主义政府无法准确获知民众有多大程度的不满,因此对舆论中的偶尔不满也会反应过度。

唐认为,这种过度反应是有利于获取民众支持的。在缺乏竞争性选举的国家,民众对政府回应自己的期待非常低,只要政府作出回应,他们就会高估政府倾听人民呼声的程度。而民主国家的民众则往往相反,他们通常会认为政府回应他们是理所当然之事,一旦政府有所怠慢,他们就会低估政府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进而不信任政府。

群众路线、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羸弱制度、高回应性国家——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但是,唐认为这种信任并不是稳定的。缺乏制度作为缓冲,政府会在回应民众错综复杂的诉求之间疲于奔命,一有不慎,信任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因此,维持这种高度信任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相对而言,竞争性选举制度能容纳更多的不满,并将这些不满转化为下一次选举的选票、或者转移到法律系统去解决。因此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不满并不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参考文献

  • Nathan, A. J.(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4): 401–19.
  • Tang, W. (2016).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1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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