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盛洪：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易富贤博士，他若干年前曾经到天则所做过演讲，讨论计划生育问题。易博士这些年一直大声疾呼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去年中国政治高层也决定放开二胎，应该说易教授做了很多努力，得到了某些回应。非常高兴看到他又回到国内参加讨论，易富贤博士现在维斯康辛大学教书，这次他讲的题目还是和人口有关，“从人口角度看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上次讨论说过这个问题，只是中国决策机制的反应比较缓慢，上次讨论时我就说过，如果不马上改变，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只生一个孩子，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级数递减，并不是说今天有了政策马上一改，明天生育率就恢复，这有人的自然法则，一对夫妇到了成年，结婚生孩子，代际的时间是滞后的。

下面请易教授开始演讲，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后还有几位评议人。欢迎易教授做演讲，大家欢迎！

易富贤：

我是 1999 年出国，十年没有回国， 2010 年才回国，当时国家计生委不高兴我回国。 2010 年回国之后第一场讲座就在这里，是 2010 年 6 月 4 号，茅老 6 月 3 号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是敏感的时间、敏感的人物、在敏感的机构谈敏感的话题，说不定会取消，但是第二天没有取消，还很好。

今天的题目是从人口角度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我的《大国空巢》 2007 年香港出版，中央电视台开了一个会列为禁书，所以一直拿不到准生证， 2013 年在中国出版，被新华网评为十大好书，也成为 2013 年度 100 本风云图书的榜首。本来要出版《大国空巢二》，被卫计委知道了，就给国家出版总署发函阻挠，所以一直没有出版。

《大国空巢》以前是中国禁书， 2013 年才在中国大陆出版，观点和我当年说法是一致的。比如国家计生委、人口学会在 2000 年预测 2010 年中国人口会达到 14 亿， 2006 年预测 2010 年达到 13.6 亿。我在 2005 年预测达到 13.3 亿， 2007 年《大国空巢》预测人口达到 13.3 亿。我 2005 年预测发达国家即将衰落，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2008 年预测 2012 年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拐点， 2012 年预测 2012-2014 年 GDP 年均增长 7.5% ，继续下降。我的预测基本成为现实。

人口是核心，人口首先是生育率，生育率是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量， 2010 年人口普查 15-49 岁生孩子数量， 15 岁人均生 0.00011 个孩子， 30 岁妇女人均生 0.5979 个孩子，这样算出来 15-29 岁人均所生孩子总和是 1.18 。中国家庭要生 3 个孩子，才能防止下一代不上升也不减少。中国生育率 1990 年已经低于平均水平，在 1990 年之后就应该彻底废止计划生育，但是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将生育率 1.2 调到 1.8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给予很高重视，但是步伐非常谨慎，只是实行单独二胎政策。为什么？当时国家两个课题组，一个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一个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现在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做的研究，符合条件家庭是 1500-2000 万，有 60-70% 愿意生两个孩子，每年多生 200 万，累计 1000 万。因为怀孕期是 266 天，到 2015 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但是 2015 年比 2014 年少生 32 万，比 2013 年多生 15 万。我预测 2015 年中国出生率是 1.2-1.3 之间，但是卫计委说是 1.8 。数据说明问题，上海 2000 多家庭符合双独二胎，他们预测累计多出生 100 万个孩子，但是五年过去，上海只有 1.5 万双独二胎，实际上只出生 7000 多人。这次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低于预期，国家卫计委解释支持全面二孩，他们认为 2015 年生育率 1.8 ，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 1.8 。出生人数就是 1500 万左右，根本没有他们说的 2100 多万。

台湾和韩国发展水平超前大陆 23 年和 21 年，独立生育情况下，韩国生育率只有 1.2 ，台湾只有 1.14 。我们靠全面二孩政策怎么可能将生育率稳定在 1.8 ？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证明二孩方案也是错的，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二胎， 80 年代继续鼓励生育，现在生育率只有 0.9-1.2 。中国二胎 1980 年试点，这些地方 210 年生育率只是 1.5 。还有 9000 多万少数民族实行全面二胎或者更宽松政策， 2010 年生育率只有 1.6 。广东六七千万人的试点，说明即便是 1998 年全面二孩已经是错误，当时不但不应该取消全面二孩政策，应该彻底废止计划生育。

对中国生育率预测可以按照台湾和韩国的步伐，台湾和韩国水平超前中国大陆 23 年和 21 年，他们的生育率也不很高，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很高。这个数字是去年预测的，国家卫计委预测中国全面二孩生育率可以达到 2.1 ，我预测即便 2016 年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就是 1.6 左右，然后会下降。高方案很难达到，我们达到中方案就不错了。

除了生育率下降之外，育龄妇女也快速下降，中国孩子有 60% 是 20-29 岁妇女生的，这个年龄在 2015 年达到峰值，快速下降， 2024 年只剩下 6000 多万。育龄妇女下降，导致即便生育率稳定，出生人数也会下降。再加上老龄化上升，死亡人数也会增加，意味着人口出现负增长，即便全面二孩 2018 年全面复制，人口也很难达到 14 亿。到 2050 年就是 12 亿以下， 2060 年是 10 亿以下， 2080 年是 8 亿以下，人口不断萎缩，而国家卫计委的预测远远比我这个预测夸张。

第二个问题是从人口角度看宏观经济。劳动力是经济的脊梁，日本 20-64 岁的劳动力在 90 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经济也在 1992 年达到危机。希腊现在经济衰退，事实上也是因为劳动力导致的，西班牙经济出现问题，荷兰经济也出现危机，都是在劳动力达到顶点前夕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一般来说，劳动力负增长的前夕，人口结构就老化了，经济就出现危机。欧盟 2011 年劳动力达到顶点， 2008 年经济出现危机。中国 2015 年达到顶点， 2012 年经济减速。事实上美国的情况要比中国好，有人说美国 2008 年出现经济危机，怎么解释？事实上人口角度可以解释，因为总劳动力是经济脊梁，总劳动力中分年轻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如果 20-42 岁年轻劳动力占 20-64 岁劳动力低于 52% 经济会减速。日本 1992 年达到衰退线，美国 2009-2016 年暂时碰到这个线，但是 2016 年之后又会跳离这个线，所以美国经济只是暂时出现危机，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走出危机。中国在 2017 年 20-42 岁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低于 52% ，中国经济可能继续下行。印度到 2060 年才能达到拐点，所以印度今后几十年经济活力还是不错的。

20-64 岁劳动力是经济的动力，将 20-64 岁劳动力与老人之比代表着经济活力，比如美国之前是八九个劳动力一个老人，经济保持 6% 甚至 8% 的增长率。后面劳动力和老人比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从 8% 、 6% ，降低到 4% ，现在只有 2% 。欧盟也是这样，欧盟以前劳动力和老人比很高的时候经济也是 6-7% ，现在只有 1% 左右。日本在 1946-1973 年 28 年时间经济年均增长 9% 左右，但是 1975 年它的劳动力和老人之比开始低于 7.5 ，经济增长率从过去 8% 以上高速增长转向 4% 的中速增长， 1975-1991 年日本经济年均只增长 4% 。日本劳动力和老人之比 1992 年低于 4.8 以后，经济从 1992 到 1998 年只增长 0.8 。台湾劳动力和老人比低于 7 后，经济增长率只是 4% 左右。韩国经济增长也是从过去 8% 以上转移到现在 4% 左右低速增长。

中国从 1978 年到 2010 年年均增长 10% ， 2012 年开始减速，美国劳动力和老人之比以前很高，现在也下来了，但是幅度远远低于中国。日本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因为劳动力和老人比高于美国， 1992 年之后日本劳动力和老人之比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也低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长率也高于美国，跟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 2035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低于美国，追赶美国时间只有 20 年的时间了，劳动力和老人之比将会在 2021 年低于 4.8 ，就是日本 1992 年的水平，中国很有可能即将爆发日本 1992 年的经济危机。

总抚养比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人口的比例。日本 1992 年总抚养比反弹，经济出现危机，从总抚养比角度看 2012 年也是中国的一个拐点。青年潮是 15-29 岁的青年，是最有活力，最有破坏力的年龄。青年比例高于 28% 是青年潮，对外表现国家的硬气，对内如果失业率低会表现经济腾飞，高失业会表现为动荡。 1950 年代全世界有青年潮的地方主要是东欧和苏联，所以这些地方革命热情非常高涨。苏联在 1990 年的青年比例达到很低水平， 20-59 岁劳动力达到低谷，然后苏联解体。台湾和韩国也是在 70 年代、 80 年代出现青年潮，社会出现很高的学潮和社会运动，台湾和韩国政治转型。中国 1965 年青年比也在提高，文革以人口为基础，在 1990 年达到顶峰，在 1989 年出现学潮。日本一直没有青年潮，青年比例很低，所以经济没有韩国和台湾那样很大波动，但是因为低生育率，经济没有什么活力，青年比例太低是不好的。中国今后即便鼓励生育，青年比例也会不断下降，经济活力也会不断下降。当年的古巴、伊朗被西方国家称为邪恶国家，因为他的青年比例非常高，古巴 2014 年青年比例只有 20% ，所以古巴也没有以前那样硬气了。伊朗 2015 年青年潮也退潮，核谈判也达成协议。中东最近十几年非常动荡，因为世界青年潮主要在中东，中东的伊斯兰国也非常活跃，但是再过几年青年潮也会退潮，中东局面会不断稳定下来。还有朝鲜，朝鲜青年比例也下来了，所以目前的谈判也到了关键深刻。

什么导致青年潮和青年荒，青年潮就是因为高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儿童减少，青年比例下降。中国和印度以前是很高生育率，印度平稳下降，没有出现青年潮，也没有出现青年荒。中国是快速下降，导致中国的青年潮非常高， 80 年代出现很高的青年潮，新疆维吾尔族的生育率 80 年代很高，平均每个妇女生五个孩子，所以生育率下降比全国晚 20 年。全国已经没有青年潮了，只有新疆最近十年有青年潮，但是再过十年新疆青年潮也会下降，新疆社会稳定程度也会不断下降，因为青年比例很高，经济活力很高，从负面来看是社会不稳定，但是从积极方面看是贡献劳动力，新疆今后经济前景是不错的。

中国 2008 年人均 GDP 相当于日本的 1951 年、台湾 1975 年、韩国 1977 年的水平。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认为 2050 年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三倍，我对他们的观点不认同，这次在博鳌论坛，我向组委会申请跟他们辩论，他们对经济预测比较乐观，组委会不让我参加，只让我谈人口问题，不让我谈经济问题。中国目前人口结构和当年日本、台湾、韩国不一样，当时日本、韩国、台湾中位年龄只有 20-22 岁，中国 2008 年是 35 岁，中位年龄对美国是没有优势的。

1947 年日本中位年龄是 22 岁，美国是 30 岁，相差 8 年，所以日本经济增长率超过美国。 2014 年日本中位年龄 47 岁，美国是 38 岁，日本比美国老 8 岁了，经济增长率也低于美国。因为中位年龄代表体能、激励、创新力、欲望，如果中位年龄提高，经济活力就高。中国 1980 年的中位年龄是 22 岁，美国是 30 岁， 20 岁的小伙子追赶一个 30 岁的中年人，到 2015 年中国中位年龄已经 38 岁，美国也 38 岁，我们的中位年龄又没有优势。到 2030 年中国中位年龄是 45 岁，美国是 40 岁， 2050 年中国 55 岁，美国是 42 岁。就是以前中国和美国差距不断缩小，今后中国和美国差距是不断扩大，根据中位年龄差距推算， 2033 年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将低于美国，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5 年 6.9% 下降到 2030 年的 1.8% 。我们在 2028 年之前，经济增长率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后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到 2028 年 17.5% 的高峰，美国占全球比例也会下降，但是下降速度很慢，如果美国人口结构比中国好，中国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 2030 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经济差距会继续拉大，能够挑战美国的还是印度，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比较丰富。

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一枝独秀，欧洲、日本出现衰退，是什么原因？因为欧洲跟日本在战后出现一个婴儿潮，美国出现两个婴儿潮。奥巴马上台之后，生育率在 2007 年 2.12 下降到 1.46 左右。如果希拉里上台，民主党政策不利于生育率，生育率下降，如果共和党下降，美国生育率有可能稳定或者反弹。出生数据高对经济是很大的拉动，比如婴儿潮，对婴儿产品、儿童服装、食品，最后会传导致房地产、汽车，婴儿潮对产业刺激是长期的，汽车、住房暂时性拉动经济，婴儿潮对经济持续性拉动。

中国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十三五出生 1.07 亿孩子，如果真出生这么多孩子，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每年可以拉动 0.5 个点。但是很有可能十三五期间，生育率根本不可能达到 2.1 ，就是 1.4-1.5 之间，十三五出生七千万人，对经济拉动很弱。 2015 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 6.9% ，人均增长 6.3% ，如果十三五年均增长 5.9% ，如果出生 1.07 亿，十三五经济总量会平均每年增长 6.7% 。如果出生人数只有七千万，经济总量只增加 6.2% ，根本不足以遏制经济下行。我们的出生数在 1994 年就开始出现问题，比如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我们的能税人口 1375 万，公布 1600 万，就是普查数据和公布数据有 20% 误差，这是很滑稽的，公布两套数据。五年人口误差对经济预测有很大影响，现在已经有 20 年误差，有 6000 多万的误差，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各种规划全部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量基础上，导致我们的规划每次都破产，因为基础数据是错误的。

中国和日本人口结构比较，中国的人口危机比日本晚 23 年左右，劳动力和老人之比低于 4.8 的时间点，日本是 1993 年，中国是 2021 年，相差 28 年。中位年龄超过 38 岁的时间，日本是 1992 年，中国是 2016 年，相差 24 年。 20-42 岁年轻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之比低于 52% ，日本是 1992 年，中国是 2017 年，相差 15 年。 15-29 岁人口低于 20% 的时间，日本是 2001 年，中国是 2018 年，相差 17 年。 20-60 岁劳动力顶峰日本是 1997 年，中国是 2015 年，晚 18 年。中国很有可能爆发日本 1992 年的经济危机。 1990 年到 2000 年生育率急速下降，从人口角度来讲，这一届政府接手一副很不好的牌，为过去 30 年的计划生育背黑锅。

日本 1992 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一是劳动力下降，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下降，导致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从 1992 年的 2280 万下降到 2004 年的 1590 万，并且年龄结构老化。由于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导致日本出口比例从 1992 年 9.9% 下降到 2004 年 3.4% 。 1992 年全球 500 强企业日本有 149 家， 2014 年只有 57 家， 1992 年购买力占全球 8.1% ， 2014 年是 4.4% 。 GDP 占全球比例 1992 年是 15.4% ， 2014 年是 44% 。投资率 1992 年是 21 ， 2014 年是 22 。 1992 年之前日本经济的储蓄率提高，投资率也提高，但是 1992 年之后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下降，国债不断提高。为什么？因为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物资资本报酬递减，所以物资资本要保值升值，必须要转变为人力资本，要利用人力资本。资本总是跟着劳动力跑，日本当时人口结构年轻，欧美人口结构老化，所以投资转向日本，但是日本人口结构年龄老化以后，资本逃离日本，转向中国。中国现在人口结构老化，意味着中国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开始转向东南亚、印度、非洲。投资率和人口结构相关， 2008 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我们靠四万亿效果很好，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如果出台四万亿，听说已经超过四万亿，同样的投资，对经济的刺激远远不如以前，为什么？因为人口结构已经老化，人口结构老化意味着消费下降。所以中国一方面人口结构老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一方面过去投资是靠政府，政府有钱，但是人口老化，政府收入下降，政府主导的投资也会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老化即便有投资，回报率也下降，导致大家投资欲望下降，投资热情下降。以前中国是有人没有钱，利用外资，今后中国可能是有钱，能够投资，但是由于劳动力下降，效率下降，有钱没有地方投，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下降，导致银行利率不断下降。

所以老龄化是很大的问题， 65 岁以上老人从 2015 年 1.43 亿增加到 2050 年 3.5 亿。到 2030 年我们只有 3.3 个劳动力比一个老人，到 2050 年只有 1.7 个劳动力比一个老人。美国以前也是十几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但是现在已经下降，退休年龄也不断延迟。英国 60 年代五个劳动力比一个老人，现在也不断下降，所以英国退休年龄也不断推迟。因为劳动力是面粉，社保制度只是制作面包的技术，如果面粉不够，养老制度也很难持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国的退休年龄不断推迟，目前已经推迟到 69 岁，现在二三十岁劳动力，今后退休年龄很有可能超过 70 岁。中国年龄结构比美国和英国还严峻， 2050 年美国是 2.5 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中国是 1.7 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美国退休年龄已经推迟到 67 岁，英国是 69 岁，中国以后 70 岁之前不可能退休。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少壮不养孩，老大徒伤悲，尤其是妇女，因为活的比男的时间长，丈夫去世之后，女的还要孤独的活十几年，一定要多养孩子，男的如果对女人好，就是要女人多生孩子，如果男人不愿意生孩子就是不负责任，女人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傻。我们以前说多子多福，主要是女人的福。中国因为人口老龄化，疾病和健康危机，中国会再成为东亚病夫。我们心脏病人达到 1.9 亿，糖尿病人 1990 年只有 5000 万，到 2040 年大概有 1.4 亿左右。癌症病人 1990 年只有 2000 多万，但是今后癌症病人会超过 8000 万。中风病人 1990 年只有 1000 万，今后会超过 4000 万。尤其是湖南、东北、陕西，吃的比较豪爽，中风率比较高。广西、广东吃的比较清单，但是老年痴呆比较多。上海吃甜的比较多，所以糖尿病会比较多。如果我们不好好规划医疗，很有可能医保就把整个经济拖垮。养老产业界，说老龄多了，养老产业很有前途。我说养老是老年增多，需求增加，这是需求，但是你要有供给，你要靠劳动力来养，养老核心还是靠年轻人养，需求增加，年轻人不够，养老产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第三部分，从人口结构看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基本上是逐食而居，民以食为天，粮食产地基本上在中原，逐鹿中原就是逐鹿粮食。但是唐朝之后，经济中心一直在南移，宋朝的时候经济中心转移到江西，江西成为中国第一大省，人口大省、经济大省。 1840 年上海成为中国经济中心， 1895 年之后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地区， 1979 广东省成为中国强省。 2000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西移，这从人口角度可以解释。 1820 年中国人口占全球 37% ，经济占全球 33% ，人口从 1820 年 3.8 亿增加到 1950 年 5.5 亿，占全球比例从 37% 下降到 1950 年 22% ，经济占全球比例也是不断下降。但是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经济和人口快速增加，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不断增长，到 1900 年之后超过全球 50% 以上，甚至超过 65% 。 1940 年英国和美国人均 GDP 是中国 13 倍，由于西方国家海外贸易，给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上海提供贸易机会，所以上海从 20 万人口小县城崛起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东北的崛起主要是靠日本和俄国崛起。中国人口在 1820 年之后增长非常缓慢，俄罗斯人口快速增加，导致经济占世界比例快速增加，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人口也快速增加，导致日本经济占世界比例不断提高。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了朝鲜、韩国、台湾，所以东北面临两个大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这两个大国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中国三四倍，对东北带来很大机遇，俄国崛起一方面给中国东北带来机遇，一方面给中国国防安全带来很大威胁，他夺走中国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时清朝封闭东北，本来想把东北作为防止汉人侵占的根据地，但是俄国人进来了。俄国崛起一方面给东北带来机遇，一方面中国人口不断涌入东北，从 1871 年的 330 万增加到 1911 年 1841 万，再增加到 1940 年 4068 万，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人口增长这么快。所以中国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地方， 1943 年电力占全国 78% ，煤炭产量占全国 49% ，钢材产量占全国 93% ，铁路线占全国 42% ， 1945 年经济总量甚至超过日本。

1979 年之后，广东不断崛起，东北不断衰退，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 1979 年是 14% ，下降到 2015 年只有 8% 。广东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 1979 年 5% 点几，到 2006 年占前面的 11% 。发达国家经济一直占全球 83% ，通过香港中介给广东带来空前机遇，所以广东的年轻劳动力不断提高。东北的年轻劳动力不断下降，很多人认为东北人口问题是东北人口外流，事实上东北人口外流率很低，远远比湖南、安徽、贵州、四川、重庆都低，主要是本身生育率低导致。广东一方面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导致 20 岁 -39 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提高，一方面本身人口因为生育率很高，当年广东省可以生两个孩子，广东省生育率高于全国，导致广东本身劳动力资源很丰富。 1980 全国一胎化以后，东北生育率快速下降，广东生育率高于全国。东北的生育率在 1982 年左右就低于 2.2 ，全国 1991 年之后才低于 2.2 ，东北人口结构比全国早 10 年左右。 2010 年东北的中位年龄已经相当于全国 2020 年的水平，比全国早 10 年老 10 年。广东中位年龄在 2010 年只相当于全国 2003 年。东北一是城市化率高，下岗工人多，再就是东北是移民地区，传统生育文化比较差。广东、广西的祠堂、家谱都有，生育动机比较强，东北离婚率也比较高，未婚率也比较高。所以不同的政策导致广东经济不断崛起，导致东北不断衰退。

从人口结构可以看中国区域经济，越红的地方生育率越低（图），东北生育率只有 0.7 左右，广西大概还有 1.8 左右。中国越往东北生育率越低，越往西南生育率越高，这决定了中国今后东北劳动力不足，西南地区，广西、云南、贵州这些地区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市场也相对比较旺盛，创造力也比较有活力。从年龄结构来看，这是年龄结构化，下面是 0-4 岁，最上面是 85 岁以上，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全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很不好了，东北年龄结构最危险，后备劳动力严重不足。北京、上海、天津目前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内蒙、江苏、浙江人口结构也很不好，广西最好，然后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河南这些地区人口结构比较好，今后劳动力比较充足今后经济增长率就会高于全国。

20-39 岁劳动力是经济的核心，但是四川和重庆 20-39 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东北也是下降，为什么东北经济危机比四川、重庆要严峻？因为四川、重庆的常住人口中， 20-39 岁人口比例下降，因为人口外流，大量劳动力到广东、上海打工。东北没有人口外流，主要是生育率下降。到外面打工虽然劳动力到外面，但是他回家，改变了四川的内需市场，对四川的经济还是有促进的。重庆 2008 年开放劳动力回流，所以经济占全国比例也是不断提高，所以四川、重庆的经济潜力是远远比东北好。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中心在 2006 年已经开始西移。广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的经济占全国比例都在 2006 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重庆，这些地区经济占全国比例都在 2006 年达到低谷开始回升。为什么？因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发达国家经济在 1960 年到 2004 年一直占全球 83% 的水平，但是 2005 年为拐点，发达国家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2015 年只占全球 67% 。这就导致中国的广东和上海、江苏的发展机遇下降，东南沿海经济占全国比例从 2006 年达到顶峰开始下降。中西部一方面有后发优势，一方面生育率比较高，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内需市场比较旺盛。虽然年轻人去内地打工，但是小孩在内地，老人在内地，消费主体还在内地。我跟贵州和湖南一些官员说，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你们只看到他们负面因素，说年轻人打工去了，怎么不把老人和小孩接走呢？我说接走的话，对你当地经济更有打击，他没有接走，他的钱还要回来，所以对你们内需市场有很大拉动作用，如果把老人和小孩都接走，对你们经济打击更大。

刚才说经济中心西移，实际上世界经济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西移。东南沿海贸易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就是通过海运，海运比较便宜。但是发达国家人口已经老化了，日本中位年龄已经 47 岁，美国也 38 岁，欧洲是 44 岁，导致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经济下降，中国东南沿海机遇下降。我们的西部是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南亚地区国家， 2015 年 17.9 亿人口，中位年龄是 26 岁。东南亚有 6.3 亿人口，中位年龄 29 岁。日本、台湾、韩国加起来人口也不到 2 亿，年龄已经 40 多岁。以后越往西，比如非洲，非洲的人口比较庞大，并且中位年龄只有 18 岁，目前印度经济保持 8% 的速度增长，非洲也不错，经济增长最近都是 6% 。 2010 年我在西南大学讲座，我说你们要发展向西部的铁路贸易，因为中国往西部的铁路贸易今后的势头有超过海运的势头。

美国人口结构也发生很大改变，以前美国人口集中在纽约、芝加哥、费城，后来通过改变西部、南部交通，人口往西部和南部转移。以总抚养比来说，日本总抚养比已经回升，经济活力下降，发达国家也是回升，经济活力下降。但是东南亚和南亚总抚养比还是下降，所以经济还很有活力。以劳动力来看，日本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都已经减少，经济没有活力，但是东南亚和南亚劳动力还在增加，所以云南、贵州、广西、湘西有很大机遇。

看台湾和香港，香港经济在 1994 年相当于中国大陆的 24% ，当时很牛。但是现在香港经济只占全国 2% 点几。台湾在 1994 年的时候也是很牛， 1994 年台湾经济占全国 45% ，但是 2015 年只占全国 4% 。从人口结构看，今后台湾、韩国经济活力仍然低于中国，台湾、香港占中国大陆经济份额越来越下降。香港很郁闷，说是不是因为香港回归导致大陆治理不好，继续留在英国是不是好一些？事实上他们是误解？因为香港经济衰退是人口结构导致的，香港生育率在 1980 年已经是 2.0 ， 1987 年是 1.3 ， 1997 年是 1.1 。这么低的生育率必然导致经济衰退，神仙治理香港也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大概有二三十年滞后期，中国 1990 年生育率下降导致现在的衰退，香港经济衰退核心是人口老化和超低生育率。 2015 年香港人口结构已经很老化，到 2050 年劳动力不足，香港经济前景非常暗淡。香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多，女人长寿，意味着老龄化雪上加霜。中国从唐朝以后，经济中心一直往东南方向转移，宋朝，在新疆和西安之间有一个国家叫西夏国，西夏国阻拦了中国向西域贸易的渠道，唐朝的时候中国西边贸易很好，但是宋朝出现西夏国，阻断了和西域贸易，中国的贸易向东南转移。中国现在面临上千年未有之变局，经济中心向西南转移，因为中国西部人口多、又年轻，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中位年龄人均 GDP 与世界比例， 1980 年只相当于世界水平 8% ，但是 2014 年相当于世界 71% 。 1980 年中国只占全球贸易市场的 1% ，但是 2014 年已经占 11.3% 。虽然年轻劳动力到东南沿海打工，但是内需市场还是在中西部。并且西南地区生育率比较高，劳动力比较丰富，消费比较旺盛。所以经济中心即将转移到西南。

第四部分，从人口角度看中国城市规划和房价。日本在 1992 年出现经济危机，房价泡沫破裂，在 1980 年代日本房地产市场也非常旺盛，跟前几年北京、上海、省会城市一样。日本购房年龄人口 35-44 岁，比中国晚 10 年，中国购房年龄是 25 岁到 34 岁之间， 1992 年一方面出现危机，一方面购房年龄下降，两个方面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很有可能爆发类似日本 1992 年的经济危机，中国购房年龄人口， 25-34 岁人口目前已经达到顶峰，还能维持几年，到 2020 年之后快速下降，房地产的动力是靠人，就像单车一样，单车本身没有动力，踩倒车是靠人力，房地产靠人口推动，如果人口出了问题，房价也会出现问题。日本经济危机之后， 2000 年出现购房年龄高峰，中国的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房价前景比日本还惨，因为我们人口没有出现高峰。中国大城市房价在 2000 年之后快速提高，尤其是 2004 年之后，然后中国省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的一线城市，房价都不断飙升。但是 2012 中国出现经济危机之后， 2015 年很多省会城市房价下降。比较奇怪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房价反而提升，这是违背规律的，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大城市房价上涨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全国经济在 1978-2011 年以 10% 的速度增长，全国购买力不断提高，一方面是北京、上海、省会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地区差距很大，大量吸引外面人口。大城市就业机会比较多，所以外来人口到北京、上海、广州和省会城市，会购房，直接对房地产市场有刺激作用，年轻劳动力进入城市，刺激城市购买力，导致城市户籍人口购买力也提高。

北京、上海的房价 2004 年开始提升，这和外来人口有很大关系， 1995 年之前，北京、上海严格控制外来人口，但是 1995 年之后外来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现在北京、上海外来人口占总人口 40% 左右，接近一半人口是外来人口。但是 2000 年之后，北京、上海人口增加量放缓了， 2015 年是一个重大转折，比如上海 2015 年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是一个大现象。为什么人口流向北京、上海，上海 1980 年人均 GDP 是全国 6 倍，北京是全国 3.5 倍，高收入水平，和外地与农村有很大差距，所以吸引大量外来人口。 1995 年以前，北京、上海控制很严，人口没有进入，北京、上海经济活力下降， 1995 年以后外来人口导致北京上海注入了活力。即便目前还有外来人口，但北京、上海人口结构比全国老，经济收入水平和全国差距不断缩小。 2015 年上海人均 GDP 只是全国 1.9 倍，北京是全国 2 倍，以前是五六倍的收入差距，现在只是 1.9 倍，就是上海吸引外来人口能力下降。日本东京人口不断增加，房价不断增加，但是 1967 年之后，东京人均收入只是相当于全国 1.6 倍，人口就外流。

比如湘西很穷，如果到北京，收入是五六倍，我愿意到北京打工。如果北京收入水平只是 2 倍、 1 点几倍，我老家有老人和小孩，每年跑一趟要多少钱？所以没有必要来北京了。北京、上海目前严格户籍限制，控制外来人口，按照这个趋势，即便没有户籍限制，再过几年人口也会回流。再看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结构，伦敦 1961 年， 2011 年， 2041 年，人口结构相对比较稳定。美国洛杉矶、芝加哥、凤凰城人口结构都比较稳定，人口有流动也有流出，是双向流动，不是中国单向流动，从西部流向东部，从农村流向城市只是一个方向。

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结构。里面是户籍人口，外面是外来人口。北京、上海如果没有外来劳动力，人口结构比东北还差，由于北京、上海吸引大量劳动力目前经济还有活力，所以目前北京、上海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西部地区贫困上的，导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很凄惨的一个原因。深圳是一个小渔村，主要是外来人口，深圳目前年轻劳动力比例非常高，但是时间段往后推 30 年，深圳是什么结果？深圳是极端老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老龄化城市。深圳目前还能吸引劳动力，但是今后全国劳动力下降，深圳和全国收入水平差距下降，不可能一直吸引那么多劳动力，目前现有人口部分会回流，今后深圳将会毫无活力。

如果没有移民，北京、上海经济比东北还差。数据比较多，有一个数据就是中位年龄，中位年龄越大，经济越没有活力。 2010 年全国中位年龄是 36 岁，东北是 40 岁，东北最没有活力。北京由于有移民，北京的中位年龄 38 岁。上海即便有移民，中位年龄也是 38 岁。广州是 32 岁，深圳只有 29 岁。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北京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是 42 岁，比全国老 6 岁，没有什么活力。上海已经 47 岁，也没有什么活力，如果没有移民，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就一塌糊涂。即便有移民，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也已经比全国差，吸引人口能力下降。上海的人口结构最差，如果爆发危机，上海率先爆发

发达国家也和北京一样，需要人口转移，以前美国纽约也是人口聚集，纽约和芝加哥人口不断提高，纽约人口在 1930 、 1940 年以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 1940 年 6% ， 2015 年只是 4.6% 。所以现在我们一些大城市还很牛，但是一旦人口外流，经济比例也会下降。当年伦敦、柏林、东京也人满为患，人口密度比目前北京还密。但是 1910 年之后人口不断往周边疏散，目前伦敦每平方公里只有五千人，内城一万人不到。北京、天津、河北一体化，就是走当年伦敦的老路。东京人口以前也是每平方公里两三万人，甚至三四万人，但是 60 年代之后人口不断往西部 26 个市疏散，目前东京整个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 6000 人，中心城区只有一万多人。

中国的大城市怎么办？房价怎么办？一方面中国即将爆发日本 1992 年的危机，房价可能出现危机，购房年龄人口将下降，还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给中国东部沿海的机遇下降，大城市人均 GDP 优势丧失，人口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进行中西部城镇化、扶贫，中西部经济将会起来，人口将回流。中国城市人口高密度导致民不聊生，全面覆盖二胎之后，很多人符合，但是他不生，压力太大。所以必须像东京、伦敦一样，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不然生不了孩子，房价那么高。综合因素考虑，大城市人口密度必须下降，人口一旦下降，房价也会下来。

谢谢大家。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盛洪：

谢谢易博士非常精彩的演讲。在他原来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原来只研究计划生育问题，现在把人口理论拓展到经济，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各国兴衰。这种分析方法我头一次见。这个方法是单一因素分析方法，完全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密度来解释经济发展和经济兴衰。但是这种单一因素也有好处，就是非常突出人口因素在分析中的作用，让我们去理解人口本身，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对经济的影响，这非常有意义，也是有创造性的一个理论方法，让我们对人口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有更深印象。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一是劳动力概念，一是人作为消费者的概念。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消费者。我记得前几年的讨论我提过这个问题，人口数量的减少带来的市场的衰退，比劳动力短缺更早出现。你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请了几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穆光宗教授、李建新教授、张展新教授。我们先请穆光宗教授做一个评论。

穆光宗：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聆听易博士的讲演，讲演很成功，易老师谈人口和经济问题视野很开阔，从国际比较古今中外的视角出发，内容和材料非常丰富，讨论问题也非常广泛，观点非常明确，论据比较充分。我个人对他的结论表示赞同，比如说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我们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严重危机，因为计划生育受到了很大伤害，今后需要“孩动力”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是他多年来的呼唤，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和一个基本认识。

通过易老师的讲座，我们对人口形势大致可以形成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个判断，大局已定。从单独二孩遇冷和全面二孩新政也将遇冷的现实可以断定，中国已经陷入内生性超低生育陷井。早在 1990 年代初，中国人口生育就持续低于更替水平，此后中国人口进入惯性增长时期。从五普数据看，中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陷井，近年数据也表明 TFR 一直低于 1.3 ，很可能在今后十年内迎来人口负增长拐点。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巨大，年轻一代生育责任和生育意愿代际弱化，一代比一代弱， 80 后比 70 后弱， 90 后比 80 后弱， 00 后更弱。而生育成本和生活压力强化，生育积极性大大下降。我同意二孩政策遇冷的判断，有三个状况使得二孩政策不能很好落实，一方面是不能生，因为有一部分人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第二是不想生，有很多夫妇不想做“孩奴”，想活的轻松一点，因为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每天都在“高压锅”里面，第三是不敢生，就是生活压力、养育压力、养老压力太大，有逃避生育的本能和趋势。比如辽宁关于二孩的调查，只有 20% 的人有要二孩的打算。所以，无论采取多么积极的生育政策，哪怕现在全面放开，完全停止了计划生育，中国也将难以在短期跳过低生育陷井，改革已经错过时机。

易老师预测很惊人，他在 2007 年的预测和 2010 年国家人口普查公布几乎一致，为预测不准的人挽回了一些颜面。我判断和易老师差不多，我认为生育率反弹丧失，越往后生育率越低。政策的反应机制比较滞后、比较慢，所以生育率恐怕会出现继续缓慢下降的惯性。生育反弹特性丧失，低生育文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回望过去 35 年，一孩化政策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对生育行为有限制和约束，还有对生育观念转变的过程。这个大局已定是我得出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大势已去。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供给。人口无限供给的优势已经丧失，而人口结构扭曲，人口潜力不足的劣势开始凸显。人口转变是被各国证明的基本规律，出生人口爆炸，恰恰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储备大量年轻劳动力，从而为人口红利贡献奠定了基础。现在看人口要树立一个更积极的观念，就是 20-44 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产，是一国人口实力的象征。人口转变增长事实上为后人造福，阶段性人口增长现在一去不复返，我们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增长？从目前来看不到。婴儿潮积累起了潜在人口优势，可以为经济提供“孩动力”，而劳动力充裕，为世界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生育因素关系到人口的储备，关系到新生代人力资源的供给，所以非常重要。看人口至少要看 15-20 年，因为婴儿潮连带的是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婴儿潮不可能再出现了，因为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生育旺盛年龄段的女性人口，而这个人口在减少。第二是生育能力怎么样。第三是生育意愿怎么样，从目前来说三个方面都弱化和减少。

第三个判断是大难临头。中国正处在人口大雪崩的前夜，很多人对人口负增长的恶果缺乏警惕，甚至为中国人口总量的下降欢呼，他们没有看到冰山下的问题。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人口结构进一步扭曲、畸变，我们担心的与其说是人口总量，不如说是同时发生逆向变化的人口结构、人口生态和人口储备，人口总量只是表象，我们需要从结构 - 功能主义，关系 - 和谐主义的视角看待新的人口危机。新的人口危机包含的方面很多，包括持续的超低生育、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连年减少、不可阻挡的劳动人口高龄化、还有严重的男性青壮年单身现象、大城市化导致人口分布不平衡。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转化为经济社会问题，演化为系统性问题，很难治理。可以得出结论，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的新人口危机不是人口数量危机，是结构性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易老师对此体悟比较深。值得讨论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我们通常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经济下行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绝对有关，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不是一个概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人口实力减退，持续的低生育率是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原因，同时低生育率导致人口底部老化，导致老年人口增加。所以，理论上维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供给是必要的。

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还是风向标？可以讨论的是，人口和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制度这个中间变量会改变两者的关系、方向和强度。经济下降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可以看出计划生育的远期影响，从中长期来看，两者关系很密切， 20 年前的人口增长为 20 年后的经济增长提供年轻劳动力，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影响是滞后效应。比如 1950-1980 年人口增长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假定劳动年龄上限为 44 岁，能活跃到 2024 年， 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完全是 1980 年以后一孩化政策的推行，而现在经济领域一线年龄劳动力， 36 岁以下的已经完全是计划生育时代生产的人力资源。短期看他们的关系不一定很明显，不应该陷入单一的人口决定论当中去。

易老师在演讲中讲到 20-42 岁年轻劳动力比 20-64 岁总劳动力小于 52% ，经济减速，人口经济关系是不是那么直接简单？指标是不是那么灵敏？恐怕需要更多证据检验。如果这是标准化模式，那倒是很好，我们可以预测，借此判断人口经济关系进入什么状态。讨论人口经济学还要讨论其他因素，比如政策、企业家精神等等。人口固然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人口发展，提高整体福利水平，促进人口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易老师试图用日本等国的经验指标来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可靠不可靠呢？我觉得取决于指标的灵敏程度，选择 20-64 岁人口比 65 岁以上人口小于 7.5 ，我不知道为什么采取倒的抚养比指标，而不采取通用指标？上面是劳动力，下面是老年人口。还有一些表述希望易老师再斟酌一下，比如说中国再次成为东亚病夫，这样的说法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容易授人以柄，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说。

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我认为到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时期，停止计划生育是不够的，下一步需要改革和转型。一分为二，一方面生育决策归家庭计划，生育服务和保障归社会计划，取消计划生育的强制性和限制性，保留其服务性和保障性。解铃尚需系铃人，国家需要承担起后计划生育时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责任和义务，光是停止计划生育还不够，通过国家力量规避家庭所面临的风险和代价等各种问题。

我的总体看法，中国人口治理思路需要大逆转，中国要早日还权于民，实现自主生育。持续低生育会出现人口负增长，考虑到生育率偏低，国家要及时鼓励生育。要区分人口存量和增量，人口存量是历史遗产，应该善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人口增量是未来的潜力，应该欢迎，应该欢迎婴儿潮，而不应该惧怕婴儿潮。如果把人口的存量问题、总量问题归咎于增量，实际上是头疼医脚的荒诞的做法。人口是慢变量，变化有周期性，人口治理特别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需要提前警惕和预防性治理，遗憾的是我们在计划生育的惯性当中一二再、再而三的延误改革，导致了改革空转、改革遇冷。

盛洪：

谢谢穆教授的评论，计划生育制度要全面反省，还家庭生育决策的权力，这个很重要。

下面我们请李建新教授做评论。

李建新：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天则所，我和易博士第一次相见相识是在这里，今天再次来到这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

易富贤老师视野很宏大，有深度，也有很大的说服力，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非常不错。

关于人口发展主题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从人口角度讲，应该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时代，人口研究鼻祖是马尔萨斯， 1798 年的《人口论》开始，他把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提出来，后来的经济学家给予反驳，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人口过快发展导致了贫困。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对经济发展是一个积极变量，是一个正面的因素，再后来马克思等制度学派认为，人口可能是一个中性因素。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对策，过去有三派观点，积极的、负面的和中性的。对应的对策就是马尔萨斯主张的减少人口，经济学家认为馅饼做的不够大，要发展创造更大馅饼，制度学家认为不是馅饼不够大，而是分配不均。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进入新的人口转变，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接受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这不奇怪。为什么呢？从历史看人口作为一个变量，长期是高出生、高死亡，直到工业革命 20 世纪以后，是非常活跃的变量。首先表现的是数量的巨大变化，人口爆炸式增长，过去观察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人口学家，都是从数量角度，所以我们讲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规模过大，我们今天论述国家人口政策必要性，李总理没有说，但是卫计委强调坚持基本国策，重要理由就是我们规模大，对资源环境、对经济的压力，还是从数量角度。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数量关系。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哈佛两位教授以一种新的观点，结构化我称为动态结构化。结构化是什么？内部结构变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引出来人口红利。所以今天易教授讲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经得住考验。考虑数量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是表象，本质是人口结构。怎么看这个结构呢？是看内部结构是不是均衡发展，是不是内部协调。但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后，是以牺牲内部结构均衡换取数量控制，就导致了今天的人口危机，穆教授说的这几个大势。今天所有危机都是 30 年前独生子女政策埋下的定时炸弹，因为人口政策有滞后性，现在各种矛盾都同时迸发了。

有一些质疑，从他的论述中，也有一种倾向和危险，固然我们说结构观毫无疑问，人口作为基础，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易老师提到很多细节，他之所以到了博鳌论坛，几个经济学家不能容纳这种观点，我想可能经济学家忽视我们结构观、人口观，固然有偏，但是我们过于单独强调人口结构观，过去 30 年的计划生育本质上是数量决定论，而现在易老师如果一味的强调结构，就滑向了用人口的结构决定论来批判人口数量决定论，我有这样的担心。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的观点，他为什么乐观？很简单，他研究经济，经济增长要什么要素呢？传统的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现在加上制度、加上人力资本等若干要素，充其量在这个公式的乘积项里，劳动力、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处于不利因素，但是其他方面呢？经济学家强调制度创新，再次挖掘人力资本，再次人口红利，这些因素乘积起来、加起来，可能就是中性的。所以我们在强调人口结构对经济、对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利的时候，避免滑向人口结构决定论，这样事实上我们又和我们批判人口数量决定论又站在一个战线，我觉得这是人口学家应该警惕的一面。

在独生子女政策变化以后，也就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变化以后，不仅仅是政策，我们对中国人口的认识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毛时代的价值观还是肯定人、生命、人口，还是作为积极因素，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因为是公共政策，背后价值取向完完全全是“人多是负担”，所以上至总理，下至平民，说到人口都是以负担、包袱来形容的。所以首先从根本认识要扭转，人口不是负担，要尊重生命、尊重个体、尊重人权。因为是公共政策，我们强调的是应该遵循人口的变化规律，人口变化的规律，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这是变化规律，转向低出生低死亡后，应该保持人口内部的均衡，促进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是数量和结构的统一。人口作为一个变量，自身均衡发展了，可持续发展了，才能和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点。因此对现在的二孩落地，虽然对这个方向认可，但是我们认为不到位，根本没有达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根本回不到这里。所以我的观点是无条件的即刻废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变限制为服务，变管理为鼓励。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盛洪：

谢谢李教授刚才的评论，有一些赞成和支持，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下面请张展新教授做评论。

张展新：

感谢天则所的盛情邀请，有机会听到易教授直接谈观点。说明一下，我本人既没有直接参与计划生育政策辩论，也没有做人口统计，所以我和穆老师和李老师不一样，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算不上评论，就说一点我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谈经济增长因素的时候，文献已经很多了，制度的、人力资本的、对外开放的，还有一些其他特殊解释都很多。我个人过较多的看了科斯和诺斯的文献，也比较欣赏用科斯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来解释。易老师给了很多数据，看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但是也可以找到一些反例，近的说 1978 年以后，当时中国人口红利非常好，但是那时候恰恰遭受了所谓企业冗员，知识青年不得到农村跟农民挤饭碗，这时候人口红利就是虚拟的，或者是理论上成立，但是没有发挥出来。说的更远一点，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问世以来 100 多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历史总和还多，所以显然有些东西是超出人口结构的。如果还用一些反例，就是非洲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好，但是经济增长缓慢、动乱非常严重。有一些正相关的例子，也有一些不那么相关的例子，希望易老师能够更多的回应一些。

第二，易老师没有多说解决方案，如果现在放开二孩，也至多是到日本和韩国没有任何计划生育历史的情况，但他们也没有阻止高龄少子化，如果没有超常手段，也只是达到日本和东亚的水平，如果肯定人口结构确实和经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是不可逆转的，或者说我们都不谈经济和人口结构关系了。一点几的组合生育率持续下去，人口就是滑坡式的下降，仅从人口讲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方面不是没有国际经验，看了一些文献，现在组合生育率最好的是瑞典，他们有一套很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育龄妇女可以生育率很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保障刚刚建立，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非常严重，短期内不可能达到像瑞典那样的水平，能提供那么好的生育保障，让生育的家庭和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让社会承担大部分成本。所以我们人口下降的速率可以短期内不会改变。

刚才二位谈到这是人口危机，我个人看，如果人口的少子高龄化是普遍规律，我们毕竟来的晚一些，比日本晚 23 年，我们毕竟有这么大的基数，所以情况不是那么悲观，我们还有更好的承受能力。而且如果若干年以后，能够把社会和经济改革，民主化程度和自由权利达到很好的一个水平，社会共同体能够很好的和谐，各种群体能够很好对话的局面，也可能我们能够协商出一种给予生育保障，真正实现供给水平。我们今天不可能采取像当年计划生育那样强制政策鼓励生育，计划生育可以人工流产，可以结扎，但是生育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还得指望中国社会更深刻的变革，指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能够让整个社会成员更理性，能有共识来实现供给水平。即便中国人口降低一大块，我不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盛洪：

谢谢张教授的评论。要考虑人口发展和相关的比例，比如供给水平等等，当然重要的核心是所谓的制度强制性问题，简单的数量衡量和简单的数量和结构对比肯定是不够的，肯定还有质量和生命意义的含义在里面，这是讨论人口、生育更重要的意义。下面看其他人还有没有评论？

秦思道：

听易老师的报告，这是第二次，内容很丰富，国内外的数据，数量和结构都相当丰富，相当有说服力。说两个问题，第一刚才大家都谈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不是一个因素的问题，都是多因素的，人口发展和经济有关，不仅和经济有关，甚至和政策、政治有关。反过来人口确实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变量，生产要素最原始也是两个要素，一个是人口，一个是土地。至于资本可以说是衍生出来的东西。确实有人口决定论，讲人口问题避免不了，但是确实有单一因素的问题，因为很多数据都是这么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点改进，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可能更有说服力。

另一个问题，你讲人口不仅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本身的变动，而是人口迁移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讲地区的时候，可能除了本身人口变化以外，他的迁移的变动和影响是很明显的因素。这些年沿海经济的发展可能和内地人口的迁移，尤其像广东这些地方，外来人口往往占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现在我们的人口政策，就是生育方面的政策也存在问题，这个数量不算太大，但是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

现在每年流出去的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我看了一下数据， 2006 年光是教委公布的出国留学人数是 13 万人，而回来的是 4 万人，净流出 10 万。一年流出 10 万，这些年流出去多少？而流出去的人口又是相对年轻的人口，这个问题也是要关注的。美国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对外来人口的吸纳，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可能更有说服力，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然我们过去完全控制，不准人口出去是错的，但是现在的政策也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人口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各种各样政策都有影响，从整个 60 年的人口政策变化来看，想用一种强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看来都是失败的，尊重人口本身客观的规律，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这种体制似乎以为政府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做到了就做偏了，现在看是这样。人口问题，本身有他的规律，而且不是短期变化能看出来的，当然可以模拟、预测，但是终究是预测，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长期实施都是有问题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状况，如果上一次你来讲，如果就放开二胎会是什么结果？和今天放开二胎，你是 2010 年讲的， 2010 年到现在六年了，如果那个时候放开，会是什么结果？可能人们的观念还容易调整一点，到了今天很多事情越积累越重。所以，绝不能弄一个长期实施永久不变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够长期实施，其实是既得利益的问题。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变迁，真正的障碍还是既得利益的占据，而其他力量打不破，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人口政策现在来看是一个失败的很明显的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举一反三来思考其他的问题。

盛洪：

谢谢张老师，人口有他所谓的自发秩序，干预都会有问题，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则。下面看看还有谁有评论？

李冰：

这不算评论，和易老师多年以前也见过。今天听您的报告有两点感想，第一点，还是应该回到问题的最初，为什么有计划生育这个政策？说白了就是一种权力的狂妄，短期之内好象能够掌控一些东西，长期肯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另外，易老师如果做非常严谨的论文，我同意盛老师的观点，这只是一个单一的分析方法，普遍的说，增长应该是全要素增长，您把其他的都取消了，而且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可能就会有偏颇。

再一点，您整体论述背后的逻辑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就是用工具主义、功利化、现实主义的方式，将人作为增长的对应要素利用。我觉得最后还是应该回到罗尔斯的“人是目的”，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也不能仅仅与经济对应。如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增长，那好了，人多了就消减，人少了就填补，人也就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这样的论述是不能让人接受的。特别是您举房地产例子的时候，如果是按照您的理想状态，人口也正好是符合您计算的最优情况，中国的房价就应该那么高吗？而且应该被继续支持下去吗？这恐怕不是人口学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中国增长模式、权力经济、分配方式等等问题。

盛洪：

李冰也很坦率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非常好。

时间差不多了，我再说两句。我虽然也批评易教授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但这个单一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承认人是第一位的要素。包括很多方面，他是劳动力、他是消费者、他是企业家、他是创业者、他是创新者，都是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所以我很同意做这样的研究。当然，我的批评是说仅仅只有这个要素是不够的，还是不够严格，不够精确。

上次易教授来讨论的时候我提的那个问题，在碰到劳动力短缺之前，会碰到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的萎缩。首先人口减少是作为消费者人口的减少，消费者人口的减少会被放大，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就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需求的增量，这就类似于紧缩的政策，宏观经济学有一个概念投资乘数，增加一个投资增量，它可以放大数倍，当然这个乘数原理正反都起作用，你增加一个增量会增加数倍，减少一个增量会减少数倍。易教授讲人口和经济是有这个关系的，但是不那么严格，我相信经济学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可以更严格一些。

第二点，确实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用人口解释，比如说像城市化过程的一个现象，大城市收入数倍于其他地方，然后缩小，实际上城市化就是一个均衡的过程，在没有达到新均衡以前这些都是正常的，达到城市化均衡以后，就像您刚才说的人不再往东京流了，或者人不再往上海流了，这就是一个新均衡，这是正常的。除了大城市的利益以外，还有大城市的成本，比如说拥挤、污染都有问题，这些年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像汽车化，汽车化也导致城郊化，在美国也发生过了，还有互联网化等因素。如果再完整解释这些现象，再加入一些因素会更好一点。

第三，我再阐发一下刚才张老师提的问题，我国计划生育的这样一个故事，应该作为人类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政府自作聪明、不当干预导致的结果。政府认为它比市场聪明，它比每一对夫妇依据自己现有的情况做出决策更聪明，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是哈耶克批判过的。其实成千上万人的分散决策导致一个综合的结果，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作为一个计划者，你认为那个所谓目标是好的，但是你其实理性有限。当时中共中央的目的就是说孩子少了负担率就低了，忘了几十年以后负担率就高了，这个逻辑很简单。第二，执政者的眼光是短浅的，为什么？人的寿命有限，他执政时间也有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不仅要看到这些年执行这个政策的方向是错的，在制度上和原则上也是错的，这是核心。

现在的危险是什么？不知道易博士是不是能接受，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鼓励生育？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还得靠政府鼓励生育，原来我们要节育，少生孩子发奖金，是不是多生育也发奖金，政府正反都有事干了。现在大家觉得生育率很低，根本不能维持人口水平，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政府应该鼓励生育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政府的管制是因为管制所以管制，为什么？我举个比较近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楼市，大家看都在折饼子，干什么呢？一直对楼市进行管制、限购，后来发现经济掉下来，就鼓励买房，突然楼价又一下子飞涨，又反过来管，里外都不是你干的吗？你不限制，怎么会有经济箫条？你不鼓励，怎么会有楼市高涨呢？其实核心就在于里外你都在证明你政府有道理，其实里外里你都证明了你政府没有道理，因为现在的问题都是你创造的问题，这是核心。

我现在想说的是，严格来讲不能通过政府鼓励生育，这是核心，这是更高阶的原则。你要说现在鼓励，然后又过头了，又生多了，又计划生育，政府里外里老能干活，整天这些活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易老师举的例子是印度和美国，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干预，我觉得这其实要特别注意，它们各方面的指标相对来讲比较均衡，包括负担率等等。要特别强调，现在很有可能计生委变成鼓励计生委了，它就变得很可怕，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这帮人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政策调整会滞后？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利益集团，其他人也说过这个问题，计生委严格来讲就是利益集团，计生委就是罪人，他们卖孩子，都是有证据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卖孩子，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挣钱，这个在莫言的《蛙》小说里面都有提到。还有一个原因，言论不自由。我们不能公开的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国策？就像易老师说那本书不让出版。这说明一个社会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多么核心。相当长时间不允许别人讨论，那就贻误时机。因为这些人理性有限，甚至有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让讨论不是这个事情多么正确，是因为有他们的利益，触犯他们的利益了，所以管制是非常糟糕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又是另外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一个社会不许大家自由讨论问题会带来什么灾难。

我就评论这些，谢谢大家。最后请易博士做一个回应。

易富贤：

很感谢大家提的意见，大家不约而同的认为我从单一手段分析人口问题，今天我确实只强调了人口的重要性，但是 2013 年的《大国空巢》序言里，我怕大家感觉我只强调人口问题，特意在最前面说人口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过去不能把一切问题归于人口过多，今后不能把一切问题归于人口过少。但是我的《大国空巢》主要谈人口问题，如果过多的谈其他问题，显得非常庞杂。

另外，大家说我讨论人口是单一讨论问题，我也不是很认同，人口虽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个因素看起来是单一因素，但是是多因素，因为年龄结构包括创新因素、体力、智力。人口对经济的贡献，与其他的必要条件不一样，其他必要条件是一个条件，他比其他条件更重要，他能创造出来必要条件。所以人口虽然是必要条件之一，但是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另外，说我评价经济指标过于单一，事实上我并不是从因果关系判断经济，大家可能用牛顿力学的哲学推断因果关系，我是用医学的哲学考虑这个问题，医学哲学就是分析很多指标，数百个指标，上千个指标，我是诊断，我并不是因果。比如说医学，一种疾病诊断要查很多指标，有些指标并不是因果关系，他有相关性就可以了。你要研究因果关系可能研究很多年都研究不了，有可能是因果关系，但是有可能是伴随关系。但是我是诊断，我首先对这个指标与这个疾病有相关性就可以。比如我诊断日本、台湾、韩国，因为他其他因素和中国基本一致，可以用这个方法诊断。但是同样一个参数诊断欧美、诊断拉美、诊断非洲就不适应了，因为其他必要条件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这个诊断也只是一种局部诊断。比如说 50 岁的人用某种指标，你可能得癌症，但是属于 20 岁的人某种指标可能是其他的疾病，这个诊断范围也不是普适的，不是一个指标对非洲、对中国都可以，我都是看其他条件和中国基本一致的，比如日本、韩国、台湾的情况，所以这是诊断性的指标。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盛老师说不能鼓励生育，这是说不能由国家卫计委鼓励生育，并且鼓励生育也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就够了。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个权利是要得到保障，小孩的生存权是人权，如果光给他小孩生存权，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是不行的，虽然人是财富。鼓励生育并不是说给他多少钱，就像现在大家生不了孩子，政府是有责任的，比如房价太高了，学费太高了，是要从这方面出发，不是说你生孩子我给你钱，这个太机械了。人口政策的调整涉及到整个社会配套的改革，需要一个保障，光有生育权不行，还要有保障权利。

盛洪：

谢谢易博士今天带来了一场内容非常丰富的演讲，让我们耳目一新，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还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使得今天论坛非常圆满。最后感谢易博士，感谢几位评论的学者，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双周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