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府为什么要玩转社交媒体？
威权政府为什么要玩转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的出现曾被乐观者视作推动民主化的灵丹妙药，但是怀疑论者也一直在强调，社交媒体极易屈服于审查和管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Seva Gunistsky则认为，威权政府在快速适应社交媒体之后，已经将重点从单纯的打压转向收编后的“为我所用”。社交媒体可以成为巩固政权和收集民意的工具。
此前学者倾向于将研究重点放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政治表达，Gunitsky则更关注俄罗斯的Vkontakte这种更加地域化的社交媒体，它们在国家权力和大公司利益的“共同呵护”下对信息传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和威权政府在这里针锋相对。
巩固政权合法性
首先，威权政府可以运用社交媒体动员其支持者以巩固政权。这些支持者包括与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出于爱国情绪、意识形态和单纯信任政府的普通民众和利益收买者。2012年俄罗斯新闻网站Gazeta.ru曾报道，普京政府支持的青年组织Nashi重金收买博主、记者和评论员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亲政府的言论。Nashi还雇佣网评员在YouTube上“不赞”反对普京政权的视频，并留言赞美普京。
其次，威权政府将社交媒体视为更有效的宣传途径，利用社交媒体塑造网络领域的讨论议题和言论边界。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粗暴的网络审查，而是在一定言论边界内精心引导网络讨论。那些从本质上挑战政府权威的内容会被很快删除，但是要求处理官员贪污或呼吁改革的言论则可能被温和派当作意识形态的弹药。
威权政府把上述两种技能修炼得炉火纯青，尝试用更加“高明”的方式来影响和塑造网民在何时以及如何接收信息。例如，普京政权已经很少直接阻止访问某些网站，而是动员其支持者破坏公民集会计划、散布错误信息、监控反对派网站，并且抹黑反对派人士。2014年1月，亲普京政权的寡头还将VKontakte收入囊中。学者Rebecca MacKinnon将此称为“数字波拿巴主义”（digital bonapartism）——使用民粹式语言，同时操控私有企业和司法系统，“巧妙”地将反对声音边缘化以操纵公共舆论。随着网民人数不断增多，俄罗斯的互联网场域已经成功被政府用来巩固自身合法性、传播有利于团结稳定的“正能量”。
收集民意信息
由于缺乏反对的声音，且制度本身不透明，威权政府总是面临信息匮乏的困境。所以，统治者一方面无法获取准确的民意，另一方面难以判断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而社交媒体恰好可以在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信息循环——统治者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民意并相应地调整政策走向。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官员贪腐等消息，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统治者和官僚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了收集民意信息，俄罗斯政府在2013年4月上线了一个在线请愿平台Russian Public Initiative，超过一定支持数的请愿将被送到相应立法机构讨论。例如在联邦层面，如果在一年时间里有超过10万个支持数的请愿将被国家杜马讨论。除了政府背景的网站，俄罗斯政府也从VKontakte、Odnoklassniki、LiveJournal、Facebook、YouTube等收集民意信息。这使统治者能够更有效地回应民众的诉求。
社交媒体还可以帮助统治者获知官僚机构的动向。就像俄罗斯民众可以在梅德韦杰夫的博客上留言，抱怨对地方官员的不满或对政策提出意见。
收编方式的扩散
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使威权国家维持了一种低限度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政府在最低限度内放开言论空间，换取民意信息改善公共政策，以维持统治者与民众间的微妙平衡。但是，由社交媒体带来的政府效率和问责机制的改善，从长期来看拖延了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因为民众可能会被在社交媒体上宣泄不满的虚假自由所迷惑，放弃呼吁根本改革的要求。统治者以惩治腐败和政策的小修小补就可以轻易拖延改革，继续垄断政治权力。
研究者也提醒，威权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为我所用”正在成为解决“独裁者困境”（Dictator’s Dilemma）的示范——统治者既在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时将信息流动带来的维稳风险牢牢掌控。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的日益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和威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正在使威权国家对社交媒体的收编成为“最佳实践的扩散”（diffusion of best practices）。
参考文献
- Gunisky, S. (2015). Corrupting the cyber-commons: Social media as a tool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3 (1), 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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