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不死，反革命万岁
反革命不死，反革命万岁
在任何年代、任何地域，革命都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深远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段深深打着革命烙印的历史。正如政治学家裴宜理所言，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背后都有革命传统的影子。
如果革命运动对于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如此关键，那么它的对立面——反革命运动——是否也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呢？吊诡的是，社会科学家对于革命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于反革命的深入研究却十分罕见，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 Dan Slater 与其合作者近日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研究，探讨了反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研究者认为，许多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遗产并不亚于革命运动。
所谓“反革命运动”，指的是当某些群体展开政治动员、试图推翻现有的政权体制（也就是“发动革命”）时，另一些群体为了保卫现有政权体制而进行的政治行动与斗争。换句话说，反革命运动是一种反应性动员，是对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的反制。
不愿看到革命胜利的各路群体，往往诉求多元、情况不一，他们想要联合起来保卫现有政权，必须依赖一定的组织基础。在很多国家，政党提供了这种组织基础。有些时候，反革命势力在串联过程中，组建起新的政党作为反革命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些时候，有反革命诉求的群体会团结在执掌现有政权的政党周围；而执政党作为现有政权的代言人，是革命运动冲击的首要对象，当然有强大的动力投身反革命运动。
研究者指出，有许多在反革命运动中形成的政党，或者密切参与过反革命运动的政党，在击碎革命运动的挑战之后，获得或强化了对执政地位的长期垄断、维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运动带来的政治遗产。
不愿看到革命胜利的，主要是那些受惠于现有政权的精英群体们。革命爆发之前，这些精英相互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明争暗斗。但革命爆发后，精英们意识到，一旦现政权被推翻，他们的利益全都将不保。在共同的敌人——革命运动——的刺激下，这些原本并不是一条心的精英群体走到了一起。因此，反革命政党具有强大的聚合精英的功能。
而当反革命政党将革命成功击垮、取得了执政地位后，这些精英之间的“反革命友谊”多半会一直存在：精英们再也不会因为利益分配冲突打得不可开交，相反，他们将维持政治稳定当做头等大事。只要反革命政党能维持政治稳定，它就能获得各路精英支持。革命失败之后，精英们往往心魔未除，觉得革命阴魂不散、自身利益时时受到挑战，因此更有动力团结在捍卫现有政权的执政党周围、支持其掐灭一切可能的革命火种。
这些支持执政党的精英中，自然也包括那些强烈希望政局稳定的经济精英。经济精英对反革命政党的支持度，往往会转化为高涨的交税热情。反革命政党领导的政权不愁征不到税，也就拥有了强大的财力去打击敌对政治势力。
在那些迈向独立过程中的殖民地国家，反革命政党通常支持保留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社会格局和政治体系，因此愿意和殖民者合作，共同对付那些致力于将殖民地时期的全部制度彻底打碎的革命势力。因此，反革命政党有条件、也有意愿去利用殖民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和行政机关，并将其作为维护自身长期统治的工具。
强大的收税能力和相对高效的行政体系，使得反革命政党领导的政权更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执政党有经济增长的绩效支撑，执政地位的维持更有保证。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反革命政党得以在革命运动消散多年之后，仍然一直垄断着执政权力。
研究者借助一手史料和二手文献，比较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博茨瓦纳、南非和肯尼亚这五个前英国殖民地在二战后的历史经验，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实证层面的支撑。
二战之后，由马来西亚华人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高潮，既挑战马来人的种族特权，又反对华人群体中的资本精英。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下，原本冲突不断的马来人和华人资本家走到一起，建立起了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为首的政党联盟，在英国殖民者的帮助下挫败了共产主义势力，并长期执政至今。
1960年代，激进左翼运动也在博茨瓦纳兴起，对实际在地方掌权的传统政治精英和在英国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兴商业精英都构成严重威胁。这两拨精英原本利益相左，但在左翼革命面前被迫走到一起，成立了“博茨瓦纳民主党”。在击碎了以博茨瓦纳人民党为首的左翼革命势力之后，民主党也获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地位，直到今天。
而新加坡和南非的情况更有趣一些。无论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还是南非的国民党，在刚刚成为执政党时都缺乏广泛的精英支持。而恰恰在这两党执政时期，爆发了激烈的共产主义运动（新加坡）或反种族隔离运动（南非）。面对革命运动对政权的猛烈挑战，两国执政党不得不担任起镇压革命的角色，因此也汇聚了支持现政权的各路精英的力量。反革命运动胜利之后，两个执政党的实力大大增强，分别垄断了两国的执政地位许多年。
而研究者同时也指出，革命运动的兴起，固然为试图击碎革命的精英进行内部力量整合提供了条件，但却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反革命联盟的出现。换句话说，一个反革命联盟之所以能够崛起，最重要是取决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具体行动，而不是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肯尼亚在独立前夕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一研究也留下了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比如，作为反革命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前提条件，反革命运动本身的胜利和失败是被什么因素决定的？为什么有些反革命政党能击碎革命势力，而有些则不能？再比如，研究者虽然论证了反革命运动的遗产“可以”导致政党长期垄断权力，却未能说明什么历史条件更容易导致这种现象发生。毕竟，并不是所有成功镇压了革命的政党，都能在以后的岁月长期笑傲政坛。
然而不管怎样，研究者明白确凿地告诉我们：反革命运动的历史影响并不比革命运动小。如果说革命的幽灵一直飘荡在人类历史上空的话，那么反革命的阴魂也从来没有消失。
参考文献
- Slater, D.,& Smith, N. R.(2016). The power of counterrevolution: Elitist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in postcolonial Asia and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 (5), 147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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