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研究中的“暴力破解”大法
社科研究中的“暴力破解”大法
政见的各位读者: </br>
大家好！
跟着政见一路走来，看我们介绍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形形色色、花样百出的研究，相信你对于如何评判一项社科研究的质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一般来说，所谓优秀的社科研究，往往会用巧妙的方法，得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资金充裕，现在的社科学者有时候会祭出“暴力破解”大法，使用直截了当，甚至是简单粗暴的手段，对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探索。今天，政见就带你看一看，由政见观察员评选出的、社科领域中10个经典的“暴力破解”研究。
一、怎么才能知道政府修路的时候有没有偷工减料呢？自己修一条不就好了！
2007年MIT经济学教授Benjamin Olke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论文，考察了上级监督是否能降低地方政府的腐败程度。他跟印尼政府合作，把即将进行道路建设的200多个村庄随机分成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其中处理组的村庄将会接受上级政府的审计。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地方政府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到底挪用了多少资金呢？Olken想出的办法是，雇佣一队工程师，对每个村庄修好的道路进行实地采样，然后估计实际所花费的成本；再跟当地政府报告的成本相比对，就能知道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水分。
然而问题又来了：观察到的差额，会不会是施工过程中的自然损耗所导致的呢？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Olken决定，自己修几条路看看！他让雇佣的工程师用类似材料修建了4条60米长的样本路，并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中的材料损耗比例。最终，Olken教授自信地宣称：未接受监察的村庄的确更可能瞒报成本，即使排除了损耗的影响依然如此。这篇文章由此一举成名，成为腐败研究中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二、我是一个国际贸易学者……什么，你们只面向国内市场？等着，我给你们拉订单！
David Atkin现在是MIT经济系的助理教授，在一篇工作论文里，他试图用随机实验方法研究国际贸易对埃及企业生产率造成的影响。但很明显，有没有国际订单在现实中却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按照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Melitz, 2003），只有生产率最高的那部分企业才会进入出口市场。换作一般人，肯定觉得这个研究难以为继了。然而Atkin想了一个很直接的办法：你们没有订单，我去给你们拉不就好了……
于是Atkin及其合作者找到了美国一家专门帮助小企业的NGO，双方协作，帮助埃及Fowa镇上的毛毯生产工厂联系了来自西方的买家和中间商。然后，研究者们把这些工厂随机分成了处理组和对照组，给处理组的老板们发去了订单和原材料，让他们按照买家的要求开始出货。几个月之后，研究者们发现，处理组工厂的生产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拿到数据的学者们满意地离开了，但埃及工厂和西方买家的互动却持续了下去，据说实验结束五年之后，这个行业的产值已经高达百万美元……
三、Hi又是我，诶你们还需要新技术？唔……那我给你们发明一个吧……
还是Atkin，这次他想看看，企业在什么时候会愿意采用新发明的技术。于是，他们盯上了巴基斯坦的足球出口工厂。研究者们起初的想法也不复杂：做个随机实验，给处理组的企业提供金钱激励，看看他们是不是更多地使用新技术。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个新技术呢？
一开始，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巴基斯坦足球生产行业的顾问，让他试着发明一个新技术。结果花了几千美元，一无所获。后来，根据他们论文里的说法，研究团队中的一名成员某天在YouTube上，看到中国企业给2010年世界杯制造专用足球的视频，从中获得灵感，想到了对现有生产技术进行改良的方法。
随后，研究者们兴冲冲地开始了实验。结果发现，即使是在处理组，也很少有企业选择进行技术革新。难道是新技术的效果不够好吗？通过对当地工厂的走访，研究者们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工厂一般向工人支付的是计件工资，而新技术的引入在短期内会导致工人生产率下降，收入受到影响。因此，工人们会竭力游说工厂主：新技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弄清楚这一情况后，研究者们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他们转而给处理组的工人提供金钱激励，最后发现新技术的采用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他们认为此次研究说明，阻碍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壁垒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
四、哥挥一挥衣袖，只留下任性总裁的传说
现在选择在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对于企业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员工在家工作时效率会不会降低。很显然，想得到确定的结论并不容易。理想的状况是，我们可以随机指派某公司的一部分员工在家工作，另一部分到公司上班，再比较一下他们的业绩是否不同。但哪家公司会同意如此劳民伤财地折腾一出呢？
在2013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一篇论文中，作者们宣称，他们在一家中国公司完成了上文所述的理想实验。该公司接线中心的员工被随机分配到在家工作和在单位工作这两个组别，在为期九个月的实验中，在家工作的员工效率平均提升了13%。实验结束后，员工们又被允许自由选择是否在家工作，这使得接线中心的效率提升了22%。
哦对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携程；而其中一名作者James Liang，他的中文名是梁建章……这位携程的创始人在公司上市后，便到斯坦福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并在2011年拿到博士学位，随后加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顺手在自己的公司做了个实验，发在经济学的顶级期刊上。2013年，由于携程网业绩不佳，梁建章暂别学界，回到公司担任CEO。江湖上从此不见梁教授，只留下任性总裁的传说……
五、邮递员叔叔，你们辛苦了！
民主政治研究里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是，明明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什么人们还要费劲地跑大老远去参与投票呢？一个经典的解释来自Riker & Ordeshook (1968)，他们认为，选民投票是受到了“公民责任感（civic duty）”的驱动。
可是，公民责任感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才能观察到其在选民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呢？政治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寄信。
在2008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一项研究中，耶鲁大学的Gerb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Green两位学者进行了一次经典的实验。他们将密歇根州的18万户选民随机分成了5组，其中4个处理组分别接到了包含以下内容的信件：
1.履行你的公民责任，投票！
2.你被研究了！
3.你去没去投票是公共信息！（附本人过去的投票记录）
4.你的邻居知道你没投票怎么办！（附邻居过去的投票记录） </br> </br> </br>
而对照组则未收到任何信件。根据5个组别在之后选举中的投票记录，他们得出结论：公民责任感和社会压力都会明显地增加选民参与投票的意愿。事实上，寄信达到的效果可以跟入户拉票相媲美。
你看，仅仅是寄几封信，学者们就解决了政治学里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这种单刀直入的研究风格，Green教授还得了一个外号——“定量塔利班的奥马尔”。不但要服务民众，还要为“奥马尔”卖命，密歇根州的邮递员叔叔，辛苦你们了！
六、给你打电话推销理财产品的，未必是基金公司，也可能是——经济学家
2012年1月的某一天，巴西某家基金公司的客户们接到了客服打来的电话，内容是推销一项新推出的理财产品——其回报率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有些诡异的是，客服在介绍完基本信息之后，还加了这么一句：“您的朋友XX已经表达了购买的意愿，不过由于抽签没中，本公司拒绝了他的投资”。
这宗奇怪电话的背后，是几位经济学家的巧妙心思。众所周知，人的行为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在经济学里，这叫做“同伴效应（peer effect）”。在金融领域，同伴效应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人们会倾向于跟亲朋好友购买相同的金融产品。但是，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从其他人的选择中，人们可以获得产品质量的信息（“他都买了，这东西应该不会太差”），即“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二是持有相同的物品可以让人产生归属感（“我们都买了XX基金哟！”），即“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
为了搞清楚究竟哪种解释更有说服力，来自UCLA、耶鲁和伯克利的几位学者找到了上述巴西基金公司的负责人，说服他们利用新开发的理财产品进行实验。
首先，他们从该公司的客户中，筛选出了150对互相认识的人，其中一个人被随机地选择为“投资者1”，另一人则是“投资者2”。基金公司的客服先给投资者1们打电话，征询他们购买新产品的意愿。然后从有意愿投资的人中，通过抽签方式赋予一半人购买的资格。接下来，公司客服致电投资者2们，并告知其中一部分人投资者1的选择和抽签结果；另一部分人则只会知道产品本身的信息。
这一实验设计事实上将投资者2分成了三组：a.不知道投资者1的选择；b.知道投资者1想购买产品，但因为抽签失败而无法购买；c.知道投资者1想购买而且将会获得产品。b组和a组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学习的影响（1的意愿传达了信息，但两人无法持有同一产品），而c组和b组的差异，则体现了社会效用的作用。研究者们发现，两种效应都在人们的投资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项研究的设计固然十分巧妙，但基本的思路也可以说是开门见山：想考察金融产品？那就去找个金融公司吧！
七、如何简单粗暴地收集六千三百万个数据？
社交媒体是否能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乍看起来，答案当然是yes，但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出发，却并没有那么肯定。原因在于：其一，我们很难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信息足够准确的随机样本，也很难将样本随机分组；其二，我们很难将人们的线上与线下行为准确关联起来。然而，有一群研究者却一举解决了这两大难题，他们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以及——Facebook。
这一研究发生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目的是判断在线社交网络是否可能影响人们的投票行为。拿不到随机样本？那就用全样本好啦！于是，他们考察了美国所有18岁以上的Facebook用户，总样本量达到了六千三百万。
研究者将样本随机分为三组：1%的用户在时间线顶端收到一条鼓励投票的信息，附带本地投票站的信息链接，以及一个“我投票了”的计数按钮，能够显示有多少人点击了这个按钮。98%用户收到了一条“社交信息”，除了之前提到的内容之外，还从该用户最近点击了“我投票了”这一按钮的朋友中随机选择六名，将其头像一并显示在信息中。其余1%自然是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的对照组。
怎么解决线上与线下信息关联的问题？研究者将所有样本用户信息与公共投票记录进行了一一对照，从而记录下了究竟哪些人真正去投了票。
结果发现，单纯获得鼓励投票信息的人，并不会比对照组更可能去投票；而获得“社交信息”的人，点击“我投票了”按钮的可能性提高了2%，查找投票站信息的可能性提高了0.3%，真正去投票的可能性提高了0.4%。
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究者声称，这条“社交信息”直接导致投票者增加了六万人，另外28万名选民则可能受到了间接影响。如此狂炫酷拽的研究方法，只怕Green教授都要甘拜下风了吧……
八、最土豪的经济学家，最烧钱却然并卵的扶贫实验
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有这样的梦想：我要是像Jeffery Sachs一样有钱该多好啊……
Jeffer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他的基本观念是：贫困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穷人往往同时受到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假如只在一两个方面给予帮助，他们还是无法摆脱“贫困陷阱”，走上致富之路。那应该怎么办呢？Sachs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方案：千年村计划（Millennium Villages Project）。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Sachs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向世界银行、各国政府、各大NGO、以及许多富豪进行了游说，募集到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其中索罗斯（对就是那个索罗斯……）一个人就募捐了五千万美元来支持这一项目。在非洲十几个国家中选定的样本村中，Sachs团队全面地改善了当地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平均下来，每个村子每年耗资25万美元以上，整个项目持续了将近十年。
在启动之初，千年村计划名噪一时，甚至有经济学家断言，其研究成果将直接导致“贫困的终结”。然而，随着后期对项目效果的评估不断被发表，研究者们发现，这一昂贵的工程对于减少贫困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比不上许多已经被广泛应用的扶贫手段。更糟的是，由于研究设计上存在问题，项目评估的科学性也饱受质疑。
这一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研究最终以失败收场（当然，Sachs本人并不承认），并最终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整个学科的流变：以Duflo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普遍主张，应该对扶贫政策进行更精细的微观设计，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严格的科学评估以及成本收益分析。
九、玩大了！——以总统候选人政治前途为赌注的疯狂实验
众所周知，在竞选阶段，候选人们往往会许诺，在获胜之后使用重金来回报当地的支持，以此来博取民众的欢心。这种政客和选区之间的利益交换，在美国被称为“猪肉桶（Pork Barrel）政治”。
虽然被候选人们广泛采用，但其实没有人确定地知道，“猪肉”换选票的策略到底是不是有效。从学术角度来看，仅仅比较采用不同策略的候选人在选举中的得票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候选人之间可能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纲领中不涉及“猪肉”的政客可能被选民认为更加正直，或者更加不通世事）。
2001年，两位政治经济学家在非洲贝宁总统大选的前夕，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他们成功说服了当时的四位总统候选人（执政党和反对党各两人），在贝宁的特定村庄中随机使用以下两种竞选策略：许诺回报（即“猪肉”）和讨论国家未来的发展。结果显示，第二种策略有效地减少了当地的政治裙带主义，但同时也导致原本领先的候选人损失了不少选票。换言之，放弃“猪肉”策略，对于领先的候选人来说，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以他们对本国选民的了解程度，贝宁的总统候选人们不会不知道，参与上述实验可能危害自己的政治前景。既然如此，他们为何还给予了研究者如此积极的配合呢？这是因为，实验的设计者之一Leonard Wantchekon，在时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之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贝宁的著名异议分子和民主斗士，以及最大反对党的创立者之一。
1986年，还是学生的他因为组织反对独裁政权的活动，被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了十八个月。之后，他成功越狱，经尼日利亚去往加拿大，成为了一名政治难民。接下来，他申请到了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学术界。鉴于Wantchekon教授在贝宁的声望，即使是总统候选人们，也不得不卖他一个面子，乖乖配合他进行这项研究。以全国大选为试验场，以总统候选人为实验对象，“暴力破解”的至高境界，大概也莫过于此吧……
十、“众筹建模”——暴力破解的另类手段
美国某顶尖经济系的女发展经济学家D，近年来因为对贫困的研究而广为人知。2004年，她跟一位印度合作者在《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印度村长选举中的女性保留席位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女性担任村长之后，会更倾向于实施女性偏好的政策。
关于这篇文章，坊间流传着如下的故事：他们第一次提交论文之后，匿名审稿人（Referee）发来评论说，文中的发现很有趣，但最好能有个数学模型，把内在机制阐述得更清楚一些。于是，在新学期该系的发展经济学课上，博士生们看到了这样的作业：请阅读以下文章，并写一个模型阐述发现背后的机制。
不用说，博士们被要求阅读的，就是D教授他们的初稿。最后，两位研究者从学生们提交的作业里，选了一个最为合适的模型，略加修改放在了自己的文章中，并成功说服审稿人接受了这个新版本。可见，相比于一般人，经济学家们对于众筹的力量，理解得还是要更加深刻。用博士生的“并行计算”应付审稿人的要求，这也算一种另类的“暴力破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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