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姓茅的自由主义者
按 ：本文为法国 Le Point （观点报） 2016 年 6 月 16 日 2284 期对茅于轼的专题报道翻译而成。翻译茅青，编辑制作马俊杰。
法国作家、哲学家 Gaspard Koening 继续他寻找自由践行者的全球之旅。五月，他在北京见到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茅于轼先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集中、寡头政治的国家，茅于轼像一个异类。在采访结束时，我开玩笑说：“但愿中国安全部门不会给你找麻烦。”“哦，不会，他们昨天已经来过了。”茅于轼用余光扫了一下我这个外国人的反应。我显得有点天真，还以为自己躲过了配备全世界最先进防火墙的中国警察的监视。上个月，为了这次采访我们通了一两封电子邮件。尽管我们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仍旧逃不过中国安全部门的视线，他们早就知道我们的采访时间和地点。
87 岁的茅于轼教授同艺术家艾未未相比，毫不逊色。他仪态端庄，西装背心的纽扣从上到下系好，有点像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显要人物。他谈话的风度和语气从不失礼貌和分寸。只是在他外衣上别了一个不起眼的像小老鼠的徽章，让人猜测这是追求自由的象征。茅于轼有六百万微博粉丝，他无形中启蒙了一种温和却执着的抵抗力量，尽管这些做法并不为聒噪的异议人士所承认。
很难想象，茅于轼居住在远离喧哗的市中心，安静的林荫小道尽头的这个简陋的一层居室中，官方竟会对这里进行骚扰。我们在满是照片、书籍，和各种各样知识分子惯见的旧物的客厅中谈了几个小时。一位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热心地帮我翻译。在座的还有茅于轼结婚 61 年的妻子赵女士。她用几只刻着红花的玻璃杯为我们泡茶。最后，茅于轼不徐不疾地总结说，当前局势越来越不好。赵女士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共产党政府使用的手段对茅于轼来说了无新意。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是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又下放农村劳动了数年。在农村他经历了最臭名昭著的大饥荒，他亲眼看到邻居饿死，自己则靠吃烤蚂蚱侥幸活下来。尽管这些昆虫很苦但却有营养，救了他一条命。现在蚂蚱已经成为某些新潮中国餐厅里的时髦菜。后来，茅于轼进了北京的研究所，但是文革很快爆发。文革期间，几十个红卫兵闯入他家，把他太太剃了光头，把家里的东西抄走，只留下一张床，一家人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那个时候出于恐惧，大家什么都不敢说话不敢表达。思想改造中，茅于轼被赶出北京，在一家工厂强制劳动十几年。邓小平掌权后他才得以回到北京开始研究工作。
他的这些经历加强了他思考、写作和反抗的意愿及动力。联合国人权宪章签署六十周年之际，他成为 300 名联署《 08 宪章》的知识分子之一。就因为起草《 08 宪章》，刘晓波进了监狱，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茅于轼一直坚持写书出书。有些书受到读者欢迎，如《中国人为什么焦虑》，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希望能够结束一党专制，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难能可贵。他平静地驳斥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当今世界，人权应大于主权，这一概念应该是全球共识。他最近写的几部书被当局禁止出版，他的一些自由派学者朋友被投入监狱。他说“如果说今天当局没把我怎么样，是出于对老年人的尊重，因为我的年纪大了。”
2011 年，由于他公开否定毛泽东，成为对当局的一次考验。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革，但是今天毛的头像随处可见，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人民币上。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将毛从神还原成人，他说毛的大跃进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他迷恋权力，镇压异己，老年体弱多病仍旧不放权。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一片喧嚣，上万人签署请愿书指责茅于轼想要推翻共产党。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消灭反动派”之类的词汇。如果说茅先生躲过了被扔鞋的惨状，但是他的文章马上遭到屏蔽。
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这里是真正的北京市，一万六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现代化笔直高大的水泥玻璃大楼一幢接着一幢如同 Escher 漫画描绘的那样，组成了今天的北京。正仁大厦是其中之一。正门大理石牌子上是“北京农商银行”的红色大字，旁边一杆随时准备宣布胜利的光秃秃的旗杆正俯视着仍旧留存的老北京的痕迹：自行车和人力车在汽车之间穿行，一只京巴狗的主人正在给他的宝贝整理发夹。在六楼，我们进入了一个安静的宽敞空间：会议厅杂乱无序，办公室空空荡荡，桌椅粗制滥造。走一会儿，才看到一个开放空间整齐摆放很多电脑，研究人员们在工作。走廊尽头是一个展示柜，墙上挂着研究所创办人的照片和他们的主要著作。这里就是茅于轼等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这里是真正的思想实验室，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研究所汇集了二十多名独立研究员。对茅于轼而言，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这个自由不仅是法律上、政治上、和艺术上的，更是经济上的。他最初倡导市场经济机制时付出了不少代价。他曾建议，为了解决猪肉紧缺问题提高猪肉价格。为此他被打成右派。回到研究单位后，他自然而然将严密的工程师逻辑思维运用到经济领域中。为此，在 80 年代他提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曾被哈佛大学邀请做访问学者，并认识了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随后，茅于轼出版了很多书籍和文章，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我送给茅先生一本米尔顿•弗里德曼写的法文版《资本主义与自由》。他礼貌地感谢我，但表示他对西方的古典理论并不感兴趣。他的经济理论是自己发现的。他的财产被没收使他感到私有产权的重要性；中国发生的大饥荒，让他认识到市场自由的有效性；共产党的专制说明政府开放的必要性；国有企业腐败只能以市场经济来解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培养了这个自由主义者。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茅于轼引用 19 世纪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在他的小说里，那些慷慨的人将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谈交易完全是以与常理相反的方式进行：买方提出更高的价钱，而卖方宁愿赔本也要以更低的价格卖出。这种利他主义的结果造成经济的不平衡，从而产生冲突，生活在一个全是好人的国家如同生活在地狱中。毛主义消灭自私者的计划就是以上述观点为前提的，但却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也许这就是东方版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如果我们想从公家获得利益，那就保持我们的邪恶的私有财产吧。
茅于轼的结论比较极端，他站在那些东欧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这些人在柏林墙倒台后，全面地毫无区别地接受自由市场的原则。他反对任何集体形式的经济制度。为了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他主张用路要收费。他预测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因为政府干预太多、规定太死。限制农民进城的户口制度就是其中一个死规定。我们当然可以对一位自以为重新认识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中国普通工程师一笑置之，但是其实我们是低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及其继承人所发挥的普世力量：资本主义使自由成为可能，政府管理的经济必将导致专制主义。尽管如此简单的道理在中国是边缘化的理论，但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员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认同这个理论。盛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所长，他在位于北京五环用作图书室的客厅中接待了我。盛洪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他当年曾经躲在图书馆里读哈耶克的著作；他服膺科斯的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他梦想将科斯的思想同孔子的思想结合。相反，对茅于轼的年轻助理张林来说，当初茅于轼的自由思想对他是一个震动。他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国企下岗工人。茅于轼说服了他：如果土地私有化，如果企业有了竞争机制你们家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从此，这位身着一身简单运动服，每天花上四个小时路程并怀揣着日后去美国大学深造梦想的年轻人都会来茅于轼处工作，能够成为茅于轼思想和话语的代言人，他感到很荣幸。
我在北京那几天，每天早上都会阅读《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中国一直在世贸组织（ WTO ）中要求其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承认，欧盟委员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自由经济提倡者一直没有获胜？邓小平打着马列主义修辞所推行的经济改革难道没有使中国成为大众消费的天堂吗？中国难道没有如同《纽约客》记者 Evan Osnos 描写当代中国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进入个人主义无道德的“野心社会吗”？如果我们阅读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文章就会知道，中国要走出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文章的标题都非常醒目且带有挑衅性，“如何结束行政垄断”，“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土地所有权”，“中国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毫不放松地坚持揭露和抨击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大型国企、央企，它们垄断者银行、能源、交通运输、电信，甚至足球。中国尽管市场开放，但如茅于轼所说，政府控制商业，政府进行商业，政府就是商业。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如果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怎么可能进入创新时代？
择优分配原理是建立在法治国家基础上的。西方人已厌烦了弗朗西斯•福山，相反，茅于轼则相信福山的理论：市场经济同民主的进步是紧密相联的，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垮塌。他的证据很多。由于当局不喜欢任何自由思想，天则经济研究所为此付出代价。十五年前被赶出了办公地点，他们的研讨会被认为是叛乱的真正中心。研究所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变得更加坚强。他们发表的报告遭到越来越严厉的审查，经常在上网数小时后便遭到屏蔽，这里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更具有革命性了。
当我们进入一家贵州餐馆，服务员将传统菜肴端上有转盘的餐桌，他们同茅于轼热情打招呼。餐馆位于富平学校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富平学校是茅于轼等人创办的，是非盈利组织，主要接收从乡村来城里的，没有多少学历的妇女，为他们进行一个月时间的家政入门培训。他们有的成为厨师，有的成为清洁工或保姆。她们的月收入比在农村时提高五倍都不止。在富平学校，我们看到人们正在忙着各种事务：报名的学员和求职的顾客络绎不绝。宣传广告上是一名年轻女孩正在厨房的锅碗瓢盆之中忙碌。在这些社会实践中，批评之声也从没停止过，有人指责富平学校为新中产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茅于轼说正是由于乡村和工厂工作机会太少。为什么不能给这些贫困地区来的年轻人一个稳定的工作机会呢？这样他们就不必去打黑工，在这里他们还能学到一些法律知识，学会竞争残酷的大都市里的生存之道。富平学校每年培训约三千人，平均月薪 500 欧元，这是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五倍多。其中一些人在富平学校培训期间仍继续自己的学业，上了大学，有的人最后自己开公司，成了小老板。茅于轼就是这样实践自己的资本主义理念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体富裕并使社会运转起来。
出于同样的理念， 1993 年茅于轼成立了小额贷款机构，为中国山西省贫困农民提供贷款，为此他不惜自己掏腰包垫钱。这一社会实践也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口号：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保护私产，因为我们必须结束阶级斗争的神话；为穷人做事，抵抗正统观念，因为必须结束社会阶层的固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慢慢开辟出一条道路。天则所有些成员能在社科院发挥影响力，有的甚至能够影响中国央行，更多的人在各大媒体发挥影响。如金融时报中文网以及《经济观察报》等主流媒体。天则经济研究所同官方的沟通也很多。中国政府放弃剥夺所有权的计划以及官方反对国企垄断之声日益高涨很有可能与天则所成员的努力有一定关系。我问道：这是不是有点矛盾？一方面你是异议人士受到骚扰，但另一方面你又是专家受到倾听。茅于轼笑着说，不要去过多寻找逻辑关系，不必黑白二分法，因为这里是中国。
茅于轼小心地摘掉他的助听器，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他将两只干瘪却有力的手攥在一起。就是这双手曾经开过火车头，曾经写过无数抨击文章。它们使我想起树根，也许就是保罗•克洛岱尔在亚洲居住期间曾经描写过的榕树，有着缓慢的却压不倒的生命力。“几个世纪里，榕树一秒一秒地生长着，变化着，我们却没有感觉到那些瞬间的力量… …” 中国也是这样，它无声无息地变化着，一秒一秒地，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用一种人们感觉不到的力量。
[ 加斯帕•柯宁 Gaspard Koening 法国作家、哲学家。本文首发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 2284 期）法国 Le Point 《观点报》专题报道 ]
2016-7-4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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