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戏机到国家的起源
从游戏机到国家的起源
乔乔 / 政见特约作者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国家并非一个陌生的概念——自出生起，我们便生活在某个国家里，享受其提供的公共品与服务，并向其缴纳税款。
被现代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组织，其历史虽不算十分悠久，却也远早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欧洲为例，具有现代国家特色的组织，是在15世纪左右开始出现的。这似乎表明，如果想要了解国家诞生的原因与方式，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寻找线索。事实上，直到今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多是基于理论，理论的构建与论述也多是植根于欧洲历史。
一项最近的研究改变了这种局面。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博士生，Raul Sanchez de la Sierra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利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数据，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当代证据。
在介绍这篇研究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国家的概念。根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在固定领地内对暴力进行合法垄断的实体——也就是说，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机构。多数的现代国家都符合这一定义。但像伊拉克和利比亚等，领土内有多个活跃的武装团体，彼此间都可以使用暴力，却没有一个团体能够获得合法的暴力垄断地位；从韦伯的意义上说，这些就已经不能算是国家了。
韦伯的定义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国家也许可以从武装团体升级而来。曼瑟·奥尔森在他的研究里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无政府社会中，常有武装匪徒（“流寇”）四处流窜，抢夺人民的财产。在特定的情况下，“流寇”会在某个地区停留下来，成为“坐寇”，以征税的方式持续性地掠夺人民，但同时又为人民提供保护，防止他们的财产遭到其他流寇的掠夺，这其实便构成了韦伯意义上的国家。
奥尔森认为，“流寇”居无定所，其占优策略是不断进行临时性的掠夺。而对于决定在某个地区长期扎根下来的“坐寇”来说，实行地区经营，鼓励经济生产，保护人民财产，从而扩大持续税收的基础，会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出现并非源于某个社会契约的签订，而是暴力组织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做出的选择。
Sanchez de la Sierra用刚果数据所检验的，正是奥尔森的“流寇-坐寇”理论。自1998年开始的第二次刚果战争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省份一直处于地方武装分子的控制之下，仅是活跃在当地的民兵组织，就有三十个之多。2003年战争结束后，当地民兵武装依旧十分活跃，直到2009年，一些行政区内95%以上的区域还是由这些团体掌控。显而易见，民主刚果的东部省份长期处在混乱和无序之中。
在这些省份，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矿业。当地的主要矿物资源有两种：钽矿（重矿物）和黄金（轻矿物）。由于多数矿区位于乡村地带，且当地道路十分不发达的缘故，重矿物的开采流程通常是这样的：工人在矿区采矿、装袋，将装满矿物的袋子交给搬运工，由他们运到附近的“支援村”，再从“支援村”统一用车或小型飞机运到港口。从矿区到村落的人力运输最多要花上好几天，在运送途中，搬运工持续面临着被武装分子抢劫的风险。与之相比，轻矿物的开采所面临的风险就要小得多，金矿工人和交易人员很容易就能将黄金运送到其他城市，再从那里运出国境。
2000年，索尼公司推出了新一代游戏主机：PlayStation2，并大获成功。作为其主要原材料之一的钽矿，价格则从每公斤90美元一路飙升到了每公斤590美元。而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投资者为规避风险，大量购入黄金，令国际金价大幅上涨。这两次价格冲击导致刚果东部地区的采矿业利润急速增加，也因此吸引了许多武装团伙的视线。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由于钽矿更易掠夺，它比金矿更加有利可图。如果奥尔森的“流寇-坐寇”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流寇”选择对钽矿矿区进行长期占领（即变成“坐寇”），而选择长期占领黄金矿区的“流寇”数量则不会变化。
Sanchez de la Sierra在刚果当地雇佣了一批调查员，派他们到位于刚果东部省份的380个村庄采集历史数据。数据主要包括过去的十几年间，村庄被掠夺过多少次，是否被武装分子占领过，占领了多长时间，武装分子是否对采矿进行征税，税率是多少，矿石的交易价格等等。利用各村庄的经纬度数据，作者还可以计算出从任意一个村庄到最近的公路、省会城市或机场间的距离。他还从美国地质调查（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获得了历年的国际矿石价格数据。
通过回归分析，作者发现，由新游戏主机引发的这次价格冲击，使得钽矿矿区被“坐寇”长期占领的可能性上升了47%，而黄金价格的上升则未对金矿矿区造成类似影响。同样地，钽矿矿区及其支援村也更有可能遭受外部势力的攻击。这一结论与”坐寇”理论是相符的。此外，距离机场越近的钽矿矿区，被占领的概率上升得就越大，这是因为这些矿区向外运输的成本更加低廉，获利也更为丰厚。由于距离公路越近的矿区更容易被占领，作者控制了这一因素，以排除地理位置对结论的影响。
其次，作者发现，钽矿价格的上升使得更多的武装团体开始对居民征税，而征税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武装分子对矿石数量和矿工工时征税，有些则直接征人头税。即便在钽矿价格于2001年大幅回落后，征税行为依旧没有消失。事实上，武装分子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持续了数年左右。在控制了当地钽矿均价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这跟欧洲的国家建设有着相似的特征：统治者会为了临时性的战争筹款而向民众征税，但其财政能力的增长可以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之后（Besley & Persson, 2009）。
这项研究发现，国家组织的雏形与相应的财政能力，会在征税潜力较高的地方率先出现。钽矿矿区税收潜力的上升引发了更多的武装冲突的事实，为冲突理论——即冲突是导致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给予了实证上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论文所研究的武装团伙，只是在很小的区域内实施了暴力垄断，而这些小规模的暴力机构是否能够整合发展成更庞大的国家，还要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
参考文献
- Olson, M.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 567-576.
- Sanchez de la Sierra, R. (2016). On the origin of states: stationary bandits and taxation in Eastern Congo. Revision Reques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 Besley, T., & Persson, T. (2009).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4), 1218-1244.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