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反腐 “地图炮”
亚洲反腐 “地图炮”
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有几步？开门、放进去、关门。在亚洲治理腐败有几步？第一步，体制更开放、媒体更担当；第二步，社会更富裕、整体素质更高、中产阶级群体更广大；第三步，提高基层公务员收入水平。这个 “三步论” 来自学者对于亚洲腐败 “地图炮” 的研究。
美国学者 巴尼 · 沃夫 （Barney Warf） 根据致力于监察和打击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 发布的 “腐败印象指数”， 绘制了一张亚洲腐败 “地图炮”。他把亚洲国家和地区分成几个梯队：第一梯队腐败程度最低，包括号称亚洲最清廉的新加坡，以及日本、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不丹，涉及 6.1% 的亚洲人口；第二梯队包括中国、印度、泰国和菲律宾，占亚洲人口 70.2%；第三梯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越南和部分中亚国家，占亚洲人口 21.4%；还有朝鲜、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自动组队”，腐败程度最高，占亚洲人口的 2.3%。
都说 “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那为何有的地方清廉，有的地方腐败？沃夫通过研究发现，可能与腐败相关联的因素真不少。例如，“地图炮” 上比较明显低体现了腐败程度与本地财富有关，人均 GDP 高的地方腐败程度低；而腐败程度低的地方，人均 GDP 的增长也更加迅速。内部经济全球化程度也与腐败挂钩，那些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在 GDP 占比较高的地区，腐败程度低；反之，腐败程度相对较高。贫富差距与腐败程度也是一组同向发展的关系。不过，似乎与普遍猜想不同，腐败程度与文化程度、政治自由度没有显著关联。
既然是 “地图炮”，沃夫当然会选一些目标具体研究，看看这些地区究竟还有那些个别原因。
在 “第四梯队”中，朝鲜显得出挑。一些 “脱北者” 透露，贿赂在这个国家无处不在，不管是旅行证件、党员资格、工作机会，还是送孩子上大学都免不了得行贿。沃夫认为，朝鲜集权程度高、裙带关系猖獗，在加上与世隔绝的国际境况为腐败创造了温床。正是因为社会缺乏正常的渠道和机会获取资源，腐败成为不少朝鲜人成功的唯一途径。
在 “第三梯队” 中，巴基斯坦的腐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其内部集体主义行政模式和男权文化导致权力集中，外部大量的军事援助又放大了腐败问题，导致国家积弱，不能完成基本的政府功能，更不用说打击极端势力。孟加拉民众也因为腐败不信任政府，为对付腐败而流行的 “网上政务” 虽然让孟加拉网络普及率几乎达到四分之一，却很难遏制腐败。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时期腐败就成了制度化的现象，现政府的 “运动式反腐” 也只是瞄准层级较低的官员，无法一视同仁，也很难遏制腐败蔓延。
在 “第二梯队” 中，印度的腐败情况也不轻，大到土地开发，小到驾驶证申领，都不得不与腐败的官员周旋，连街头小贩和市政府官员之间都有 “谈判空间”。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民主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遏制腐败的良药。印度打击腐败效果不佳的症结在于执行力不足、政治决心不够、以及崇尚容忍和原谅的社会文化。
历史上开发出 “养廉银” 概念的中国目前也处在 “第二梯队”，特别是地方政府，一方面是中央的下级，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引擎，也就是一手是权力、一手是利益，这种结合容易滋生腐败。不过，腐败的地理化差异也导致那些外来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腐败程度较低的省份。从腐败的具体形势看，“关系” 这一中国特色的概念十分重要，它是中国人驾轻就熟的一套用个人联系处理问题的体系。也正是由于 “关系” 的重要性，当企业与政府官员形成 “关系”，办事效率得以提高，一定程度上推送经济增长，但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受损。
“第一梯队” 对腐败也未必免疫，如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先前卷入的腐败丑闻就是一笔 “糊涂账”，政府反腐机构说总理的钱来自捐赠，外媒咬定钱与国家发展基金有关。真相如何先不谈，这笔“糊涂账”显示了一点：即便在富裕、现代和全球化的亚洲社会，腐败也是难以追踪的 “隐形杀手”。
腐败要怎么反？不少国家和地区倡导 “运动式” 方法，例如蒙古、巴基斯坦都曾经发起过大规模反腐。这种反腐有效果，也有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结构性的反腐，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 “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有几步”。
沃夫的研究并非对腐败内在原因的深入分析，却体现了亚洲各国和地区在腐败程度上的重大空间差异性。他认为，腐败与太多因素有联系，如面临外来投资、国际监督等全球化影响，面临媒体、法律及文化等内部影响，以及地方政府面临的区域化因素。研究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解决腐败问题需要空间性思考，需要 “地图炮”，因为即便是同样的腐败行为，对于印度商人和日本老农往往也意味着不同的后果。
参考文献
- Warf, B. (2016). Geographically uneven landscapes of Asian corruption. Asian Geographer, 1-20.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