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武汉，回到“七·二〇”——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4】

2016-07-22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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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武汉，回到“七·二〇”——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4】

Yiwei Wang

Jul 19, 2016 · 11 min read

文/曹冰洁

钱钢老师附言

武汉七二〇事件十分复杂，非一篇生日报演示所能尽述。不过曹冰洁带给我们看的旧报，我这个当时的少年都有印象。记得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在事件后被打成搞兵变的军阀，满街大字报骂他“陈大麻子”。 2004年第12期《炎黄春秋》曾刊文《 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 》，记述了陈在北京的批斗会上被一些高级将领扇耳光、撕去帽徽领章的情形。武汉事件的另外两名主角王力、谢富治，也是文革史重要人物，值得专门研究。

我的父亲于1967年7月30日在山西出生，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到前三版的所有内容都只和一件事有关：武汉七二〇事件。

Image for post — 196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

翻阅此前五天的人民日报，每期前两个版面都有大量和“武汉七二〇”事件相关的文章。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版面位置，都可见这一事件的影响力。

但细读这些版面，我没有看到对事件本身只言片语的描述，只有“乌云笼罩着武汉上空”和“一小撮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家伙”这样语焉不详的说法。文章充满口号和语录，除了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武汉地区的文革正“乘风破浪，胜利前进”，通篇对象不明的“支持”、“打倒”和“保卫”，让人一头雾水。于是，我开始查找相关资料，希望回到“七二〇”，看看在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场乱斗

据一个当时只有十岁的亲历者回忆，7月20日当天，武汉街头出现了一场“杀气腾腾”的大游行。“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和群众，列队在缓缓行驶的大卡车两边，徒步前进。他们来自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是武汉两个主要造反派派别之一，另一个是激进派的“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文革初，各地群众在中央号召下纷起造反，打倒政府机构，建立革命委员会。一个城市里，常常由于路线分歧出现不同派别的造反派。

武汉的两派积怨已久。“工总”最早起来造反，1967年1月联合其他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提出全武汉和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但武汉军区并不支持工总的夺权，不仅在十天后表态介入文革，更在3月17日联合公安机关逮捕了“工总”大大小小几百个领导人。3月21日，武汉军区通告“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立即予以解散”。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军委十条命令”下达，限制了军队对造反派的处理权力，武汉军区陷入被动。武汉出现“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标语口号，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武汉造反派卷土重来，并且要比之前猛烈地多。

5月16日，与“工总”对立的五十多个群众组织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支持武汉军区，反对不加分析的把领导干部一律打倒。之后，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武斗频发，打斗队伍扩展至近万人，配备钢盔、柳藤帽、大刀、长矛、铁棍、硝酸瓶、手雷等武器。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双方武斗致死108人，伤2774人。

白热化的局势引起了中央注意。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随行的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之前的生日报提过，他是“九评苏共”中八篇长文的主要执笔者。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国务院副总理、上将谢富治。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似乎逐步走向解决。但7月19日（据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数据库资料），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水利学院的一番讲话，支持“工总”的“翻案”主张，称“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又将局势引向对立。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7月20号当天，省军区独立师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群众发起大规模游行，包围了王力和谢富治所在的东湖宾馆，并抓住了王力。闯入东湖宾馆的军人们不知道，当时毛泽东也秘密下榻于此。这场冲突，正不知不觉滑向失控的边缘。

“陈再道兵变”？

安全受到威胁的毛泽东，在警卫员的护送下由后门撤出，乘坐飞机前往上海。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革中飞机出行。“兵变”的消息迅速扩散，举国哗然。而当7月22日下午，王力打着石膏、系着绷带逃回北京时，获得的是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这场多方角力中，戏剧般被抓又逃脱的王力成了全场焦点，但还有一个人不可忽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陈再道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这样一位将领，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人称事件为“兵变”、“叛乱”，矛头直指最高领导人；而有人称之为“兵谏”，认为陈的意图是“清君侧”，打击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兵变说”在文革中铺天盖地，引起轰动。陈再道晚年的形容他当时处境，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7月22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将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电召陈再道上京，陈于26日到京即被批斗。同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称七二〇叛变“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要“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当年12月1日，陈再道作了口头检讨，承认自己“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并表示“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解散“工总”，是陈再道的指令；支持“百万雄师”，自然有他的默许。但陈再道并没有被枪毙，甚至在文革还未结束时，他就已恢复工作，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发生了什么呢？

坊间关于毛泽东如何“保”陈再道的故事多有流传。一种说法是，陈再道被批斗期间，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他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另一种说法则是，林彪和江青操纵了武汉造反派，而毛泽东做出去武汉的决定时，曾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在与陈再道会面时，毛更表示，“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文革结束，四人帮下台，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兵谏”说法占了上风，这些故事更有了土壤。陈再道被比为张学良，中央文革小组则成了跳梁小丑，大大的奸臣。

事实或许更为复杂。

就在7月27日中央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提到：“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7月30日，中央仍向各地革委会、军区等传达了这一复电，要求“请即遵照办理”，且“内部传达，不要对外张贴”。即使这时，陈再道等人的职务已被撤销，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定性为“叛军”，“百万雄师”也已经解体，他仍得到了“同志”的称谓，并只是“你们所要打倒的”。对陈的态度，反映的其实是毛泽东和中央对军队的态度。

所有问题其实都只有一个原点：文革中，军队要不要“乱”？

早在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对军委干部说过：“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六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简称“军委八条”。这份规定由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林彪等八大元帅共同起草，规定了文革在军队内部实施的界限，包括“要文斗不要武斗”、“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等。其核心是军队要稳定。

然而到了2月，“二月逆流”案发，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和徐向前等军队元老遭批判。3月20日，林彪在军级干部会议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指军内也有走资派。紧接着4月6日，林彪提出《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毛泽东批准后发布。其中对军队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因此，武汉的这场七月动乱将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其实并不意外。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召开联席会议，提出要打倒十大元帅之一、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以“倒徐向前”为突破口，打击“军内走资派”。全国各地形势空前紧张，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弹药，武斗急剧升级。“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军队混乱造成的后果，可见一斑。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毛泽东所乐见。不久后，周恩来出面保护了被造反群众抄家的徐向前等人。而毛将“八条”称作“拥军”，“十条”称作“爱民”，“拥军爱民”这个口号，在“七二零”后的传播强度达到顶峰，似乎想要起到安定军心和民心的作用。

更有趣的是“军内一小撮”这个词，它只短暂地在1967年的7月和8月分别出现了39次和24次，这之后就陷入了长长的沉寂，直到批判“四人帮”时才作为罪状之一再度出现。

这是因为，提出口号的人已成打击对象。1967年8月底，毛泽东批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坏人，是小爬虫，立刻抓起来”。在“七二零”中出尽风头的王力，于1968年1月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待就是14年。

三人被打倒，罪名就是“反党乱军，煽动极左思潮”。毛泽东更在9月批示，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自此，极左派遭打击，一场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兴起，只是这次，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位置，似乎对调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坠毁于蒙古。经历劳改、正在福州军区体检的陈再道得知这个消息，觉得看到了平反的曙光。第二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8年，11月28日，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大会，“七二零事件”正式获得平反。

最后再分享一个陈再道的小故事，来自作家吴东峰《开国将军轶事》一书。某日，陈再道将军与某校学生座谈。一学生起立问将军：“你当时向往的社会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将军答曰：“在青年时代，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人的世界。至于社会主义还会有溜须拍马，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鬼名堂，是想也没想过的。”言毕，掌声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