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天则之道——2016年8月4日在《天则发展论坛》的演讲
谢谢吴思，我演讲的题目叫“天则之道”。大家知道中文的“道”字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个意思就是道路的“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天道的“道”，在这里就是文化价值。所以我这里讲的是天则所走的道路和天则所坚守的文化价值。
天则所已经有 23 年的历史，应该承认我们是在一个不太适合 NGO 成长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所面对的制度环境是非常不适于生存。但是，我们确实生长起来了，我们有 23 年的历史。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生长起来？首先应该说，社会有这样的需要。当初有人问孟子，儒家圣贤为什么不耕作？孟子就反问说农夫为什么不做陶器？他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些儒士们在社会分工中有特定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社会的公共治理和教化，所以他们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公共治理和教化这样的公共物品，因而他们应该有社会中确切的定位，这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过去的儒士在社会中为什么能够生存，为什么能够有他们特定位置的重要原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天则所的生存是因为它的社会需要。这个社会需要我再稍微具体讲一讲，就是所谓的非政府的公共物品。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来讲，公共物品是不能由市场和企业提供的，似乎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由政府提供。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还有一类公共物品不可以由政府机构提供。而且不仅是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提供，而且应该说必须由他们提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类公共物品不太适合政府提供，我想有几种，一种就是学术，一种是教育，一种是文化，学术、教育和文化，只有在竞争的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观点的互相竞争、互相的交流，甚至是互相的争论中才能发展起来。如果只有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实际上是不能发展出非常繁荣的学术、教育和文化的结果的。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物品是“批评”。批评在一个社会中非常重要，也就是一个社会中有不同声音，尤其是对政府的批评。我们知道对政府的批评不能由政府本身提供，所以这种公共物品一定要由非政府机构提供。所以这样一个定位非常重要，这也是天则所定位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的重要原因。
当然除了社会需要，我觉得我们还有其他的特质，其他的优势。刚才讲我们所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长起来还是要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勇气，一个是智慧。
所谓信仰就是超出了一般的理性计算，我经常讲如果按照成本收益来计算的话，天则所早就关门了。其实恰恰因为我们的信仰超过这种理性计算，我们才能坚持下来。这个信仰就是对最高正义的信仰，对天道的信仰。当然翻译成大家能理解的话就是对自然法的信仰。这个信仰实际上是超越的，它不是完全被理性能够理解的。
第二个方面是理论，我们有坚实的理论，我们有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还有儒家的理论，我们还有其他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给我们的信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还有勇气，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定位在这样一个提供社会的非政府的公共物品的位置上，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风险。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说得那样，因为我们有信仰，这个信仰就是我们不只计算成本和收益，我们不只是计算利害，我们更重要的看我们做的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只要做的事情对了，我们就要去做，这时候我们就有勇气。这个勇气包括了我们可能要付出一定的牺牲。
最后是要有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大智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努力的方向，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这个对的事情意思就是对整个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支持，也会从长期看获得回报。所以这是一种大智慧。这样一种智慧也让我们避免一些不对的干扰，那种不对的干扰一方面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不智的。
到现在为止天则所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有研究，我们有研讨会，有论坛，有培训，我们做网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一言以蔽之，就是“说话”。当然用比较文雅的语言来说叫做“立言”。立言、立功、立德，这是中国儒家很古老的格言。立言、立功、立德是说要为社会提供正确的言论，要为这个社会建立功劳，还要为社会建立道德楷模。对于我们来讲，都可以归结为立言，就是我们去表达。
“说话”的意思是，不行动只说话，这跟刚才 Barun Mitra 教授讲的有点区别。我们强调的就是天则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在目前制度环境下，说话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这个意思在于在我们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现在我们虽然有宪法第 35 条的保护，我们是有表达自由的，但是严格来讲，我们宪法第 35 条并不能很好的落实，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话来，能够自由表达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而这个行动也是在不断的争取我们自由表达条款能够逐渐落实。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相信说话是有力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是不能自由表达，其实就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思想就不能发现好的思想，不能发现好的思想这个社会就缺少好的思想，这个社会就因此而受损失，所以我们说：说话是有力量的。
那么，怎么说话？就是要说对的话，说正确的话。正确的话不是我对你错的话，不是孤芳自赏的话，而是对话，互相沟通的话。它的含义是通过对话形成社会各方的互动，使得互动的结果朝着对当事各方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的方向发展，这叫做说正确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怎么说话”。我们强调的是要心怀善意，既然是要和其他人进行互动，既然我们要形成对话和沟通，我们要心怀善意，要怀着合作之心，要正心诚意。这样一个态度其实包含了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能沟通的，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听懂我们用理性说的话，我们相信我们说话是有用的。
我们说话的内容，我觉得既包括一般理论的探讨，又包括对具体个案的关注。既研究理论又关注现实，就是说我们又说“大的话”，又说“小的话”。我们一方面关注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具体的研究项目，我们的核心成员都在持续的进行理论研究，同时我们每年都有学术研讨会。也对社会当下的热点问题做出反应，做出分析，做出评论。这反映我们一种哲学取向，这种取向我引用王阳明的学生王艮的话，他说：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就是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发现理性，能发现道，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含有善端，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我们只要拂去蒙在良知上的灰尘都能发现真正的良知，每个人都是圣人。
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关注社会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所以从十几年以前起我们就对当下发生的社会的一些重大事件发出声音。比如像 2003 年的孙志刚案，关于孙志刚案我们连续开了三个会，天则所为主的五个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审查收容遣送制度。由于对这个案件我们的发声，当然和社会各界的互动，当年国务院就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结束了城市对农村居民进城的歧视。
我们还就孙大午案、吴英案、曾成杰案召开研讨会，我们还对曾成杰案做了非常认真的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这三个案件都是所谓的“非法集资案”，我们提出了对当下的制度环境，相关的刑法提出了批评，我们的努力也应该说和社会各界形成了某种互动，最后我们看到初步的成果，就是所谓“非法集资罪”取消死刑。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推动所谓“非法集资罪无罪化”。
我们还就李庄案和夏霖案召开研讨会，两个人都是律师，我们对当下的社会对律师的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打压提出了批评，我们也在推进这个社会走向保护律师履行正常职责方向发展。我们强调一点，律师跟普通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是他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有关法律的知识。我们要想保护公民的权利，我们首先要保护律师。
我们还进行了很多研究，这些研究应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 2004 年进行了喀什的战略研究，提出了打通中国西部边疆，重新开通丝绸之路这样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其实对后来一带一路的思路还是产生了一定作用。我们还进行了国有企业研究，扭转了当时肯定国有企业不断变大变强的趋势，带来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我们也进行了行政性垄断的研究，它的初步成果是推动了食盐专卖改革， 2017 年 1 月 1 号将会实现削弱食盐专卖的改革。
我们还进行了石油产业改革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第一步建议就是要开放原油进口。当然这样一个石油产业改革建议遭遇非常强大的阻力，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石油垄断集团是异常强大的。但是从去年 7 月份开始我们发现原油进口在逐渐向民营企业放开。今年我从路透社看到一条消息，就是青岛港港外油船在排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不断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口原油的配额，使得大量山东的民营炼油厂获得大量的进口，所以这些油轮都到青岛港外排队了。
我们还进行了土地制度研究，我们的研究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阻止更坏的《土地管理法》进入立法程度，这个更坏的《土地管理法》就是国土资源部的修法草案，这个草案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但是我们的研究阻止了这个更坏的立法草案进入立法程序，前年我听说人大常委会完全打回了国土资源部的修法草案。
我们还进行了宪法审查机制研究，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布这样一个研究。
我再强调一下，我刚才谈到的这些影响肯定是天则所的研究和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互动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我刚才强调的那种形式，我们只说话、不行动，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是分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话，让那些政治家去行动。我想这样一种结构还是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坚信我们这样一种定位的原因。
最后我要谈一下我们自己，我经常说天则所最大的困难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来源于内部。这是因为我们是一群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但是又有一些弱点，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固执己见。固执己见的知识分子凑在一起的话，就很难互相说服。所以中国人经常说“文人相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凑在一起都 23 年了，我们还继续在一块合作，继续在推进我们的努力。这恰恰是我们一个成功之处。
因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处理之道，当然这些人都是有宪法共识，我们都有相近的信仰。这是第一点，我们肯定不会跟信仰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人共同在天则所内共事。第二点，我们有宪政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大家要遵循，这是一个底线规则，我们遵循规则来做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否定某些人的意见，但是被否定意见的人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则。我们还有一种文化就是要遵守制度，哪怕当下这个制度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也要遵守它。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很开放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制度不好，我们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去改进制度。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一个机构有那么多人，总会有不同意见，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强调批评，当然这个批评是心怀善意的批评，保证我们这个机构是有批评的，同时又不因为恶意批评而使我们这个机构分裂。
最后我再说几句话，因为这样的话我一直没有说过，但是我今天说几句，恐怕也就够了。我们不时看到有些人恶意诽谤天则所，主要形式是谩骂和造谣。我认为这并不可怕，谩骂和造谣越离谱，越没有人信。现在的中国人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人，经历了思想解放，经历了改革开放，生长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面，现在谁还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呢？
真实和理性才有力量，谩骂和造谣没有力量，只会伤害自己，贬损自己。天则所只做有力量的事，不会理睬不靠谱的事情。但我们对这些人仍怀有善意，希望他们能够冷静和理性。我们愿意接受任何人认真的批评。
谢谢大家！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
中评网首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