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今天是天则所第 555 次双周论坛，我们有幸请到陈冠中先生来做主讲，他讲的题目是“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很多人都知道陈先生，他出生于上海，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和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是香港著名学者， 2009 年出版过的一部小说叫做《盛世：中国 2013 》。按照我们的惯例给你讲演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剩下的时间大家讨论。

陈冠中：

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来到天则所，尤其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气候下来听我演讲。刚刚在楼下碰到周濂，我们还在讨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么多事情在发生，国际上、境内、境外，大家愿意来听我演讲，我觉得特别感动。虽然我讲的是未来，但这个未来并不是很遥远，其实是跟现在强相关的。

我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在上海出生，四岁就去了香港，在香港读完了大学，去了美国波士顿读研究所，然后回到香港。从 70 年代开始我创办了一本杂志，经常写有关思想观念的文章，可以说我是个思想的记者，就是报道一些新思想，是这样的角色。 1981 、 1982 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做《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从马克思本人写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写到俄罗斯形式主义，写到结构派的马克思主义，写到后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第一本从马克思到后结构主义的华文通论，那时候华文世界台湾还没有解严，不能提马克思三个字，国内的情况大家也理解。

到 80 年代我的关注点有些转变，对政治和经济理论比较有兴趣。当时在北美有一些辩论，一个是关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另外一个讨论就是关于经济思想的。 80 年代是新古典主义的边际革命，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回潮。那时我读到英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一本书《给聪明急进者的经济政策指南》，这本书让我这样的社会改良者了解到怎么尊重市场规律，对价格机制要怎么看，要怎么利用价格机制，也更知道政府的重要角色。米德是把庇古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的经济学家。当时我也参与一些环保工作，要用到福利经济学的“界外”理念，所以在 80 年代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关注。

二十年过去， 2013 年，我受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创新学院邀请做驻院思想家，开始写一本书，叫做《活出时代的矛盾——好社会与社会创新》， 2014 年出版。 2014 年我在理工大也就这本书的内容做了一个大演讲，讲未来的科技、工作和教育。同年又受邀参加昆山杜克大学的一个《后人类》 研讨会，仍然是讨论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状况的。所以 今天要讲的“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也是我这几年在系统思考的问题。

这个讲题包涵着复合的问题意识，你们就想象我是一个资深的思想记者，把这些问题认知的地图，整合成一个论述呈现给大家。

整个讲题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是科技奇点；第二是经济奇点；第三是制度拐点。这三个部分互相关连，总共有十个观点。

所谓奇点，一般是指科技奇点，本来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名词。 1993 年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兼小说家弗诺﹒文奇在 NASA 做了一个演讲并且撰文，他定义科技奇点是指有超越人类智能的超智慧体出现。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智慧体终于超过了人脑和人的智能。这个点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现在线性思维能推想的，是另外的状态，就是所谓科技奇点。

未来学家库兹韦尔 2005 年说科技奇点将会在 2045 年发生，离现在不到 30 年。近年他又判断说， 2029 年人工智能就可以通过著名的图灵测试超过人脑了。图灵自己认为，人工智能骗过我们，让我们误认为他是真人，即通过了他设定的这一测试的时间点将在 2000 年发生，但是到 2000 年人工普遍智能并没有超过人的智能。库兹韦尔预测说可能是 2045 年，也可能 2029 年，他们讲的重点是科技奇点发生的时间点，可能更近也可能远一点。但是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的智能将迟早发生。

图灵有一个伙伴叫伍德，他说超智能机器是最后一个需要人类的发明，以后超智能自己能发明了，就不需要人类了，他当时这样说过。

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做到特殊性的智能，比如说它在每一个单独范畴都能赢过人脑，下棋、问答游戏，都已经赢了人类。但没有做到所谓 AGI 人工普遍智能，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但是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将会非常快，就像摩尔定律所描述的一样，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大约每隔 18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英特尔实验室主管梅贝瑞说过，这样的进步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准确的。如果大家相信摩尔定律，所谓人工“普遍”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在几乎全方位普遍范围都胜过人脑，这个情况不是说不可能发生，甚至不一定非常遥远。有论者说到了 2030 年，手提电脑同时拥有所有人脑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功能的，大概只需要 1000 美元，这是已经超过人脑智能的电脑。

很多人在想奇点之后，机器人会怎么对待人类，就是硅体的机械的超智慧体，也或许是机器结合了某些碳体生物体的赛伯克的第二种智慧物种，在它们主宰人类之后。

这个情况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某一种恐怖，有很多可能性。有些科学家尤其人工智能科学家和“跨人本主义者”会强调，智慧体可以是对人类友善的，可以带来很多想象不到的好处。不过现在大部分人也都倾向同意，所谓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已经证明不可能完全阻挡超智慧体不伤害人类。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完全理性的，它们的想象跟人不一样，它觉得是帮你的事情也可能把大家都毁掉。比如说它看到人的智能太低了，就像我们看到蟑螂、蚊子一样。所以它们觉得你们是蟑螂、蚊子，可以把你消灭。也可能它们认为人就是喜欢享乐的，那就全部把你们圈养起来，好象养宠物一样，用纳米芯片附体让你们住在一个虚拟空间里面永远享乐。史蒂文霍普金斯在 2004 年接受 BBC 访问时就悲观的说过，全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意味着人类的终结。那么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超智慧体带来的奇点不是我们人类想要的，是坏的奇点 。

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坏的奇点是可能出现的。这可能是人类技术的失误、也可能是我们的思想、制度失误的复合性原因。我们今天的制度是怎样的，可能会影响我们输入给人工智能体的命令，然后到它超越人类的时候，它会对我们友善或者不友善。

有人提出可能不用等到科技奇点出现，人就已经自我毁灭了。考古人类学家、历史社会学家伊恩﹒莫里斯 用了阿西莫夫小说“ Nightfall ” 一词 ( ” Nightfall ” 小说名称中国翻译成《日暮》，这里我译作“夜幕”。 ) 他说不见得我们等得到奇点，奇点还可能有好有坏，夜幕只能是坏的 ( 对人类而言 ) 。他引用当年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一个诘问，萨根问：全宇宙这么多高等文明，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来联络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们？根据天文学说的德雷克公式，宇宙应该有有两千亿万个银河系，所以计算出大概有一兆个生物的文明，竟然没有文明联络我们，我们也没有联络到他们。这是为什么？这是萨根问题。其中一个答案也是比较多人支持，就是所有高等文明到一定高等程度的时候，它们的科技就把它们毁灭了，所以根本没有存在的高等文明，越是高等的越是会马上全体毁灭，所以到不了和我们联络的阶段。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虽然理论上 30 年可以到奇点，但我们可能等不到，以目前的情形看科技越发展，我们毁灭的机会反而越大。科技奇点出现前，人为科技已经带来人为夜幕。

我简单说说有什么会引致人类文明全面毁灭，非人为的我们在此不谈，比如别的星球撞上了地球等等。人为的一级的灾难都跟科技有关。第一，现在就可以发生的，就是核子爆炸。核爆可以是很多种情况，一是恐怖组织引爆核弹，有一个专家格兰姆﹒亚历松说十年之内发生恐怖核爆的机会是 51% ，而且最近有美国专家也说恐怖组织在大城市连续引爆核子炸弹的机率非常高；二是核子武器的扩散，越多国家拥核，风险越大；三是现在中、俄、美都在发展精确的核武，越精确的核武使用的机率会越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有核电厂，发生大爆炸。核爆就可以把人类一下子毁灭或导至核尘严冬。如果这样我们就不用等到奇点了。第二就是其它科学发展，有几种科技可以让全部人都毁灭。一是所谓纳米科技的复制能力 (ecophagy) ，纳米分子不断自己复制，可以很快把地球包裹起来；也有人说，量子加速器会使地球全部毁灭；第三种就是史上最有杀伤力的病毒都在实验室保留，如果放出来，可能也会死很多人，差不多能毁灭世界。

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在科技奇点之后，发生的人工智能超智慧体带来的坏的“夜幕”奇点。就是超智慧体不友善，它认为人太低级，所以把人消灭，这不是不可能。但这是科技奇点之后，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最后带来人本文明和“人类世”结束的“夜幕”。

我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到达科技奇点或人为“夜幕”出现大的灾难之前，今天的人类已进入一段颇长的“过渡期”。 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计时的话还是有时间的，这是一个过渡期。

人文社科学界到今天还是会低估科技的冲击，这个在以前问题没这么大，但是在今后会很严重，这是提速时代，如果科技奇点是 30 年后，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到 30 年后的过渡期的变化，科技冲击会多大，远远超过我们前 30 年的想象，这是非线性的飞跃。

科技奇点部分先介绍到这，现在说第二部份经济奇点。

关于经济奇点，我这里也只集中谈科技对经济的冲击，只谈某些科技，只谈这新一轮的自动化，这里面包含了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机等等复合的新技术对经济的冲击。暂不谈其它改变世界的元素如资本、生态、地缘政治；暂不讨论纳米技术，或跨人类的人机合体、人脑与计算机连结，或基因改造、克隆、脑神经智能强化、生命加强加长再生的扩张熵以及不死与复活技术等等。

观点之四，科技奇点之前，一定会有经济奇点。

特殊人工智能自动化科技发展快速，不用等到普遍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奇点的水平，现有分工的人力工作将大范围被机器替代，经济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全民就业无望，这就是经济奇点。经济奇点是技术性失业导致无可恢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业，这是人类劳动性质的改变。

经济奇点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可以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物质的充裕，可以让我们更方便、更舒适，会带来很多神奇的性价比非常高的消费品，给我们大量的空余时间，这都是有可能的。但一个现象一定会出现，就是大规模的失业，就是所谓技术性失业。

我们知道结构性失业在欧美已经出现了，就是适龄就业人口和岗位不对称，有工厂外移，工作外流的问题。现在一些国家统计失业率已经把放弃找工作的人不计算在里面，而且非充分就业的人也很多，比如原来有高等学位的现在只是在做零工。在发达国家，靠政府救济的失业人口将越来越多。

下一轮的自动化可以代替大部分现有工作岗位，导致非常大规模技术性失业，无可恢复，这才是关键。凯恩斯在 1930 年说过技术失业， 2013 年牛津大学两位学者研究 702 个美国行业，他说十年之间受威胁和淘汰的占 47% ，就是差不多一半工作都会被淘汰。制造业的员工不用说，美国 50% 的岗位都是普通服务业，比如快餐、司机、零售、建筑、快递、仓储、酒店、机场、娱乐场所，另外加上“中产”的法律文员、教师、秘书、一般医务人员…，很大部分职业、职务、岗位会被替代，将来可能只剩下高管和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以及资本的掌控者等需要人类就业的好职位，其它的工作位置也许更多是仆佣、管家这类的，因为收入的急剧拉开使得钱特别多的人可以请很多佣人、请管家，好象 19 世纪一样。

麻省理工的两位学者在 2014 年出了一本书《第二个机器时代》，说乐观来看经济奇点快到了，可以是消费者的乐园，很多新型工作会出现，而且消费品特别多。悲观看，就是分配不公，雇员岗位减少，财富拉开。他们以国际象棋的 64 格的棋盘做比喻，如果每一格是上一格的翻倍，现在人类的科技是在第 32 格，再翻一倍的效应是很大的。

根据以往人类的经验，很多人会认为，不要紧，新科技导致的失业没问题，马上可以有新的岗位出来，淘汰一些旧的行业，弄一些新的行业，不行大家就转业，社会提供新的教育方法，让大家适应这个转变。但是问题是这次会不会一样？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这次，新就业岗位的出现速度，远远赶不上被淘汰的岗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列昂季耶夫 1983 年说，拉车的马不知道自己会被永久淘汰。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马不知道自己会完全不被需要，只將是做娱乐，做一些边缘的事情，功能完全转变。他就断言说这次人类作为生产元素的功能一定会降低，就像是马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里的角色转换，开始是减低，最后是完全淘汰。这已经在一般经济学的设定之外，这次没有新工作出现了。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斯坦福大学的比克﹒布鲁姆 2013 年说经济学界倾向同意现在已经出现技术性失业。 2014 年达沃斯论坛也同意这一点，就是技术性失业，是由自动化引起的，并将此作为达沃斯当年的主要共识。盖洛普调查公司的 CEO 2011 年写了一本书《未来的工作战争》，说下一轮的纠纷就是没工作，下一轮的冲突就是在寻找工作，国与国也好，国内也好，都是这件事。这已经先发生在发达国家了，他们过去有结构性失业，把工作转到外面，现在加上自动化引起的技术性失业。但是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国家也很危险，最穷的国家可能没事，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有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很危险，因为制造业马上受冲击，很多服务业也会受冲击。比如，许多做月饼的公司都在自动化。月饼是高利润产业，但是一年只需要几个月生产，熟练工人非常难找，所以他们绝对有动力加快转变成自动化。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出现，而且政府也一直强调要发展自动化，但这样，制造业和服务业会失去很多岗位，这意味着中产阶层会减少，因为资本回报一直比工资增长更快，所以资本会转投自动化，拿到更高的回报，这也会引致贫富两极分化提速。

经济奇点会倒逼社会做出制度性的回应，首先大致在这两方面：第一，因为太多人失业需要救济，失业救济剧增，社会福利制度负担不起，而且因为工作岗位消失，全民就业根本无望，福利、救济再也不能要求人们回去找工作，和工作挂钩，经济奇点出现，根本不可能有新工作，福利和工作就不能挂钩了。第二消费需求不足，没钱了，因为没有工作，有效需求总体下降，经济就没法运转。另外在“后福特时期”，社会已不太可能达成共识，一起协商一起减工时来维持人人就业。

观点第五，自动化导致的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将倒逼出管制的拐点。

一种可能性是出现更凶的权贵寡头集权。因为要压制失业的人。另一种可能就是失业者大军成了改革主体，倒逼政府用创新方法做二次分配，甚至可以逼出一个制度的拐点，危机反而成为契机。现在有论者说社会找不到推动改革的行动主体如以前的产业工人、贫下中农或失意读书人，但是到大家都失业的时候，这个主体就出现了，所以这也会是一个契机。

我已经大致谈完科技奇点和经济奇点这两个部分，还有第三部分制度拐点，可能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个小结，把前面的论点归纳一下。

首先，科技奇点迟早会来，可能是 30 年，可能是更长时间，但是它会来到。它来到之后，人类文明是怎样的，它对人类是好还是不好？虽然我们还可以讨论，但这是跟我们人类给下一个智慧体输入什么信息进去是有关的，如果我们的制度不好，我们的动机和世界观不好，给进去的东西肯定不会好。

第二，科技奇点出现之前，有可能已经到达“夜幕”，就是人类已经完了，自己把自己灭了，因为现有科技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第三，在这之前的过渡期，会看到一个经济奇点，经济奇点可以好，也可以不好。经济奇点的意思就是“这次不一样”，与人类之前几百年来经济运行的方式不一样了，永久结构性大失业，让我们面临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后的结构性的、无可恢复的失业状况，因为人工智能自动化会提速 ，在个别的行业岗位上胜过人的体力与脑力劳动。光是科技这块就对社会有这么大的冲击。怎么办？有什么新思维、新招数来应对？

现在谈第三部分，制度拐点。

观点六，一个出人意表的“新”的政策主张上了全球议程。

这几年突然特别多人提出、或者认同一个方案，是一个反直觉的大热门，对应技术性失业的方案，充满争议性，叫做“基本收入保障” (Basic Income Guarantee) ，或者叫“普遍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国家向每一个成年国民，无条件定期发送基本生活金。

打比方说，一个美国人需要五千美金一个月才能有基本温饱、有地方住、有公共交通費和一點零花錢，所以呢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都由美国政府发送五千美元，就是这个意思，无条件派钱。

这有可能吗？有道理吗？为什么它是有道理的？

这是受到可能即将来临的、大规模长期技术性失业倒逼出来的对应政策。

首先每个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一定要有收入才能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大家不会恐慌，不会乱，因为能够活下去了。

第二，经济要保持有效的需求，民众要有钱也愿意花钱消费才行。所以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很关键。

第三，它可操作，很简单，不需要太多官僚体系资源，很难作弊。现在的科技，只要有银行帐户，钱当天会到帐，不到帐就是有问题，就会有人抗议，作弊的机会很少。大家都了解，在很多国家，政府的拨款经过层层官员会发生贪腐、克扣、延迟。而这个做法因为简单直接反而不会。

第四，替代了政府各种烦琐的社会救济花費的钱，很多救济款项可用派钱取而代之。

第五，这个做法兼顾了平等和自由，这是很关键的。平等不用说了，每个人同样都能收到这个钱。自由是什么？基本上每个人自己决定怎么花这个钱，没有附加要求，你要怎么花你自己决定。想多赚钱的就继续找工作赚钱，或去投资，不想赚钱的，或没能力，没时间赚钱的，比如单亲带个小孩的，就可以暂时不做事，完全可以减少官僚行政的干预。

一个兼顾了平等和自由的分配方案，是可能会达到左、右共识的。让我们回头来看看谁会赞成这个方案。首先提几个名字，哈耶克，哈耶克在 1976 年和 1994 年都清楚地说赞成这样的派钱制度。弗里德曼 1962 年提了一个相似的方案叫负税方案，后来他还支持尼克松总统推行的派钱计划。那是 1969 年，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第一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家庭资助计划，就是用的每个家庭派钱，派基本生活费这个方案。当时有 1000 多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支持，包括弗里德曼。还有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如托宾、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斯等，这些人都支持。不过 1970 年这个计划被参议院否了，没通过。但是在尼克松竞选第二任的时候，他的民主党对手麦高文也把这个纳入政纲，后来尼克松连任成功，想再推行这个计划，但是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又没有做成。想一想，如果当时尼克松成功推动了这个方案，不仅整个美国社会都会改变，而且必将影响全世界。虽然后来民主党的卡特总统也曾推动过这个方案，但到了 80 年代后，各地的知识精英好像全都忘了这件事情。

其实普遍基本收入这个想法也不是上世纪 60 年代那个时候才有的，实际上 16 世纪以至稍后启蒙年代的孔多塞与潘恩就提出过这个主张， 19 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家傅里叶也主张这个制度。英国的约翰﹒米尔、罗素都推崇这个制度。另外 1977 年英国诺奖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这本书里面也主张财产所有民主制，这部分稍后我会再详谈。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奥斯卡﹒朗格也曾赞成用这个方法代替指令经济。目前在荷兰、西班牙各国都有经济学家在讨论普遍基本收入这个方案 ，更有哈贝马斯派学者要求全欧盟实施基本收入保障。

现实中，类似的全民派钱已经在有些地方实行：阿拉斯加的石油基金就是分钱给所有阿拉斯加人； 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里的赌场也做这个事情，把赌场盈利分给印第安人；瑞士公投输了，但是芬兰、多伦多在做实验；中国有一个地区也已经做了很多年，就是澳门。澳门政府每年给每一户居民送钱；香港也做了几年，财政收入太好了，就分钱给大家。但上述这些实例并不是基于基本收入保障的原则，虽然澳门分的钱相当多，已经很接近。澳门，可以随时第一个变成实行基本收入保障的中国地区。

局部性调查更多，比如有机构在印度做过一个实证，每个月发送 3.2 块美金给一群妇女，发现当她们能够自由安排支配这小笔钱的时候，生活就发生了改变。还有小规模的实验，比如把街头流浪汉叫过来，给他们钱，他们很多就离开街头了，解决了街头流浪者的管理问题。直接花钱是很有效的。

全民派钱这个做法更可能很急进的冲击现有习成的社会形态，就是分工式全民就业，上班才能受薪，拿到薪水才能生活，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同构的大工业化、大企业、大官僚的形态，催生新的经济模式及社会组合方式、新的三观，由基本收入政策引发制度改革。

那么，我现在第七个观点是，前述大规模长期结构性、技术性失业到来前，政府应否推行基本收入保障、人们是否应该甚至值得像上世纪许多国家争取福利制度一样去争取基本收入保障？这将是以 21 世纪平等派钱的普遍基本收入保障制度来补足与修正 20 世纪福利制度的大变革。

质疑当然是铺天盖地的，但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第一个是技术性的，钱从何来？第二个是伦理性的，不劳而获，工作尊严何在？第二点我最后会谈到，现在讨论钱从何来？

首先实行普遍基本收入，一部份的钱是可以省出来的。从何处省？就是减掉各种相关福利救济、各种社会福利机制、各种官僚行政费用成本。同时，还可解决现代福利制度下的“贫穷陷井”。大家知道，在很多国家领救济金的人是不准工作的，他不敢去工作，因为怕取消他的救济金。为什么？因为救济金和工作挂钩，只要发现你在外面赚外快，就说明你有工作能力，就可以取消你的救济，这就形成一个贫穷陷井，贫穷的人不愿意上班，因为上班也很难得到长期合约保证，工时很长，薪水不高，反而会失去失业救济。但是如果基本收入保障和工作不挂钩的话，你可以弹性上班，比如你可以帮人家看小孩，或做点零工，可以多赚点钱，为什么不去呢？

钱从何来？这是最多人在研究的，主流还是认为从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增值税、消费税征收，也有主张征收特别税的，比如地税、托宾税，或者是征收资源使用税也可以。

还有主权基金。现在很多国家有主权基金，或石油基金，阿拉斯加已经这样做了，把石油的钱分给大家。

也有些地方已经用上卢德主义的方法，这是比较反动的方法，譬如美国新泽西和俄勒冈，加油站不允许司机自助加油，以保障油站工人的岗位。

有人主张抽自动化的税，但是这个不好办，因为自动化无处不在，很难界定。还有主张未来要实行自动化、需要解聘人的时候，要保留虚拟雇员在帐簿上继续赋税，这是抗拒改革的卢德主义。

负税是弗里德曼提出来的。

另也有人主张以最高收入设限，弥补收入不足之人，如此就不会多印钞票，没有通货膨胀。

也有人提出一步步来，不要一下子就到基本收入保障。

还有人提出新技术的公有，主张新技术发明并不只是发明家的发明，是整体社会的累计，所以发明的成果不应该让寡头的人占有。也有人认为数据使用应抽税，许多企业用我们这么多数据做赚钱的事情，没有分钱给贡献数据的大众，所以应该抽大数据企业的税，即“比特税”，这些公司使用了多少数据就应该抽多少税给大家。

总之钱从何来，有很多方法。如果把新资源、新技术产权平等分享，加上遗产税和收入累进税，加上主权基金，还有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就已经接近另外一个制度可能性了，就是财产所有制的民主制，这与 1964 年米德和之后罗尔斯的提案，已经很接近了。

观点第八，所谓财来有方，普遍基本收入是可以有钱来做的，问题在于政治力量的较量，社会共识，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和意志力。

在基本收入保障的基础上，可产生的正面效应有很多。首先是稳定经济，国民有了经济安全，可以放手消费，保证经济的总体需求，钱派给穷人的一大好处是马上会帶來消费。第二，消除了温饱等极端的贫穷问题，人人得以享有免于匮乏的权利。第三，无偿劳动价值受到肯定，比如带孩子的主妇，帮助去看护有需要的亲友。第四，有利于经济创新长远机制。有人就愿意在家里面琢磨、发明，做一些低回报的文化工作，甚至可以读书，接受新的训练，这些都有助于社会、文化创新。第五就是产生 GDP 以外的所谓“社会经济”、“共享经济”，本地化的货物交换市场和易物的民间货币，促进社会性义务劳动和公民能力。第六个好处，这是政府支持下的平等和自由的重大政策，一定会引起社会变动，将会推动管制的变化。

观点九，这可能是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推动力，朝向建立自由平等的正义社会。

1964 年思想家马库塞说，要充分发挥科技潜力以减少人类痛苦，需要急进的社会改变。就是说，只有社会制度的再设计及带来的改变，才能使科技进步的好处惠及全民。

比利时思想家柏里斯是基本收入保障的主要论述者，他寄望基本收入保障成为自由、平等观念下的分配正义的基石。

普遍基本收入或基本收入保障，现在得到特别大的回响，在于不同的规范性政治理念都可以接受它。比如放任资本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社群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女性主义者、持份者社会论者、无政府合作主义者、政治儒家法家墨家伊斯兰的支持者等，都不与之抵触。基本收入保证加强了个人的能力，与阿玛迪亚森、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也很相配。

说一点题外话，关于马克思 1940 年代才发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写在《资本论》之前的 1858 年的，但是生前没有发表。研究者发现这部大纲里面有很多《资本论》中没有的观点，多被认为是最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观点。其中有一些篇章现在被统称为“机器论片断”，马克思当时写到：只有到了机械代替了人力劳动，所有人都发展出来一种“普遍智能” 的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和“抽象劳动”的阶段就过去了。

就抽象劳动的终结，法国思想家高兹也曾对当下世界提出过大哉问：人类到底是要“野蛮主义的还是文明的脱离资本主义。”

政治哲学上最强调自由和平等，以公平作为正义的罗尔斯，他所赞同的财产所有制的民主制，是来自米德 1964 年的《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一书，而米德当年即支持基本收入保障。 米德这几年比较受重视，一是因为皮凯蒂在《 21 世纪资本论》里说自己是继承米德的事业，二是因为罗尔斯在晚期支持米德的财产所有制的民主制。

罗尔斯早期谈论正义，但是对具体的体制谈的不多，直到晚年才在《公平作为正义》这本书中提出五种制度，这五种制度中他自己最支持的就是米德的制度，就是财产所有民主制。罗尔斯说他自己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可实现的乌托邦思想，并不完全是理想型的，他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罗尔斯谈到的五种现代制度，即放任资本主义、指令经济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民主市场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民主制。他认为只有最后两种符合他的自由和平等的正义。第一种放任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平等，第二种指令经济社会主义不自由，他认为福利社会的资本主义还不如后面的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和财产所有民主制两种，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没有限制财产拥有的集中化。罗尔斯没怎么讨论民主社会主义，很明显他的首选是财产所有制的民主制。财产所有民主制与福利资本主义的分别是，前者让全民在资产拥有层面得到分享，而后者则是以资本盈利后的抽税做二次分配。

在中国讨论财产所有民主制的有周濂与崔之元，周濂论述过米德和罗尔斯的思想，崔之元也认同这个制度，非常热情的配合“重庆模式”在推荐。反而对私有制特别拥护的右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好象没有特别投入关注。

刚才谈论的大都是一国之内的情形，那么从一国之内到全球又如何呢？很多人也在做研究，包括有很多组织主张全球基本收入保证。他们认为应该从全球出发从婴儿开始派钱，以一美元一天作为标准，因为这是联合国所制定的贫穷标准。每个国家所有人都有一美元一天的话，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经济和社会就可能完全改观了。

在经济奇点之后，人类政治社会的取向，是会影响以后的科技奇点的。一个支持不公平社会的制度，支持贫穷两极化、权钱勾结的制度，一定会发展很多压迫性技术，这种压迫性技术会诱发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偏向。到科技奇点之后，人工智能体把这个逻辑推进，对人类将是不利的。所以只有全球同时合作，才能妥善的面对科技奇点，也才可以阻止“夜幕”的降临。这也是我的第十个观点，就是政府、公众需要同时支持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列强各国必须促进全球协调治理，减少人类社会矛盾，方可能来得及对科技奇点产生比较好的影响。

最后我想再强调的是，在科技奇点来临之前，经济奇点是可以使人类文明更趋完善，成为人类生活、文明、方方面面最辉煌的时候的。人类如何处理经济奇点之后的世界，会影响以后的科技奇点，科技奇点就是超智慧体，第二种智慧物种主宰人类新世界的来临。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

陈冠中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有关未来学的报告，讲到科技奇点，指人工智能能够超越人类智能，而且在科技奇点出现以前会有一个经济奇点，经济奇点一方面是经济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又会出现大量科技性的结构性失业。这些会对人类的制度形成怎么样的影响？或者人类制度会对科技奇点和经济奇点有怎么样的作用。我想他刚才讲的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讲的内容很广泛，咱们请了几位熟悉他思想的专家，对他的报告做一些评论。第一位是丁晓良教授。

丁晓良：

我对陈先生讲的这个主题，之前倒是没有做过太多研究，因为这段比较忙，所以我来参加双周论坛相对少一点。我之所以对今天题目感兴趣，是因为陈先生讲的题目是“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我想说一点什么呢？首先我认为任何制度的设计还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性恶的一面。因为我自己做过大量志愿工作，比如在我的别墅社区动员了上百个志愿者建立业委会，大家怎么民主治理这个社区，怎么保护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您会观察到，刚才讲到的财产拥有民主制，私人拥有了财产，是不是就会平等议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自由呢？至少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不是这样。有钱人任性，没钱的人也任性。我个人理解的财产拥有民主制（请原谅也许并不准确）、就是资本层面民主分配在私人手中，他有支配的自由，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不能遏制人性恶的一面。比如在我的别墅社区，大家为了自己家院子里个性的张扬也好，或者是讨一点小便宜也好，房子已经很大了，还是愿意多私自搭一点，以致把邻居家阳光挡了、景观破坏了，这种事无所不用其极，邻居之间为此闹的不可开交，闹上法庭也在所不惜，也要实现 “我家的院子我做主”，我自己随便盖，有些业主甚至声称自己就是因为想随便搭个房子才买的别墅。而政府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又缺位，所以很多好端端的社区在各式各样的业主们入住不久后就成了大杂院。财产拥有了是否一定会民主？我有很大的问号。

再举个实例。我 1992-1994 年在广西百色地区扶贫，观察到大量山区少数民族的贫困户，你把扶贫款给了他之后，他几天喝酒就喝掉了，然后照样没钱。然后你继续给他钱。我们现在讲精准扶贫，造血机能，人性有善的一面，但是人性恶的一面也一定是有的。像这种基本收入保证，每个国民不问先决条件的送钱，我是反对的。被公共财政补助的人如果有花钱的自由，他喝酒，几顿就把钱喝掉了。完了怎么办？如果是税收有大量的钱继续送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好的制度设计，恶的也许会越来越恶。这是我对这种制度的担忧，或者说我觉得从现实角度来讲，就是怎么克服人性恶的一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想分享一下制度拐点怎么才能变成现实。在中国历史上，先不说国际情况，制度的拐点真的要能够变成现实，很多时候都是靠权威主义实现的。但是在西方，包括日本都不是这样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光是或者不主要是明治天皇多么英明，而是下层武士集团、南方的藩、民间商社起到很大社会变革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有为戊戌变法，就是靠权威主义，就是一个宰相的变革主张得到皇帝支持，他就可以做一做。但是皇帝本人是会变的，或者说他会夭折。比如宋神宗 38 岁就去世，他儿子宋哲宗二十五岁就去世，皇帝去世，改革就骤然停止。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是靠权威主义，就是靠皇帝和宰相推进。大量的士大夫和底层百姓，是被动的受体，他不是主动的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体。现在就算送钱给第三世界，送钱给贫困户，一人一美元，他如果还是被动的客体状态，你给他钱他也不见得会转变。所以为什么要做启蒙，做第三次思想启蒙，就是要启蒙这些被动的客体能成为主体，你给他钱他才会比较好的使用。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启蒙阶段，大量民众还都是被动的等着天上掉一个好皇帝，等着别人帮我改变命运，在中国要实现这个制度拐点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扎扎实实做一些耕耘的工作，思想启蒙的工作，知行合一的工作，我觉得这可能在当下是更加主要的事情。

至于您说的科技奇点，听起来还真是有点不寒而栗，这个问题我自己还真没有认真想过，所以倒是要再认真想一想。我就先说这些，谢谢！

主持人：

感谢丁晓良教授。第二位评议人是周濂教授。

周濂：

谢谢天则所的邀请，很荣幸有机会点评陈冠中先生的报告。之前我跟陈冠中先生曾经在邮件里面探讨过相关的问题，我最近这一两年也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比如说最近在第七期《读书》上面写了一篇对福山的《我们后人类未来》这本书的书评，名字叫做《用政治锁死科技》，里面也谈到了技术奇点的问题。之前我也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等杂志写过相关论文。所以陈冠中先生今天谈这个主题我是非常有兴趣的。

我先谈他的论点六，论点六可能是在座的朋友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他谈到要提供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案，就是保证基本收入，他称之为 BRG 。关于这个问题，陈冠中先生说会面临两个基本挑战，一个是钱从何来？还有就是不劳而获与工作尊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挑战非常严肃，而且 BRG 的应对可能会有点左了，很难回应这个挑战。刚才冠中先生回答重点是放在钱从何来上，但是依然没有触及生产问题，而是更多考虑分配问题。我觉得对××主义者非常重要的批评就是怎么考虑分蛋糕，而不考虑怎么做蛋糕，或者把蛋糕做大，您只考虑分配，而不考虑生产。刚才陈冠中先生谈的时候，依然是在探讨从各种税收当中如何进行分配，所以手还是没有伸到生产这个问题上面。

谈到基本收入，您说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弗里德曼也支持他，但是我们知道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支持基本收入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古典自由主义支持基本收入，比如哈耶克，我们非常意外的发现他可能也支持，但是他支持也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比如最基本人道主义考虑，他不是从社会正义，不是从人的尊严，不是从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出发。我个人觉得从政治哲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在某一个基本政策点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因为理由不同，所以我们支持的强度不一样。而且当面临一些政策或者原则挑战的时候，我们立场稳定程度也不一样，我想这个不能简单说古典自由主义也支持基本收入，所以就怎么怎么样。我想这个要考虑政承的基础的问题。

还有论证的基础，我们要考虑这个目标的实现，就是所谓的基本收入能不能实现冠中先生所期许的社会目标。我很怀疑这一点，这也涉及到不劳而获和工作尊严的问题，我觉得做政治学考虑，归根到底就是探讨一个很核心，或者最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我们是谁？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最根本的一个考虑。这个 BRG 到底能不能给苏格拉底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很怀疑。

我谈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区分，就是您反复谈到米德和罗尔斯的（英文），但是我觉得 BRG 和（英文）存在一个巨大的概念不同。就是所谓的基本收入其实是消费性的东西，而（英文），你去读米德包括读罗尔斯，他强调的是生产性的资本。比如 2001 年罗尔斯出版的（英文）当中，他说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要在每一阶段一开始就把生产性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尽可能广泛的分布，他不是说基本收入，不是说消费性的财产。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一个区分。为什么做这个区分？我觉得罗尔斯背后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那种生产性的劳动、生产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工作，对于人的尊严有非常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如果仅仅把重点放在基本收入上，尤其是消费性意义的基本收入，我自己觉得更接近罗尔斯反对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英文）。罗尔斯很清楚的谈到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正义二原则适用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福利国家主义，原因就在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为最不利者提供了最低生活标准以及各种社会保障，这些话和您说的基本收入是一回事，但是罗尔斯认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为最不利者提供自尊的社会基础，反而有可能挫伤他们的自尊感，甚至造就沮丧消极的下等阶级。从罗尔斯这个表述来看，他可能不会认同 BRG 这个概念。您说的这个设想是更接近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他的（英文）。

还有您谈到科技奇点和经济奇点。而且您谈到经济奇点的时候，似乎预设很有可能是经济极大的繁荣的状态。但是最近有一本书，是布朗大学一个政治系教授约翰托马西写的，他里面谈到他和罗尔斯之间的争议，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罗尔斯也好，包括小密尔，他们所主张的（英文），或者说这种左翼的主张，是想尽可能扩大劳动者在工厂当中的权利，让他能够更大的去参与工厂决策，诸如此类，从而提高他们的尊严感。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实现更多任务厂的议题，罗尔斯甚至不惜牺牲一定效率。这话什么意思？罗尔斯说，我哪怕放弃经济发展或者高速发展，只要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大的工厂参与的权利感，他愿意放弃这种经济高速发展。所以你看罗尔斯这个论述，就跟你说的经济的起点是不一样的。他甚至愿意经济停滞，我在《读书》上写的书评《用政治锁死科技》，我觉得为了避免技术奇点导致的人类的末日到来，或者您说的夜幕的降临，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让科技不再发展，让科技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不是可能？我不知道。

我认同科技奇点这个概念，虽然我不知道他预言的 2045 或者 2025 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成立，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成立。如果技术奇点必将到来，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系列颠覆性的挑战，对于天则所的经济学家来说，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景。为什么？我们知道 1945 年 9 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文章叫做《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核心观点就是必须把价值机制视为传递信息的机制，而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能通过市场过程才可以获得，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这个想法，我想所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都非常认同，就是市场经济远远优于计划经济。前一阶段阿尔法狗的横空出世，可能让哈耶克及其追求者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社科院的王飞跃认为，这次阿尔法狗胜利不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冲击，而是对搜索和工程技术处理的冲击。这是非常技术的说法，在王飞跃看来，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于复杂信息的处理，人脑也许不堪重负，但是人工智能可以胜任。所以×××教授说鉴于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也许未来通过人工智能处理市场信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需要重新去考虑社会主义的前景。

对于自由民主之，我们经常听到左派抨击，认为自由平等这些价值承诺在现有的自由社会当中仍然没有得到实现，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就是在否认平等价值。右派的批评不是自由社会，而是平等这个目标本身有问题，因为人类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平等的对待他们不是肯定人性，而是否定人性。今天中国有大量极右派的人完全否定人生而平等，他认为人生来就是有三六九等。福山在《后人类未来》这本书里说，长期看自由民主制之所以从内部被颠覆，要么是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是过度的平等意识。他的直觉是最终对民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前者，就是过度的优越意识。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心理学的考虑，就是某种程度的优越意识是生活本身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两天我看奥运会，发现所有中国人都特别爱福圆爱，因为我们对他有优越性，因为她对乒乓球、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话五体投地的爱。而人工智能这种技术是给少数拥有技术的人提供了一个优越感。这导致近代政治哲学起点被颠覆了，我们读洛克，读霍布斯，他们一个最基本预设是什么？人们在身心两方面都十分相等。由于这种伦理上的平等，导致我们目标的、希望的平等。但是生物科技、仿生工程有可能打破近代政治哲学的起点，从而颠覆自由平等这个最基本的价值。

第三个挑战是对于文化的颠覆，所谓的文化最初含义，用斯特拉斯的话说是农艺、土壤的耕种及其生产，你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下，要与土壤本性相符合的改良土壤。从文化原意引申出对心灵的耕种，是与心灵的自然本性相符的改良心灵的各种能力。但是在 U 盘一样的即插即用的时代，在这个 VR 的时代，在 VR 商业化近在咫尺的今天，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不复存在。尼采说最后一个人离开了生活艰难之地，因为他需要温暖，而且他可以如此轻易的离开生活艰难之地，他可以如此廉价的，迅速的获得所谓的温暖。这是对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文化彻底的颠覆。

最后，科技奇点的到来，用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的说法，他说真正的威胁是人类永生的计划，人类不死的渴求。我们以前说在死亡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虽然我们跟奥巴马、跟习近平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上的不平等，我们跟李嘉诚存在巨大的财富上不平等，但是我们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可能未来科技发展会让我们发现，我们在死亡面前也是不平等的，就是未来可能出现超人类，这将对人类伦理、社会带来巨型的改变。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挑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尤其艰难、繁杂、巨大和艰巨的。我们是又有远虑又有近忧，近忧排山倒海，远虑也随时到来。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个人认为是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巨大的拐点，人类是不是有可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意志去拯救自己，我个人不那么乐观。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

下面请第三位评议人周程教授。

周程：

今天能够接受邀请参加天则双周论坛，聆听陈先生报告感到很荣幸，收获也很大。像这个讨论会，大家就是有问题就直接来，我想谈几个问题。首先陈先生在报告里谈到了奇点和拐点的问题，首先我的问题就是科技奇点真的会出现吗？经济奇点会真的出现吗？制度拐点是不是必然出现？因为我们讲这个报告的前提，陈先生在报告里面说这是在出差途中想的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吸引眼球，值得我们思考。现在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是否会出现？这个是我们讨论在论证过程中的前提。第二，如果真的会出现的话？他们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吗？就是说是否科技奇点出现之后必然研发经济奇点的出现？经济奇点出现了是不是必然同时导致制度拐点出现？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我们先讲结论，我们讲科技作用于经济是必然的，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众多的，是多元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科技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变量，影响经济发展变量很多，当科技出现奇点的时候，是不是必然同时导致经济出现奇点？这是疑问，因为仍然有其它很多的变量存在。同样经济奇点出现之后，是不是必然同时会导致制度拐点出现？同样也就是影响制度变迁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存在，就是变量很多，我们怎么推出来科技奇点引发了经济奇点出现，同时必然导致制度拐点出现。就是这个之间线性相关是困难的。当然陈先生也没有说这个，因为报告时间很有限，没有全面展开这个当中的关系的问题。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更多的听听陈先生阐述这个问题。

我是搞科技研究的，科技政策、科技哲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今天重点想谈谈关于科技的拐点问题。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刚才提了一些问题，我今天听了这个报告之后，首先我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关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测，我对这个东西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是不断提升，科技不断发展，花在科技方面的设备、投入越来越大，用于雇佣劳动的成本越来越下降。最后结果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了变化。而这个有机构成的结果是什么呢？随着雇佣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下降，导致什么结果？就是资本有一个提升过程中间会导致劳动者整体收入逐渐下降，也就是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结果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科技发展，尤其技术进步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因此资本有机构成提升是不可逆转的，那就是无产阶级整体劳动收入下降也是不可逆转的，这样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冲破这个制度的必然性就会出现。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讲，就像你的论证一样，我们在一个国家、一个部门这么论证也许成立。但是当我们随着资本有机过程提升了，超额利润率出现，于是存在着资本转移，就是其它低利润的行业，就像房地产一样，必然会这个结果。所以无产者收入不是下降过程，是随着资本有机提升过程中，随着科技发展过程中，就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也是收入越来越高的过程，和今天现实是完全相反的。那是什么？就是《资本论》第三卷出了问题，第三卷是恩格斯整理的，恩格斯加了很多修补的内容，但是就把这个变量，就是资本不同部门之间流动的变量怎么解决？所以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给了几个表，那是有假设性前提的。我们解任何数学，讨论任何物理问题都有前提。当你的前提和事实中间是不吻合的，结论就必然会出现问题，这个结论只是一个前提。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和预测出现什么问题呢？马克思当年这个预测，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和事实来比较是矛盾的，我们今天科技发展了，收入必然多了。当然他的意义在哪里？就是预测出来这些问题，我们思考人类社会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如何迎接这个发展的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大胆的对未来社会的变迁做出一些预测，像今天陈先生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带着一种忧虑的心情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有价值的，对于我们思考，这毕竟不是一个规律，是一个趋势，对我们控管今天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这个忧虑出现在哪里？就是科技的拐点问题。既然阿尔法狗的出现，关于智慧体的讨论是越来越多了。人们总认为未来必然会出现超人类。但是这种是信念，不是一个科学论证，就是超人类真的会出现吗？如果要讨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个体的人和人类是两个概念。阿尔法狗能战胜一个棋手，他只是战胜一个棋手，不等于他战胜了人类，这是基本的东西。第二个问题，阿尔法狗今天是人控制，未来他能够产生意识吗？我们讲人类能不能合成生命体？就是有意识的生命体，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他设置人工智能发展，看到周围场景，根据我们赋予他的软件程序，让他做一个选择判断，他击败某个人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能不能击败整个人类的智慧？这是一个问题。今天人工合成生命问题讨论的很多，人工合成生命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意识怎么产生？我们能不能通过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赋予他一种意识？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在论证过程中间，进行逻辑论证，把他赋予一些条件，他会超越甚至于我们没有想到的条件，他能够推测出来，甚至机器证明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毕竟是人类赋予他的规则，就是他不能改变自身的运行规则，就是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能形成自身独特的意识，他是什么？这些基本的东西在我们这个领域讨论的也很多。也就是说这是西方近三百年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复杂的问题一层一层的分解，分解到每个要素进行研究，然后合成起来增进我们对综合体的研究，比如自然观的讨论很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人分解成机器讨论之后，我们给你这么多物质体，你能不能合成出来有意识的人？如果不行，超人类如何形成？如果那个东西是没有意识的人，它终究只是机器，所以这个智慧体能不能战胜人类？战胜个人是可能的，战胜整个人类的智慧未必。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拓展空间，就是人工合成生命体怎么看。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奇点会不会出现？这个奇点会不会出现，今天还打一个问号。但是他并不影响您的论证，就是科技发展是在不断发展，他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产业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出现，就是劳动力的调整，新产业出现必然出现这个结果。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像马克思当年在一个部门当中预测一样，他很容易引发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综合看待。如果就制造业而言，他在制造业里面有很多失业，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些失业会新增很多第三产业的供给。由于大家掌握的都是制造业技能，因此他们临时性失业，然后如何过渡到第三产业，让他们相应增加一些收入，这也是容易解决的。更重要的，如果全球跨度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产业分工问题，这些因素如果不能纳入进去讨论，我们就简单的说科技进步导致某个制造业的结构性失业是必然的，但是会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在整个产业门类以及全球之间会不会？那是一个问题。我们第三产业在科技发展方面会导致第三产业发展，对于知识寻求会越来越多，对于辅助性的越来越多。同时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按照科技进步，会使我们劳动强度越来越下降，这是人类历史进步这么过来的。农业革命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必然导致大家需要工业革命，为什么？减轻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减轻了之后减轻脑力劳动，因此信息工业发展过来了。第四步是什么？我们预测最后科技发展，我们现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负担减轻了，我们需要的是长寿，我们需要生命的发展。所以会引发教育和研发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全社会失业的增加，它是会导致结构性失业。

如果第三产业部门逐渐消化，教育和文化事业更为发达，人口更注重休闲娱乐，也会把就业率拉上来。这个社会就不是简单的科技发展，同时导致一个经济奇点的出现。但是您讲的科技发展过程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人类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管控，像纳米科技，包括现在转基因问题，会引发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类智慧，包括大陆要搞创新驱动发展，美国也在搞创新美国，既然有那么多危险，为什么这些国家还在推动科技发展？还在强调科技创新呢？就说明创新至少在今天的科技界来讲，人们认为还是一个好东西。它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就像爱因斯坦当年出现的问题一样，科技的问题是制度导致的应用问题。他出现种种社会问题是在应用，为什么应用环节出现问题呢？就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因为这个制度必然导致人们会拿科技成果去谋求他自身利益。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而不是因噎废食，把孩子全部和洗澡水抛弃掉。就是我们科技发展，尤其您也讲到了，刹不住，为什么？因为他是不可逆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放在这边的，你可以减慢它，但是人类有新的认知，知识还在不断增长，你不可能让知道的知识倒回去，让人类失去记忆，是做不到的。马克思也谈到这个问题，科技发展是决定性的，没有办法阻挡，尤其技术发展，人们没有办法倒退到洪荒时代，这是基本的条件假设。

所以我们重要的不在于假定科技不发展而进行制度设计，而是假定科技是必然发展的，我们怎么进行制度设计。而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间，怎么防范对我们人类形成威胁的行为的出现，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所以我们讲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制度如何解决？其实像中国也在讨论改革，美国也在弄，就是制度是下游的，总是要不断调整的，去适应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这是必然的。也就是科技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不调整，几十年一贯制，是不行的，为什么？你无视科技进步这个铁的事实，你始终坚守着过去的信念和价值是危险的。就像现在洪水一样，你不断筑堤，不断阻挡，挡得住吗？挡不住。就是制度拐点是不断出现的。所以我注意到你用奇点和拐点区分的。因为拐点是可以往下拐也可以往下拐。我们讲制度变革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这是好的，是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应该会不断调整。至于朝哪个方向调整，是不是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方面发展？这个调整方向是属于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讨论范畴，我只是在科技领域做了一些研究，对这些东西我也很难谈一些什么思想，不当之处请陈先生多批评指正。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

下面请王江松教授评论。

王江松：

今天陈冠中老师做了一个对我来讲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报告，就是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和制度拐点。科技奇点我不知道会不会到来，我了解的不多，刚才陈先生讲到一条，科技这种变量如果不能受到其他力量制约，比如在贫富特别悬殊、金钱和财富相勾结的社会中，科技可以被控制，可以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变成极权操控的技术。当今社会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并不是普适地为人类、为所有公民服务的。当然也享受到了一些涓滴效应，如微博、微信，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因为后台是被操控的，我们的言论自由还是特别有限的。所以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是可以被极权主义所利用、所操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如果不被人类以宪政民主法治的方式加以掌握的话，的确会变成一种异己的、反对人类的力量。

关于经济奇点和制度拐点，我知道的稍微多一点，简单做四个方面点评。

第一，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个铜板的正面，还有一个反面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我们今天把西方国家、欧美国家叫做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准确的，它已经是一种混合社会制度，只不过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占优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在分配领域，尤其是第二次分配、福利、社会保障方面占优势，不能把福利、社会保障这块还原为资本主义，它是独立的一套系统，而且是有独立的思想原理和理论依据，有独立的社会支持力量的。西方社会的选民结构不一样了，形成了一种左右平衡的格局，所以它已经不是经典的、原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型了。

今天陈老师这个讲座特别让人启发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作为它的解毒剂，或是平衡器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我本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写过批评文章。我认为目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生产领域和所有制结构上没有突破，没有什么制度创新。第二，它在基本经济理念、经济发展目标和价值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这个层面，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跟资本主义共享同样的逻辑，一个叫做利润最大化，一个叫做收入最大化，这两者还是物质利益最大化。它没有想到，在福利国家，福利病出现了，人们工作的动机衰减了，出现很多懒惰、惰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西方国家的福利病。

在经济奇点发生了以后（也许过几十年就真的会发生），那就是高科技大量替代人工，劳动者大量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去继续工作的经济与社会空间在哪里呢？他们工作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一点，现在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没有深入思考。我觉得这是目前比较欠缺的。

也许在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不一定是导向马克思所希望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那个不太可能，将来会有更大的市场，就是目前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衰退以后，我觉得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为什么？因为精神、文化和人本身的生产根本是不可能计划的，如果人本身生产和自我实现会被计划的话，那简直就是 1984 那种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了，那是不可思议的，那是违反人性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不可能的。人本身生产一定是高度自由化、高度市场化的，是无法计划的。将来的社会模型究竟是什么？怎么命名？我们现在想象力有限。但是制度拐点确实快要到来了，现在的西方社会制度临近一个拐点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二，人类社会制度向何处去？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自由、平等、正义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我曾经在《浙江学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一书中，把自由、平等、正义这三个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一个梳理。我借用拉弗曲线模型，他是讲税率和税收关系，税率太低当然税收很少，但是如果税率太高，税收也不多，因为税率太高了，都被征走了，人们生产积极性、投资积极性、经营积极性、劳动积极性都没了，就等着再分配了，最后大家也不去干活了，不去冒险了，不去创新了，最后税基急剧缩减，国家总的税收就减少了。把这个模型套过来，论证自由、平等和正义之间关系，那就是，一个社会太自由了，没有平等，就相当于税收太低，或者反过来讲一个社会太平等了，没有自由，相当于税率太高。这两种情况下，正义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正义就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这个张力当然不是由理论家抽象加以确定的，而是由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通过博弈加以决定的。在一个时期可能要求平等的呼声和诉求高一些，在另一个时期对自由呼声和诉求高一些。这就是目前西方的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结构。人类未来的社会制度，经济政治制度究竟如何？我觉得就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找一种更好的平衡，一种更合理的关系。

第三，刚才丁晓良老师提到永远也不要忽略对于人性恶的防范。这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精髓的东西，我们在谈到财产的民主制度的时候，陈老师谈到这个制度的时候，包括西方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这套东西，不能不对这一点加以重视。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包括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和纲领，所张扬的价值，和自由主义所张扬的价值也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自由、平等、公正，加一个团结互助，只不过比自由主义更加重视平等和团结互助，因而对自由与公正的理解不太一样。它让这些好的东西作为导引，可能会使得政府权力超出自身的界限，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批评，是非常对的，社会主义者的确存在对人性恶的不够警惕，而对人性善过度的信任。我觉得这的确是追求更美好公正社会的人们应该有警惕的。

第四，从劳工的视角来看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和制度拐点。从劳动哲学、劳工运动和劳工视角来看这个宏大的命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概念、经济的范畴可能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讲经济基本上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再加上辅助性的第三产业。到 20 世纪下半叶以后，知识经济出现了，文化产业也出现了，除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还有文化创意产业。但是问题在于，在经济奇点之后，劳动者大量失业以后，没有传统的经济角色了，没有经济地位和经济收入了，但是他又要就业，总要有一个工作。这是经济学遇到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经济范畴可能要大大拓展，就是其他非物质生产产业如文化创意、知识、人本身的生产、人的自我实现的范围会大大拓展。这些范围的人类活动用什么原理来加以研究呢？是用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还是什么其他的学科、范式来研究它？这是我们将来学科的分化和综合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劳动者的范畴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传统劳动定义和劳动者定义的话，就是直接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这样一些直接的生产者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者。但是在 20 世纪中叶以来，劳动的范畴其实已经在发生很大变化。过去通常我们讲劳动者就是蓝领工人，但是现在白领工人居多，超过蓝领工人的总数，而且白领工人知识化、智能化越来越高，你用什么概念来命名他呢？我们说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个劳动者是什么范围呢？我在《劳动哲学》那本书里面也做了探讨。就业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展了，劳动概念，工作概念，原来基本上是重叠的，现在是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劳动者，肯定是工作者，但是我是工作者，不一定是劳动者。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者，但是他不一定是劳动者，他的权益怎么保护？用用什么法律加以保护？肯定不能用劳动法保护他，那用什么法律保护他？这都是一些问题。

中国离经济奇点还有很大距离。中国的问题现在是过度劳动的问题，通常农民工就业是一周六天，每天 11 小时，这种情况很普遍的。所以我们离经济奇点还远的很，因为我们还是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就是以蓝领工人为主的，还是相当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就是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当时揭露的那种现象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适用性。

西方意义上的那个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和制度拐点的到来，在全球化的链条当中一定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中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中国的劳工运动应该怎么做，这也是陈老师今天的讲座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中国劳工运动是重复西方劳工运动的步骤？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像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不应该亦步亦趋的重复西方的制度变迁过程一样，中国劳工运动的内在发展的机制，也不应该是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劳工运动，它应该也有一个很大的制度创新的空间。比如目前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诉求应该跟 19 世纪西方劳工运动基本诉求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当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在西方已经到来并且影响到中国的时候，就会对中国劳工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不能再照搬西方劳工运动发展路径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深入的思考。

主持人：

最后请吴思教授评论。

吴思：

谢谢陈先生的讲座。陈老师的讲座视野开阔，让我感觉到我就是那批拉车的马，不知道自己要被淘汰了，这个感觉很奇妙，很好，一下子觉得视野开阔了，眼睛亮了，一种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这是我的感觉，多谢陈先生。

第二个评论，您说的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奇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确切的概念，我原来不熟悉，我到网上查了查奇点是什么，看到的第一个解释就是物理学的奇点的最著名的标志黑洞，或者是宇宙大爆炸前的点，密度无限大，那里的时空跟我们现在熟悉的不一样。一旦那个点到了，或者宇宙大爆炸开始，后面发生的一切就是新世界了，进入一个新的时空。这标志着科技的发展，想象着一个超人类的智慧主体的出现，我们对未来的确没法想象。人类现在智慧是没法想象一个超人类的智慧是如何生存，如何发展，那真的就是一个奇点，我们先就处在宇宙大爆炸的前夜，一个新的宇宙就要出现了。如果真的发生这一点的话，未来就是没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奇点是一个很确切的说法。

但是马上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熟悉这个时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思维方式全是在四维时空中进化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四维时空中的一切，但是我们没法想象超出四维时空，据说现在有十维、十一维，那样奇点的状态，我们人类感官是没法处理的，所以没法讨论科技奇点到来之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然后经济奇点来了，这个是什么样子，这是用我们熟悉的常识和历史难以讨论的一个话题。

但是好在我们没法用常识和感觉去讨论，我们可以去逻辑去推理，现在人类就是用逻辑推理推出了宇宙大爆炸，用逻辑推理推出了一个奇点。如果用逻辑推理方式讨论科技奇点问题，我觉得会出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结果，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评论，我以前在看历史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关于定律的假说，就是我看皇帝去杀岳飞，刘邦杀韩信或者收拾韩信，他们都有一个假设，假设他们要篡权，对自己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他们真的有威胁吗？我们知道韩信不是，当年有人说服他反叛候，他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岳飞会不会呢？秦桧的回答是“莫须有”，不需要一个罪名去收拾他。为什么不需要一个罪名？就是假设他是一个好人，这个风险极大。如果假设他是一个坏蛋，把他杀掉，这个收益极高，风险极小。皇帝在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把一个王朝的性命，未来生死都寄托在刘邦或者韩信的良心上，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他赌不起，他不能让自己的身家性命，一个王朝的身家性命取决于岳飞的一闪念，或者是韩信的一闪念。于是他就要把他假定为他们要造反。但是我们平常朋友之间打交道不是这样的，不管这个朋友人如何，你通常假定他是善意的，你不会假定他要灭了你，你不会采取特别残酷的方式对待他，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名声太坏，没有多少收益，成本却非常高。可是假定韩信，假定岳飞是叛乱者，这个收益非常大，否则风险非常大。也就是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的假定，他遵循一个定律，就是这个假定取决于成本收益计算。这就是我对于如何假定的背后的支配性规律的一个猜想。

后来我看三体，有一个黑森林，黑森林的想象就是一旦发现一个有智慧的新体出现，先灭了。因为那个新体是可能灭了你，我不能冒险让他知道我的存在，我先灭了他。在那个科技发展高度的水平上，任何一个新体都能灭了你，都是潜在威胁者，我不能假定他是善意的，所以我不能暴露自己。我在宇宙的黑森林一旦暴露自己存在，就处在很多猎人枪口之下。于是隐藏自己是第一的，然后消灭对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手，消灭另外一个已知的有智慧的新体。这个逻辑就是我当时想的那个假设定律，用这个定律来推未来的高级的超人类的智慧体，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有能力灭了我们，他会不会真的出现之后就灭了我们呢？按照达尔文的定律，他会。达尔文假设任何一个生命体第一原则是自保，第二原则是繁殖，长期存在。任何一个自己保护自己，同时又繁衍自己的主体，又极有智慧，他就应该消灭能够对他致命的物种，也就是人类可以灭了他，他就应该灭了人类。就像刚才说的定律一样。他不这么做，对他自己是不利的，风险极高的，因为人类行为就不可测，而且人类的行为就是应该灭了他，不应该让他出现。这两个逻辑，不管是人类还是超人类主体，都会共同遵循。

如果不遵循这个逻辑，他就会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逻辑上被淘汰掉。人类会被淘汰掉，或者未来的超人类的智慧体也会被淘汰掉。人类预知自己会被淘汰掉的时候，就会先淘汰掉自己那个对手，就是假定他已经诞生了，人类会动员一切力量消灭他。如果他没有诞生，人类会禁止他的出现，如果有谁制造那个东西，人类会把他关到监狱。也许正因为这个超人类生命体的不可测，或者在达尔文意义上可测的时候，他是人类的杀手，所以他就没法出现，他就会被人类消灭掉，或者抑制住，不许他诞生。一旦诞生的就会消灭他。因为人类虽然没有那么高的智慧，但是在物理上消灭一个生命体，是有把握的。他哪怕是金属铸造的，人类也可以用同样的物理力量消灭掉。我们不能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善于消灭一个生命、毁灭一个生命。所以这是我对于科技奇点出现的一个悲观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支持，就是能做到也不会做到。能做到的方法是在非物理学的意义上，非生命体的意义上把超人类的智慧作为自己工具使用，一旦他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有了自己长期存在而且延续扩大、扩张的物种的本能，人类就无法容忍了。这是关于您说的科技奇点的评论。

第四，经济奇点仍然可以存在，即使这个超人类智慧的主体不能诞生，但是各种智慧的手段可以诞生。所以经济奇点我觉得早晚要来。但是刚才诸位讨论的的时候，有一个好象一定会出现的平衡，他不是排山倒海的来，忽然在某一刻到来，而是一步步的逐渐来，人类的工作机会是一步步减少，逐渐被自动化替代，被机器人替代，被各种未来的科技替代。在这个过程之中，一方面被淘汰失业，一方面有新的自动化诞生，这个过程其实是创造出了价值和财富，然后向另外一方面转移，是一个缓缓的可以控制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大规模失业不会突然到来，大规模基本收入保障，把失业者全养起来，也不会突然到来，而是过渡的过程，逐渐的养起来，把最惨的人逐渐保障起来。那个自动化的过程，替代的过程也是逐渐实现，可能会是这么一个比较均衡的过程。既然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迅速发生的，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完成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逐步完成这么一个过渡。所以我觉得还不那么悲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可以控制的过程。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盛洪：

感谢陈教授带来非常好的题目，不过时间非常短，我没有太听明白，因为这个题目太大。好在后来几个评议人在各个角度做了评议，我间接地有了深入的理解。我接着刚才吴思讲的，首先我在想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和制度拐点，这是一个对复杂系统的预见。我的看法是，复杂系统太复杂了，以至理性有限的人类很难预见。我们现在说历史上有些奇点或者有些拐点，都是倒着来说的。就是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以后我们回头看有这个东西，包括像诺思教授说，工业革命时期没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工业革命时期之内。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还有就是这些奇点实际上是开放的社会中，分散的经济主体互动形成的东西。所以在哪拐这件事情我们实在是事先无法预知的，这是认识论的问题。有人总在说我们要迎头赶上美国的科技，我就说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中国没有那样一种体制。中国说我们追赶的很快，经常说要弯道超车。关键是哪个地方是弯呢？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回头看这个弯，比如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所进行的计算机革命，我们是知道的；但如果当时这两个人在中国的话，你不知道那是弯，你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判断是市场判断的。市场不是有智慧的生物能够把握的，因为它太复杂。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当我们发现奇点到来或者拐点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假定，这个假定有时候过于激进或者过于乐观。过于激进和过于乐观就是说一定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变化使得以往我们认为的人类某些特质，或者这个世界某些基本原理发生了变化。比如刚才周程教授提的马克思的预见，其实他的预见可能有很多错误，其中对人性的惰性预见产生巨大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有人批判我们说由于失去了经济激励所以整个经济效率会下降，马克思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改变这种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恰恰相反。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

我也听有些人说互联网往前发展已经使得经济学的稀缺性假定不存在了。当然我持批判态度，就是这样假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而且远远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他做不到。当然我也承认某些预见，尤其是在制度层面上的预见是可能的，哈耶克说我没法预见价格变动，但是我可以预见某种模式的变动，在这个层次上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极为谨慎，极为谦卑。

顺便评论一下周濂教授提到那一点，因为阿尔法狗赢了李世石，所以社会主义的观念是不是可行了呢？首先哈耶克所持的观点不是改变技术能够改变论证的观点，这个论证的观点基本上是哲学的，是他的所谓不可知论不是任何技术可以改变的。阿尔法狗的成就，在我们看来仍然是简单系统，围棋的维度太低了，黑白两个纬度， 19 个格子， 361 个点，再就是阿尔法狗依靠的是成千上万的棋谱，这些棋谱按照哈耶克讲的就是经验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经验互动的结果它是做不到的。我们想象用阿尔法狗替代所有现实交易是不行的，因为现实交易是非常丰富的，哈耶克讲一种特质的局部信息是不能由中央计划当局完全合并起来计算，这些交易都发生在具体的局部，这一点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可能用类似于阿尔法狗的中央计划去替代所有分散的、成千上万的交易。

再就是哲学的问题，或者认识论的问题。人类是对经验有某种提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类不能穷尽经验所包含的信息。哈耶克说我们为什么强调经验和习惯呢？因为经验和习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里面包含的信息我们可以用理性思考，但是人类永远不能穷尽经验，你可以知道经验的某一部分，但是不能知道经验所包含所有的东西，因为信息太丰富了。某种意义上讲经验带有神圣性，就是认识论来讲，这几乎是不可能撼动的。反过来讲，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界经常有，包括马克思最开始提出计划经济，到后来兰格的计算机市场、计算机社会主义。其实只是技术上发生变化，但是认识论的性质还是没有变。如果说我们有计算机，就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能够替代所有分散个人的交往的话，这是要警惕的。这可能恰恰是为这样一种体制去提供某种技术可能性，这是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谷平：

首先感谢陈先生做的这个报告，激发了大家更多想象。我的思路基本上和吴老师、盛老师的脉络一致。从一般逻辑来讲，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绝对不能证明那个东西就超过了人类。因为阿尔法狗所设定的学习的方法，是人类赋予的，只不过他在具体的技能上比李世石好。所以只要是人类的造物，他就不可能超过人类。也就是说人如果是上帝的造物，就不可能超越上帝，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会存在一个超过于人类的东西，这是逻辑上不存在的。

第二，每次科技发展，是人类是最容易犯错的时候，而这个最大的错误就来自于人对神的僭越。波普尔对马克思批评的很好，说你把人类设定为这样几个阶段，但是如果未来人类比现在人类聪明的多得多，你怎么预测未来社会是那样的？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死于地震、灾害的都不算数，人类真正死的最多是死于自己的思想之手，无论是纳粹还是马克思，所以对人类保持更高的警惕也不过分。刚才陈先生说由经济产生制度的逻辑框架让我感到非常熟悉，并且那种倾向性，比如民主社会倾向性，就是人文社会主义者所产生的对人类的同情。但是有的时候人很怪，坐在屋子里面的思想家不如在街上买卖的人，因为我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对方也知道我需要什么。

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非常简单，只要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用，经济自然就会存在。谁假设我对他人无用呢？哪怕是再发达的社会，我的存在对他人就无用吗？什么都可以变，但是上帝创造的人类，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不会变。所以资本主义这几个词，无非是人对他人都有用，在交易过程中某一个特定时间内资本可能显得相对重要，仅此而已，他的本质仍然是自由加上自由的交易，自然秩序。所以一般的原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说这个若能变，我只能说是不是上帝也变了？

周濂：

这位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被造物不可能超越造物主。我对这句话是这么理解的，这个观念用在人类身上是高估人类了，因为你把人类当成了上帝。另一方面，你低估了机器，因为你把机器当成了人。我个人认为阿尔法狗目前的成就可能还让我们人类稍感安心，但是他所展示的趋势，我们重点是要看这个趋势本身。我记得在阿尔法狗下第三盘还是第四盘的时候，聂卫平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需要对阿尔法狗脱帽致敬，因为他下出了我们此前围棋史上没有下过的招数。我和冠中先生一样，我们对科技奇点到来是抱着悲观的态度，觉得肯定会到来，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我觉得在面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前景的时候，一种悲观的态度可能比一种乐观的态度更具现实主义的意义。

还有对盛洪老师的点评，我觉得我对社会主义重估价值的判断本身，我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性，我并不说我认同这个判断本身真正的有效性或者说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比如他可能导致中央集权政府。这些政治后果我并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价值中立的话，我们要正视这种可能性，而不是说不搭理他。这是两种不同态度。

主持人：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讲了，下面有十到十五分钟给陈先生做一个回应。

陈冠中：

谢谢大家，今天听到很多回应，我学到很多东西。这里面有些质疑评论，我在看有关文献的时候看到过，有人辩论过，比较容易回答，有些在这个范围之外，也回答不了。

今天我主要是提供一个思想的知识地图，所以很多论点讨论得非常简单。这个地图里面在一般的所谓左右意识形态阵营来说都有不同反映，比如说在资助基本收入情况下，有人提抽税，有人希望在资本层面大家分红，还有一些用其它方法，减少福利制度等等。

但是，我勾画这个地图，向大家做报告，主要是引经据典，用意是让复合的问题意识成为一个有启发性的论述。我自己觉得这是社会改良者现在提出的最宏大的一个说法，恰恰因为我们很多年没有人提出更好的想法，现在提一个能连贯起来的论述，希望大家考虑一下。

回到前述的科技奇点、经济奇点、制度拐点三部份：

第一部份： 会不会有科技奇点？刚才有人说人类会处理它，所以重点是人类，如果人类弄的比较好，这个科技奇点可能对我们不会太坏。制度，个人、组织、政府、企业，他们如果能协调，加上全球协调的话，我相信会迎来比较好的科技奇点，都是推测而已。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社会，各自发展人工智能，为了压倒对方，为了管理人民，我们製造出來的人工智能智慧體幾乎一定是坏的。

还有刚才说的阿尔法狗，阿尔法狗是特殊人工智能，现在远远没有到普遍人工智能，普遍人工智能要完全复制人脑，现在人脑的地图可以画出来，但是要复制人脑以至人工智能要有自我意识，这才达成一般意义上的普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没到这情况，有人说很快了，但是也有人说发展很慢，这是科学家在讨论。

第二，经济奇点。我们不想做卢德，我们不想反对科技发展，因为会带来很多好处，我们都在享受它的好处。但是如果科技这样的提速，经济奇点会不会发生？我们两三百年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习惯了，这个好象是我们的常态，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从农业到工业下一步的社会呢？现在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和以前制度还没有完全决裂，万一这次就是不一样，万一这次就是通过自动化出现工作岗位的消失，这会怎么样？这可能是好事，我一直说有好和坏的，凯恩斯 1930 年说的，以后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太多余闲。我认为这是好事。但是要面对的问题是工作岗位的消失，就是所谓经济奇点。

第三，经济奇点之后我提到的制度拐点分两部分，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提出的方案，就是基本收入保障。基本收入保障是有不同立场的人支持，所以这么热门。但是他们支持的原因不一样，有些是强调自由，有些是强调平等，有些觉得这样子才是符合我们的知识经济即所谓认知资本主义，因为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发明他应该发明的东西，各种创意会出来。各种说法都有，正面效应是有的。

说到第二点，为什么说财产所有民主制呢？因为一般来说抽税就是最简单，但是有些人恰恰认为这个不好，抽税是在后面，就是钱分好之后做第二次分配，资本还是会过度集中。但是如果在前面呢？就是生产财富的源头上就分享给大家，而不是到最后赚了钱再抽税，这是不是另外的考虑呢？这就很接近米德或者罗尔斯理想中的财产所有民主制。罗尔斯认为这个制度和福利制度不一样，也和市场社会主义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制度。所以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具体制度上怎么弄？不清楚。在政治上怎么过渡到这个制度？更不清楚。有相当多的学者在研究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有一种制度叫做财产所有民主制？这个财产所有民主制在米德那里是属于左的立场的，但是其实这个制度，开始是英国保守党提出来的，是对抗工党国有化理念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也有人说，今天支持财产所有民主制的可能是右翼而不是左翼的。

最后，我这里谈一下不劳而获和工作尊严。

就业才有收入、打工才能养家糊口只是这个大工业时代的惯例，大部份“工作” 只是为了“受薪”，无尊严可言，也不是人人可以自选有意义的工作。

现有制度下，不劳而获者甚多。资本寻租阶层和他们的从属也可算是不劳而获。

重点是技术性失业让全民就业无望，大多勤奋的劳动者都要失业，这是社会整体要面对的新现实，对“工作” 的定义要改，个人的三观也要进化适应。

什么叫有意义的工作、真的非异化的劳动？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是在人工智能的机器自动化之后才真的有可能。之前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人从事劳心劳力的异化劳动，以及工业社会里、贩卖生命时间换取报酬的“抽象劳动”。科幻作家阿瑟 C •克拉克说：“未来的目标是全面失业。”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过一首诗叫做《黎明时刻的两个流浪者》，说的是一个诗人到美国某处郊外渡假，在自己住的小木屋门口砍柴自娱。两个失业流浪汉走过来，边看边议论说，你的技术不行，给我们点钱，交给我们做就行了。诗人就想我是为了娱乐自己才砍柴，而他们是为了赚钱生活才要帮我做，哪个比较有道理呢？他的诗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吾底人生目标乃结合

爱好与志业

就像双眼成就一景

只有当喜爱与需求合二为一

而工作是凡人投入的游戏

大业才永告完成

为了天堂以及为了未来。

人类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所谓解放了，还是需要把苦工这个东西解掉，把贩卖生命时间的“抽象劳动”解掉，回到我们两只眼睛看景一样的，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合二为一的情况。当然现在只能在很少数人身上实现。只有在高度自动化的情况之下，在未来科技发展的情况下，这种合二为一的自选劳动才可能普遍实现。

再次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本来我不想说了，因为刚才陈先生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再讲两句。主要是讲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两种情况，一个是现在北欧的做法，高额收税，拿过来进行福利分配，被称为福利国家。还有一种作法，就是美国阿拉斯加，在国有土地上发现了大油田，交给私人去开采，企业交的租金作为全社会的公共基金，给全州 40 万居民分配，人人有份。这是全州的全民财产，不是咱们现在国有企业意义上的所谓全民所有制，而真正是全州居民人人所有的。大家可以看一本书叫做《资本主义 3.0 》，里面讲到了有关问题。这两种情况是有差别的，这个问题用实际例子来说就很清楚。

时间关系我不再说了，今天陈先生给我们作了一个有关未来的而且是思路相当宽阔的报告，大家也做了很好的讨论，可能意见也比较分歧。这是一个前沿问题，陈先生提出了问题做了一些梳理，讲了他的认识和理解，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谢谢陈冠中先生，谢谢几位评议人，也谢谢今天参与会议的各位。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