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生”与“死亡”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3】
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生”与“死亡”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3】
文/宋宇航
钱钢老师附言
“阿尔巴尼亚”，承载着文革一代中国人太多的记忆。宋宇航检索统计1950年-1990年“阿尔巴尼亚”在人民日报的传播频率，勾画出一个词语的40年“生老病死”生命轨迹。没错，“阿尔巴尼亚”也是一个词语，一个符号，其色深红。如今这个曾经的热词几乎已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但如中阿关系这种畸形病态的外交，结束了吗？
我的父亲出生于1964年1月5日，在武汉市的黄陂区，那个时候还是黄陂县。他出生那天是腊月初一，每当父亲生日一过，就进入腊月，近了年关。
那一天《人民日报》和《湖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周恩来参观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斯大林纺织工厂。对于90后而言，“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陌生且绕口的名字。我用钱钢老师话语分析的方法，统计了1964年前后40年间，“阿尔巴尼亚”在报上出现的频率，想找出为什么如今几乎只能在奥运会上听到的遥远国家，能在1960年代上《人民日报》的头条。
这条折线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建交的1949年往上攀爬，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初都处于峰值，到1975年“文革”结束开始骤降，1978年中美建交达到谷底，一条跌宕起伏的折线，描画出一个国家在中国官方语境中的新生和死亡。
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兄弟
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建交于1949年11月23日，同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员，阿国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和中国建交的东欧国家。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社会主义一家亲”，但当时有阿尔巴尼亚出现的《人民日报》文章篇数虽然逐年增加，每年的总数还不到300篇。
195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批示中说：对“兄弟国家”的援助是“国际主义义务”。对“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竭尽全力地进行经济援助。作为“兄弟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收到中国的大量援助。体现在人民日报上，则是“曝光率”的迅速增加。1960年开始，出现“阿尔巴尼亚”的《人民日报》文章达400篇以上，好几年文章篇数都超过600，直到1975年，数字还保持在400以上。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部分粮食还是从加拿大购入，直接运送到阿尔巴尼亚的。
中国的“无私奉献”，阿方当然热烈欢迎。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时，阿尔巴尼亚每次都会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欢迎集会，领导人经常全部出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访华时，除毛泽东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还组织百万人级别的北京群众夹道欢迎。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选择阿尔巴尼亚呢？个中原因，要从中国和苏联、南斯拉夫的恩怨说起。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对走激进道路，采取温和的社会主义。苏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当时都站在同一立场，强烈反对。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迅速夯实权力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严重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重新承认“温和派”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正在疯狂“大跃进”的中国接受不了苏联的转向，六十年代起开始称苏联为“修正主义”。1966年，“苏修”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8年到1970年每年出现文章篇数达1000左右。官方话语对苏联的批判达到顶峰。
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情况各不相同。偏居一隅、国力微小的阿尔巴尼亚，并不受老大哥苏联的重视，但它对斯大林模式的认同感最为强烈。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劳动党领袖恩维尔•霍查左倾思想严重，极为崇拜斯大林，在阿国内坚定奉行斯大林主义，极力维护个人崇拜和集权统治。霍查主义自称坚决保卫了斯大林的思想，真正继承了斯大林主义，猛烈抨击其它共产主义思潮（包括托洛茨基主义等）为“修正主义”。
南阿两个国家不睦已久，不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承认南斯拉夫，因为铁托曾觊觎吞并阿尔巴尼亚，而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的力量彻底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阿尔巴尼亚屡次发出强硬声音，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亲疏关系时常变化，但阿尔巴尼亚始终在“反修斗争”里与中国站在一起，主要是出于同苏联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维护斯大林模式的共同目的。加之两国同苏联决裂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陷于孤立境地，共同面临着外援中断和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携手合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始于意识形态，亦终于意识形态
中阿蜜月期持续了20年。从1975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篇数突然锐减，一年之内减少三倍。仅仅两年内，这个曾经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在《人民日报》上几乎销声匿迹。反应之快、之迅速，简直无法让人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在国家话语中存在过。
这样的反应并非一蹴而就。中阿的猜忌、怀疑和裂痕在蜜月期的表象下暗流涌动。1957年，因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动摇；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后，中方决定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珍宝岛事件后，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会晤，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这被阿尔巴尼亚认为是向苏联妥协。
中美关系的改善切断了中阿间最后一丝联系。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阿尔巴尼亚认为中方已经“堕落、变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中方调整外援政策、减少对阿援助的做法加以指责和攻击；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更被阿视为“大逆不道、罪大恶极”。
1978年，中国停止了对曾经的社会主义兄弟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而这边厢，“阿尔巴尼亚”在《人民日报》上几乎消失了。从1978年到198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甚少被提及。
直到1985年霍查去世，阿尔巴尼亚才偶尔在《人民日报》上露露脸，两国邦交似有松动。1991年，阿尔巴尼亚建立多党制，并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结束长达46年的极左统治。也是这一年，阿尔巴尼亚外长马利列访华，中阿关系正式正常化。而此时，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兄弟”已经泯然众人矣。
作者介绍
宋宇航，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2013级硕士毕业生，目前为财新世界说栏目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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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背过“老三篇”吗？来自浙江绍兴的方炜发现“老三篇”在文革的人民日报上“火”了一阵又神秘消失，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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