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萌 王一苇

钱钢老师附言

半个多世纪前党媒的鸿篇巨制，对今人不啻天书。做生日报演示的王萌和编辑王一苇，硬着头皮读了“九评”，真是难为了两位年轻人！可以说，组织撰写“九评”，是伟大领袖在为文革研制炸药。其中的“姓社姓资”争论，到今天仍未结束。反思文革和改革，有必要读一读这些大气磅礴的空话。

1963年9月6日，我父亲出生在北京郊区门头沟的一个村庄里。家里最有文化的大妈（爸爸大哥的妻子）也是门头沟人，这时刚临小学毕业，她记得每家村口都有广播喇叭，“反正没有电视”，广播成了当时新闻和文娱资讯的唯一来源。

爸爸出生这一天的清晨六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开始朗读：“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播音员的名字，很多人到现在都还记得，叫做夏青。

夏青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由于准确率高，被誉为“没有读错过一个字的播音员”。他曾播报过许多重要中央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最有名的则是我爸爸生日当天开播的“九评苏共”系列。

“九评苏共”也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是人民日报自1963年起在头版上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形式发表的九篇文章，同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中国和苏联自50年代末开始交恶，其中意识形态层面论战的主要火力，就集中在这九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署的重磅文章里。光看版面，就能感受它们的气势磅薄：

说“重磅”不是虚言，我做了一个字数统计，除去附录，每篇文章平均2万2千多字，其中最长的第九评，字数达到3万3千多。合起来，就是20万余字，几乎一本书的体量。而且据说原本还要出第十评，但由于批判对象赫鲁晓夫下台，定稿就没有发布。

我不由好奇，这么大篇幅的论战，究竟说了些什么？它们的发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玄机？抱着“我为人民读九评”的决心，我不仅通读了这20万字社论，还读了前后的一些相关文章，了解来龙去脉。

一次剧烈的转向

在第一评里，中共先为这次的论战定了个高调：“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是哪些“重大原则性问题”呢？据我观察，九评主要“评”了三个问题。

问题一、如何评价斯大林？

这个问题要从九评中“挨批”最多的赫鲁晓夫说起。赫鲁晓夫何许人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大林的继任者。在他执掌最高权力三年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前任斯大林进行内部清洗的暴行和经济政策的失败，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

对这件事，中共一开始并没有提出反对，甚至还持赞扬态度。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将赫鲁晓夫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视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但文章也没有一棍子打死，仍然承认斯大林的功绩，埋下了日后“反攻”的伏笔。

“九评”第一篇里，中共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且把问题上纲上线，称“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则明确了中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小过”指的是什么？我看到了这样的描述：“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错判好人”、“扩大化的错误”，这些话听上去如此耳熟，似乎把时间再推后个十几年，把“斯大林”换成另一个受到万人敬仰的领袖的名字，也能成立。更何况“肃反”之外，还有“反右派”和“反右倾机会主义” — — 如果同意全盘否定和清算斯大林，这笔账放到中国该怎么算？这样看来，对斯大林问题发声，自有其映射，实则是在为领袖的“身后名”铺路。

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伴随着斯大林问题提出的，是对“修正主义”的声讨。这里的“修正主义”，主要指苏共的“和平过渡”论，第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批判即着力于此。

什么是“和平过渡”？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要经历“中间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要“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议会制”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调调吗？文章将其视为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引用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根本改造。

“九评”认为，苏联的路线出问题，是因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看第八评中这段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而且，不仅是苏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 — 言下之意，也包括中国自己。

爸爸出生前一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正式重回视野。而这之前，由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否定，毛的声望达到历史低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成为主流。在这个时间点重提阶级斗争，意味深长。

经毛审阅于1964年发表的第九评，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条说，“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三年后，文革伊始，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分别发表社论，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不久后，毛原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被揪斗，罪名除了上述两个，还有“叛徒”、“内奸”、“工贼”和“骗子”。

问题二：姓社还是姓资？

虽是“评苏共”，但我发现1963年9月发表的第三评，标题却叫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苏之间的论战，和南斯拉夫有什么关系？

“九评”发表的时候，南斯拉夫指的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我们这一代比较熟悉的是“南联盟”这个称呼，这是1992年共和国解体之后，未独立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3年也解体了。今天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但当年，它曾是风头最劲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甚至“九评”这种论战形式，也是南斯拉夫1948年和苏联产生分歧时，早就用过的招数。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和苏联“老大哥”结束同盟关系的，当时的领导人铁托和控制欲极强的斯大林闹掰后，带领南斯拉夫抛开了苏联制度的条条框框，率先开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 — — 放到现在，可以起个名字叫“南斯拉夫特色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成了当时经济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以自由化为标签的“铁托主义”成了斯大林眼中的“修正主义”，他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们具有“托派”色彩，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1948年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开除了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籍”。

1955年，斯大林去世两年后，赫鲁晓夫把南斯拉夫拉回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因此，中共这次批判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是在和赫鲁晓夫唱对台戏。

第三评为了批判南斯拉夫，详细讲述了它“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 —农村放弃集体化，解散合作社，开始农产品自由贸易；城市允许和鼓励发展私人企业。文章称，这种改革造成了“两级分化”，因而“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是“资本主义复辟”。1961年，南斯拉夫又放宽进出口限制，与美国做起了生意，这下又成了“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既然南斯拉夫的路行不通，当时穷得叮当响的中国是怎么发展经济的呢？为了“抄近路”赶上资本主义，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本色”，1957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大跃进”开始了。后面的故事不言自明。到了1970年，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三十七分之一的南斯拉夫，其人均GDP已是中国的七倍。

经济政策的失败本应引向反思，但接下来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尤为诡谲。1962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 — — “铁托”式的社会主义，似乎获得了上层和下层“不妨一试”的共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开始批判“单干风”，并大谈“阶级斗争”，经济改革的苗头才露一点，就被掐灭了。

经济问题外，文章还掰着指头数出了十五件国际事件中南斯拉夫的表现，包括朝鲜战争、匈牙利事件和台湾海峡事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也成了靶子。结论是，南斯拉夫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打着“不结盟”的幌子，行“和平演变”之实。“赫鲁晓夫集团”竟然与之“同流合污”，是在苏联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

为了给自己壮声势，证明苏共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还拉来了阿尔巴尼亚。 田园的生日报 里提过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无私”援助，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则投桃报李，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对抗苏联。

第七评也拿阿尔巴尼亚做例子，控诉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说苏共“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第一评更直白地告诉苏共，“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

“姓社还是姓资”，是经济路线的争论，也是中苏的最高层对未来发展道路不同见解的碰撞。这种不同根植于两国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中，也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息息相关。

在总结性的第九评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办法，提出“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的革命还不够，必须再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心里，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问题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往何处去？

按资排辈，1963年的苏联是共产界的“老大哥”，是共产国际大会的主导者。然而在九评里，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发展”这一问题，中国摩拳擦掌，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批驳苏共，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中苏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帝国主义”什么态度。中共当时尚未研制出原子弹，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正全力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而苏联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且在冷战核威胁的阴影下，因此提出斗争和革命已不是主要矛盾，“和平和发展”才是世界的主题，要跟美国“和平竞争”。阶级斗争即使要搞，也应该放在法制的框架里，比如帮助英美的共产党争取更多席位。因此对于中国这样“总想搞个大新闻”的“不听话的小弟”，只能摁着头，不许他向前冲。

然而，斯大林神话的崩盘，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恐慌。东欧的匈牙利和波兰纷纷发生动乱，人民要求变革。虽然苏联暴力镇压了匈牙利事件，但其领导地位也遭到了空前挑战。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956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问中，称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把“阶级斗争”重新提上台面，并逐渐开始反对和驳斥苏联的国际政策。

早在“九评”之前，毛就已经借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对苏联旁敲侧击了。1962年12月31日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抨击意共领导人“对帝国主义抱着极大幻想”，并指责他们的和平发展路线是“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而1963年10月发表的第四评中，中共将苏共的国际政策归纳为四点“药方”：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援助落后国家、裁军、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 — 现在听来，这些政策非常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当时，中共对此嗤之以鼻：不得了，苏共成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这是在“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接下来的三评中，中共又从多个角度驳斥苏联和维护自己观点。

我发现，随着论战的白热化，中共对苏联的定性也越来越清晰。对“九评”每篇的关键词作统计，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修正主义”在第七评时突然爆发，出现108次之多，并一直持续到第九评。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也随之上升。

20万言空话错话，如何做到大气磅礴？

毛主席曾说过，文章不能写得又臭又长，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但偏偏他指导下的“九评”不仅长，还充满了“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样虚头巴脑的大词。

这样的九评，读起来一定很无聊吧？说实话，并不。它简直向我打开了中国文学“新世界”的大门。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放在“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样的语境下竟然毫无违和感；“明珠不允许鱼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允许修正主义来冒充”的化用，理直气壮，朗朗上口；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陶渊明的《移居》、鲁迅谈成吉思汗的文章……这样的引用数不胜数。

我不禁好奇，这么“气势磅礴、文采斐然”的九篇长文，作者是谁呢？

正如文革中的许多文章，“九评”也属于集体创作。据吴冷西回忆，1960年，中共高层就建立了一个专门起草反修文章的写作组。1963年2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吴冷西担任副组长，邓小平主持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以及“秀才”写作班子成员 — — 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復。

这其中，真正参与“九评”写作的有三个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王力，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刘宁一，和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王力是写作主力，他参与写作了八篇，其中第四评到第八评都由他一人执笔。

毕竟是身经百战的编辑，通俗如俄国寓言，文雅如普希金的诗，这几个作者统统信手拈来。对俄罗斯的典故，他们也非常熟悉，第二评引用来自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一则《鹰和鸡》，“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而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讽刺修正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而俚语“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被用作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听上去也颇为新鲜。

“九评”同时还具有学术论文般的严谨。第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其中的每一条苏共言论引用，都像论文一样作了尾注，力证自己有理有据。

“九评”使用的句式也很有特点，其中，排比句、反问和设问句由于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成为了最常使用的句式。比如第九评中写道：“象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这种文风直接影响了文革中的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清华大学的一幅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就依样画葫芦，“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帐王八蛋们吗？难道左派里我们不占压倒多数，反而让他们占上风吗？”

也是这篇大字报，同样引用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语境则变成了“让那些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少爷们向隅而泣吧！让他们去暴跳如雷吧，让他们去胆战心惊吧！”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则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其孝子贤孙，将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一月革命”期间，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似乎也是从九评中汲取的灵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与九评写作的这三个人，在三年后也都进入了另一个团队“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充当文革的笔杆子。“九评”的影响力，使他们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回头看“九评”，文辞的优美并不能掩盖内容实质的大而无当。然而空话和错话是这样大气磅礴、铿锵有力，如果自己身处那个时代， 保不准也会深信不疑。当年的红卫兵，不正是被这一股热潮裹挟，在铺天盖地的排比句中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投进虚妄的口号和标语中去了吗？

错误终有一天会得到纠正。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两人“毫无敌意地谈到过去的矛盾”。

邓小平承认，亲自参与过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但他说，争论双方讲的“全是空话”，而“我们也不认为当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一句看似轻飘飘的盖棺论定，翻过了中苏关系史上这沉重的一页。

注：为与九评的巨大体量相匹配，本文超载，敬希原谅。

作者介绍

王萌，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目前为自由职业者

王一苇，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曾任香港大学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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