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汇：侨眷困难时期的救命稻草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4】

2016-08-15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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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侨眷困难时期的救命稻草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4】

Yiwei Wang

Feb 28, 2016 · 8 min read

文／朱逸蕾

钱钢老师附言

短缺经济（亦称“糊口经济”）时代的生活细节，旧报上俯拾即是。我见过布票、粮票、油票、火柴票、香烟票……，但在朱逸蕾爸爸的生日报上，才第一次认识侨汇券。她的演示，如“极简侨汇史”，令人闻之叹息。

我的爸爸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一座冠了民国国父名字的丰饶小城。在大放卫星的年代，中山虽处江湖之远，也有适合粮食生产的沙田地区，但还是难逃粮食短缺。1963年春天，粮食形势逐渐好转，4月2日，我的父亲出生了。但这一天家人并没有庆祝，长期营养不良的奶奶在生完孩子后全身水肿，襁褓中的爸爸立即被抱离了无法提供奶水的母亲。

每说起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家人都不忘细数港澳亲人的接济。于是我放下满屏都是“国家人民很幸福，资本主义社会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日报》，去翻了下香港亲人能看到的《文汇报》。这份报纸是上海的“亲哥”被国民党停刊后，在香港诞生，因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被称为“左报”。

在隔珠江口相望的香港，父亲的大姐可以花一角港币买到这份《文汇报》。恰好在报纸头版的小豆腐块儿上，我看到了当年一穷二白的家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 — 侨汇。

这天距离清明节还有三天，中央部门将清明所需的侨汇商品，层层下拨到广东、福建等地的侨汇物资供应公司和华侨商店。归侨、侨眷可以在这些店里选购蒸糕粿、包粽子用的糯米精面粉、豆类等节日食品。

闽粤地区是中国最大的侨乡。自鸦片战争起，大量华人涌向东南亚或欧美做工、逃战争难、经商、留学。数以万计的华侨、港澳侨胞，从海外和港澳地区向国内汇回款项或实物，这些“境外资金”就是“侨汇”。资金和物品通过银行、邮局、水客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国，大多用于赡养和支撑国内家庭，也不乏孙中山大哥这样资助国内革命事业的。

内战期间，由于牌价不合理，许多侨汇流入黑市交易。建国后，新政府重新调整侨汇政策，侨汇逐渐恢复到正常牌价，侨眷可以到中国银行用侨汇换得人民币。

但到了计划经济时期，问题就来了。根据“统购统销”的配给制度，人们凭借各种票证才能获得粮食和生活用品。国内家眷即使拿着华侨汇回来的钱，也很难买到东西。

另一方面，生活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眼红和觊觎侨汇的人也很多，作为国家合法收入的“侨汇”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侨眷惶恐被批斗成资产阶级，切断境外关系，即使有侨汇也不敢取用。华侨也就丧失了汇款回国的积极性。

1955年，时任总理周恩来签署了一份保护侨汇的命令，规定：华侨接受侨汇合理合法。他们对自己的合法收入，具有所有权，可以用于自己的生活家用，也可以用于家庭的婚丧嫁娶，至于是否存款，完全根据华侨自愿。这则命令还以社论的形式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被颂扬了一翻，字里行间不忘阶级意识。

“我国六万万人民正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可是在国外的很多地方的华侨，处境还是很困难的。国外的华侨热爱自己的祖国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却把华侨当作骗取炮灰和搜刮金钱的重要来源。”

根据侨务政策，国内收汇人可以根据侨汇的多少获得相应价值的人民币和侨汇券，券上写着一定数量的统购统销物资 — — 比如粮食14市斤、豆面2市斤、食油8市两、肉类6市两等。侨汇券持有者要同时拿着相当于钱的侨汇人民币，和相当于粮票的侨汇券，才能到专门的华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

手上有侨汇券的侨眷们，虽然日子也艰难，但比起挨饥捱饿的人，已能保证最低生活需要。我家在困难时期赖以生存的就是侨汇，从文革开始，年仅15岁的姑妈每月从香港邮局寄回100港币（约40.2人民币），给中山的父母和四个弟妹。

姑妈在1962年逃港，当时只有11岁，是当年14万香港新增人口中的一个。

1962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接到关于广东八县严重饥荒的报告，其中提到九千多户农民断粮，700多人出外逃荒，人们开始卖儿鬻女，吃观音土。5月，他一声令下，撤掉了中方在边境的哨岗，大放河口，人们凭借单位证明，就可以买到去深圳宝安的车船票前往香港。愈演愈烈的逃港潮最终在这一年火山爆发。每天数千饥民冲破防线，涌向港英政府管辖的弹丸之地，许多边境村庄一夜间变成了荒凉的“无人村”。

姑妈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中山南下澳门，潜进船员孩子的船舱里偷渡到香港青山湾（今香港屯门）。到了香港，她和27个人一起挤在91平米的房子生活。在这个四天来一次水，一次来四个小时的地方，日子也不好过。但织布缝衣，节衣缩食，还是能让国内的弟妹减少挨饿。

避开珠海边防前往澳门，再偷渡香港，是多数珠海、中山人选择的逃港路线。大放河口后广州火车站不久就告急，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一票难求，南下澳门是最快最稳妥的路线。“就怕中央政策五时花六时变”（广东谚语，五点开的花，六点就变了，指变化快，难以预计），果然，姑妈逃港后不久，国内政策就收紧了。

这个“大开闸”仅仅维持了15天。5月22日，周恩来电话要求广东省委紧急刹车，制止外逃。成功逃港的人庆幸逃得逢时，但也有的人与家人两地相隔。多少家庭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就在政策的一时“放收”中产生。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颤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心情好沉重，我们还是去翻一下金庸创办的《明报》。当时的《明报》算是一朵奇葩（无贬义），它刊登许多读者喜闻乐见的连载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花边艳史，还因62年大量报道逃港潮被左派报纸围攻。

随手翻翻4月2日当天的报纸，翻出了不少与女性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