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叛逃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24】

2016-08-15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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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叛逃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24】

Yiwei Wang

Apr 3, 2016 · 9 min read

文／徐然

钱钢老师附言

少将是谁？为什么叛逃？从字迹模糊的旧报一角，徐然发现一条离奇的新闻。她考姓名、察背景，穷追不舍，最后还原了这个60年代的曲折故事。对“90后”，这真有几分难度。不过我们别忘了，网络搜索，可是这一代的强项！

我的爸爸出生于1964年5月5日。这一天的台湾《征信新闻报》上有一个未解之谜。

《征信新闻报》是《中国时报》前身，1950年由余纪忠创办。余先生曾说：“办报，就是要有理想，有理念，才能办得起来……我们办报，既可以提出建言，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更可以为老百姓说话，比在政府里面有用多了。”

回到我父亲出生这一天，1964年5月5日的《征信新闻报》第一版大篇幅报道了东南亚局势，越战陷入僵持，老挝内战正酣，印尼挑衅马来西亚，而中国大陆洪水泛滥。一言以蔽之，不太平。不过，真正值得把玩的一道谜题隐藏在正文和广告的夹缝之间。

这篇不起眼的报道寥寥数语，字迹早已模糊不清。艰难辨认了一番，原来这谜面说的是：

匪一少将逃亡苏俄

［中央社伦敦四日专电］星期泰晤士报说，新疆的一个共匪少将军官已逃到苏俄。该报说，这个“叛离者”是前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泰也夫（译音）少将。

短短几十字，偏偏主人公的名字最糊涂难认，真是无巧不成书。

幸而如今网络方便快捷，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大抵没有什么是谷歌回答不了的。我搜索了“泰也夫”和“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两个关键词，0.51秒内获得了约11000条线索。稍加比对，可以锁定一个叫“祖农•太也夫（英：Zunun Taipov，俄：ЗунунТаипов）”的人（其它分身包括祖农•太也甫夫、祖农•太耶夫、祖龙•太也夫、福农太也夫，实为一人）。套用古人的话，复行小半步，豁然开朗。

由于这名少将译名繁多，我登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寻求官方加持，确实在“开国少将”下方“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名单中（第8列，第55行）找到了官方译名，确认为祖农•太也夫。就是下图这位仁兄：

太也夫是新疆伊宁维吾尔族人。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人民武装暴动，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对抗国民党统治，史称“三区革命”。太也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太也夫成为解放军高级指挥员。1950年加入共产党，任新疆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62年4月，他前往苏联，晚年定居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至此谜面算是拼完整了。但疑问接踵而来 — — 太也夫为什么会逃往苏联？

在陈志斌、孙晓编写的《冰点下的对峙》一书中，对1962年4月“前往苏联”事件有如下描写：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

“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

“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

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

原来，太也夫的出走是一场群体事件的讯号。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史称“伊塔事件”（起初定性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后降级为“伊塔边民外逃事件”）。

从1962年4月22日起，约6万7千名新疆边民与2名少将、40余名校官，主要通过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塔城的巴克图口岸，集体越境前往苏联。这场毫无预兆的“旅行”使当地公社、农场及下属基层组织陷入瘫痪，中苏领事关系中断。23日，周恩来召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批示迅速组织军垦队伍分赴边境。5月29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发生打、砸、抢活动。5月31日，苏联封闭了部分边境线。此后，外逃规模有所减小，但越境人员仍是源源不断。

伊塔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首先，我联想到的是同样发生在1960年代初，在广东掀起的农民“逃港潮”。新疆边民外逃，是否也与大饥荒有关？学者李丹慧的结论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对新疆农业生产的影响比其他地区小，给新疆造成较大压力的，是突然大量涌入的其它省区灾民。1957年到1961年，新疆人口由561万人增长到730万人；1960年底，自治区政府成立调粮委员会，向甘肃省调拨粮食；1960至1962年期间，新疆调出粮食3万吨、肉8千吨支援国家。由此可以推测，大饥荒给新疆边民造成了一定压力，为外逃创造了一部分条件。

那么外逃时间跟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有关系吗？太也夫的参与，似乎在暗示这是“三区革命”的延续。新疆民族军成分极为复杂，主力之一伊犁解放组织便包含东突势力、苏共地下组织成员、伊犁民族起义人员等等。虽然被解放军收编，但离心力也许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伊塔事件是苏联推动的吗？据说，1949年后，苏联苏方虽然撤走了官员，但留下了秘密警察、情报工作者网络。根据伊犁州档案馆资料，1962年4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接应外逃边民活动：“苏联边防军……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群众。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中”，“夜晚用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

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具有历史渊源，并通过经济、文化、血缘等多种方式与边民建立纽带。早在19世纪，沙皇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那时起便开始对伊犁、塔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渗透，不少边民迁入俄国境内。斯大林时期，两边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加深，苏侨企业获得发展。思想文化方面，直到1958年，当地学生使用的课本仍是苏联课本直接翻印，上面将苏联称为祖国，莫斯科称为首都。此外，伊犁州与苏联的1500公里边界线在很多地区模糊不清，且长期没有中国军队驻防，边民流动往来频繁，形成了“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局面。

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在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产生分歧，逐渐升温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矛盾。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两国关系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苏联在遣返苏侨、处理遗留苏籍干部等对新疆政策方面，从与中方配合转变为积极干预。

比如，苏方大力散发各种各样的苏侨证明文件，煽动边民外逃。

同时，苏联通过哈萨克广播电台的维语广播、报纸杂志、邮件通讯等方式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已越境去苏人员也频繁与中国境内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

苏联还鼓励苏籍干部留在中国国家机关中，方便向苏联提供中方情报，保持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苏共决策层直接策划了伊塔事件，但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测，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在大饥荒带来的压力下，基于新疆边境与苏联的历史渊源、民族血缘，苏方的积极煽动和参与为伊塔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4年爸爸生日当天的征信新闻报上这条“少将外逃”的消息，其实是1962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旧闻”。为何它两年后才通过英国媒体辗转到达台湾媒体，在中文媒体上见光成为一条不足百字的新闻，个中原因不难推测。当时的中国，负面新闻披露需时，更何况是遥远边区的消息。换个角度想，即使在传播相对便捷的今天，“内容无法查看”仍然是一件频繁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