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田地揪瓜贼王六斤成了党报大典型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演示【9】

2016-08-15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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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田地揪瓜贼王六斤成了党报大典型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演示【9】

Yiwei Wang

Feb 11, 2016 · 8 min read

文／史一卓

钱钢老师附言

我对语词的演变历史有很大兴趣。在1960年的山西日报上，看到“三观”中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两条道路”，那些红色关键词的生命脉络在眼前变得越发清晰：1957反右，1958大跃进，曾孕育一批政治口号；而高八度的口号发展到巅峰，便是文革。我们不能不惊叹若干红词的跨时代生存能力，因为它们至今还在我们身边游荡。还有那种一以贯之的宣传模式，比如党报的大篇幅人物典型报道。

我父亲出生于1960年7月7日的山西省新绛县，是家中第8个孩子。

这一年正是大饥荒最为惨烈的一年。2012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期封面上，赫然刊登着这样一张图，显示1960年中国的出生率最低，而死亡率最高。2011年年初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当中也指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Image for post —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一期以 “大饥荒”为封面专题的杂志

山西的饥荒情况较全国其他地方轻微。我的大伯出生于1949年，据他回忆，老家开始出现“自然灾害”的前一年，庄稼还有着好收成，村民们也仍吃着大锅饭。即使到了1960年，也就是父亲出生的那一年冬天，老家柿子树上的柿子都还剩了不少。倒是1961年饥荒结束后，死亡人数增多，经历过饥荒，许多人的肠胃功能严重受损，不少饿极的人由于见到食物，猛吃时被撑死。

根据曹树基所著《大饥荒 — — 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统计，山西一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万。而在非正常死亡率排名最高的安徽省，这个数字是山西的100多倍。

正如许多同学搜索时遇到的情况一样，饥荒，在当时的报纸上很难见到。但我仍从一篇《山西日报》的先进人物报道中看到了饥荒存在的蛛丝马迹。

荒年田头的“义务治安员”

父亲出生两天后，即1960年7月9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大篇幅介绍一位“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典型。中共晋南地委在报纸上号召全区公社社员向一位名叫“王六斤”的模范社员学习。文中写道：“富裕中农尹长盛给社里种瓜，可是存心害社，瓜儿刚坐胎，他就摘下来，晒干当‘苦丁茶’去卖。西瓜长成了，尹长盛又把一个个偷回他家，吃了瓜把皮埋在粪堆里。”而“义务治安员”王六斤“见不得这种丑事”，于是到管理区把尹长盛的丑事一件件都揭发出来。

一个土改时的“富裕中农”，在此时却沦落到偷瓜的地步，犯了当时的“大忌” — — 私藏食物，他被王六斤检举，被迫认罪。饥荒时期，不仅“薅公家的羊毛”会被严惩，公家还要反过来薅公社社员们的羊毛。杨继绳老师的《墓碑》中记载的山西“挖粮集资”运动，也反映了这一点。

1959年，山西省东部的寿阳县粮食的实际产量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时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等人怀疑是生产队瞒产私分，于是决定挖出“隐藏”在社员家中的粮食。据《墓碑》记载，“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持续到1960年 1月，全县有一万多户被抄家搜查，两万多户被集资，三千余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同一时期，寿阳县还集资100万元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就连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毛巾、肥皂等也不能幸免。甚至还有将祖坟“献出”的人家。

相比之下，王六斤的“先进事迹”可谓平平淡淡，甚至“土”得掉渣。亮点在报道右侧配发的社论。这篇社论将他的行为拔高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层面，其实是在借表彰王六斤来提倡“先公后私”，鼓吹“一大二公”：一面打击、压制个人主义，一面号召人民群众在饥荒的特殊时期“牺牲自我、努力奉献”。细看这篇社论，不仅点出了王六斤从勤劳爱家的“家迷心”到一心为公社的“社迷心” 的“人生观”转变，还提出要“帮助农民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三观”里面占了两观，其立论可谓超前。

报纸上的歌舞升平

翻看当时的地方报纸，表面是一片歌舞升平。1960年7月7日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京津大批厂矿喜报七月开门红”。

《山西日报》当天第三版则刊登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诗十一首”。其中一篇是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眼中当时的山西。

这首诗是谢觉哉于1960年4月视察山西省洪洞县时所作，山西省的第一座水电站正是修在洪洞县。而洪洞县更广为人知的，当属京剧《苏三起解》中的著名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了。

如果说谢觉哉笔下“麦绿树清”、“加倍收成”的山西还只是略有夸张，那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1961年9月受邀访华时，得到“中国没有饥荒”的印象，则是完完全全的一叶障目了。他访问多个城市，其中就有太原。在1961年9月访问中国延安时，“看到路边有一家公共浴室，招呼也不打便走了进去”。在仔细观察男浴室之后，蒙哥马利对陪同人员说：“我听许多人说，中国正在发生严重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还听说每个中国城市都是饿殍遍地。我刚才特意进浴室看了，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看不出他们在挨饿。我的亲眼所见证明那些人的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

蒙哥马利认为他已经了解中国并无饥馑的“真相”。孰不知连中国首都北京的居民也从1961年4月起用罐头顶替鲜肉供应，6月起则暂停了猪肉供应。

“山西飞车走壁团”

当时省城太原的文化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1960年7月7日《山西日报》第四版上，不仅有新闻电影，还有成都、天津的话剧团演出，更能看到山西飞车走壁团的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的表演广告。

飞车走壁，是何许事物？据太原市地方志记载，杂技艺人赵元增于1957年在太原组建了山西飞车走壁团，演出木板高桶式飞车走壁。节目内容包括摩托车偏坐，自行车波浪飞行、交叉奔驰，自行车和摩托车双脱手、站骑等。

而中国最早进行车技巡演的团体，当属河北人刘续章于上世纪30年代创建的“中国飞车旅行团”了。刘续章是“车技”的创始人。在飞车旅行团里，他培养了一批车技精湛的杂技演员，有8岁入团、后来以“墙上走车”名噪上海滩的蔡少武，也有13岁入团，后首创国内杂技节目“飞车走壁”的皮德福。他们都曾随团赴海外演出，在表演中积累经验，形成自己的流派。据说，刘续章还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自行车教练。

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飞车表演作为危险演出曾被叫停。1965年，赵元增的杂技团在文化部指令下停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杂技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抹杀阶级内容的“全民文艺”。许多杂技艺术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杂技团的领导则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场全面否定杂技的风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铺天盖地地刮起来了。但许多杂技艺人仍不愿放弃热爱的事业，像赵元增就带着他的子女赵燕燕、赵燕平等，于每天夜深人静偷偷地练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