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得不能动弹”的劳动模范——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6】

Yiwei Wang

Mar 6, 2016 · 9 min read

文／韩笑

钱钢老师附言

读爸爸的生日报，最好的导读人莫过于爷爷奶奶。韩笑在演示时打开微信，里面传出奶奶的语音。这让我想起唐建光先生组织、我也曾有份参与辅导的学生写史比赛，想起一众年轻人对老人的采访和那本《课本上不说的历史》。失踪的真相，在老人心里。别错过！去和他们聊聊，弃伪，寻真，从这开始。

“他是劳动模范，公社里也知道。这一段时间饿得不能动弹了，没法治了。他的媳妇也骂他，弄得他，就好像有了病似的，死在这一气上。

— — 嗨，这死了，还是劳动模范好。”

1963年10月20日，我的父亲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市。奶奶三十岁，父亲是她的头胎子。前几年正值饥荒，满眼荒地，她剥过树皮、挎个包袱去山里讨饭，饿而浮肿，手脚关节一度胀大如碗口。

“儿生日，娘苦日”，她以前这样提过。今年，奶奶八十有三。我请她一起看爸爸生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听她的回忆。

这天人民日报上报道了全国劳模吕鸿宾的“增产”事迹。吕鸿宾是山东莒县人，第一到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报道说他虽身为劳模经验丰富，仍亲身参加劳动，“今年头八个月，实际劳动了一百多天”，也就是说，参加各种会议之余，吕鸿宾有一半时间都在地里干活，半点没有官架子。作为著名劳模，吕鸿宾和申纪兰一样，都是人民日报版面上的常客 — — 在人民日报标题中出现过27次，全文中出现139次。

从这些报道中，我看到，1952年，他曾访问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学习经验和“集体主义思想”；1953年，吕鸿宾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收写公开信“向毛主席报告生产成绩”；多届全国人大上，他积极发言，大赞人民公社的好处。

不仅他自己全身心投入农业，吕鸿宾的女儿也在人民日报上宣誓“要在农业上干一辈子”。1962年一篇《吕鸿宾教女儿务农》，他以十多年前的照片教导女儿“忆苦思甜”，并说，“你认为农业不重要吗？毛主席说这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啊！”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直到1982年还和老伴一起住在草棚屋里，1987年村里要给他划宅基地，他“坚决不同意”，说要“把宅基地留给群众”。（人民日报1987年4月25日《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风范感人》）1990年，吕鸿宾去世，人民日报报道《吕鸿宾的遗产》，说他的家当“寥寥无几”，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车身的铁锈退了一层又一层，有好多处不得不借助于铁丝的捆绑”。

吕鸿宾如此高的觉悟从何而来？从1957年人民日报一篇《吕鸿宾谈勤俭持家》的文章中，我看出了一点端倪。吕鸿宾在接受采访时说，“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这三者是互相关连着的，在农业社里发扬省吃俭用的作风，开展勤俭持家的教育对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的方针，十分重要”。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是“增产节约运动”在1956年提出的口号。而“增产节约”这个词，我们可能不熟悉，它贯穿了新中国的历史，一直到我出生的1991年，人民日报标题上都还有这个字眼。

“增产节约”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是1946年，当时是为了“增产自卫支援前线”。建国后，增产节约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任务，仍被持续宣传。1952年，中国支援朝鲜战争第二年，毛泽东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人民志愿军。

1957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陈云提出，增产节约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法”。而具体到农业上，由于1956年经历了农业灾害，粮食收支紧张，为了“保证全国人民必需的粮食”和“支援灾区人民”，政府要求全国人民在政府规定的消费标准上，“每人每月节约半斤或一斤粮食，并克服一切浪费粮食的现象”。

1957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为达到经济目标，一个全国范围的增产节约运动由是开始。吕鸿宾这样的劳动模范也成为了运动中的标杆人物，他不仅充分领会了运动的精神：“社员借社的钱，社再借国家的钱，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多费了粮食，也减少了国家购粮的数量”，也要在具体工作中表态：“如果家和社真正做到勤俭，爱国社少向国家借一两万元钱，多卖给国家几万斤粮还是可能的。”

爸爸生日报上另一个“勤俭”的榜样，是上了头版头条的上海打包工人彭昌宗。他的“事迹”现在看来没什么技术含量：建议公司把包装茶箱的麻布门幅改窄，杜绝浪费。但报上夸他“从几厘米麻布着眼”，两个多月“节约了麻布一万多米”（这个数字在1963年11月22日一篇文章中变成了两万多米）。他的精神，也因此被称为“几厘麻布精神”。

如果说“勤俭建国”是男人们的责任，那么“勤俭持家”则要靠妇女，当时许多女劳动模范都被当作“勤俭持家”的榜样，比如刘胡兰的妈妈胡文秀，就在人民日报上介绍了一家人省口粮的技巧 — — 不禁让人想起张燕在生日报中提过的“粮食食用增量法”。

这些劳动模范们都有一颗“红心” — — 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而来。正如钱钢老师所言，在50年代，这颗“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这个1958年产生的语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 — — 它的语义，是“听话”和“奉献”。

报上的模范们甘心奉献，无怨无悔，谈话间带着振奋人心的调子，可奶奶讲给我听的故事，却不存在这样温情脉脉的底色。距吕鸿宾的“爱国社”一百七十公里外，生活在莱芜的奶奶从没听过这位劳动模范的名字，她说，我们那里没有姓吕的，倒有个姓韩的。

“劳动模范韩玉义 — — 人家整天打的粮食，满瓮里有，满仓里有。肥得，他说，‘三年不下雨，我也不断顿’ — — 人家吃不了。大队里、小队里，人家都知道他是个勤快人。”

口子街的韩玉义，是奶奶年轻时村里号召学习的榜样，勤快、壮实，干活不惜气力。他好酒量，正当年时，二斤白酒不在话下。

年青时，韩玉义“小地种大”：一块崎岖不平的土地，每年多垦一点，慢慢整成可耕作的大一点的地块。也有别人异议：“你看你这地，耕到哪里去了！”言下之意，都快耕到我地里来了！他脖子一梗，“放在那里不种，不是瞎浪费！”他收成自然好，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更评上劳动模范。

爸爸出生十年前，韩玉义已是七旬老翁，可奶奶说他“还不老。人家，嗨，呼呼地架车子。早晨，别人都不起来，他就去拾两趟粪。可能干了。”

那一年正是“抗美援朝”形势最胶着的时候，“增产节约”已无法弥合经济上供不应求的现状，“统购统销”来了。1953年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两个月后，政策落地实施。

所谓“统”，即以国家名义向农村统一征收粮食，然后统一销售至城市。城市居民只能凭购粮证或者户口簿购买定量的粮食。而农村的粮食收购，价格和数量由政府制定 — — 这个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

国家政策到了家门口。韩玉义家余粮多，乡里都知道。收粮的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劳动模范，要处处带头体现积极性啊。天不怕地不怕的韩玉义，也挨饿了。

“这回一下子，来了个统购统销，把他的粮食，都抠出来了！人家是劳动模范，他说，饿死的是懒汉，勤快饿不死人。这回，可把他饿了个样！”

“插地瓜，地瓜秧这么长，他就去掐那地瓜叶，掐来，洗洗炒炒，搁上点盐，就吃这么一大汤碗。”

“他这才知道 — — — — 原来动弹也落不着吃，（他）也（就）不动弹了 — — 他动弹不动了，饿得走不成溜了。”

1960年初，韩玉义死了。这是大饥荒的中段，统购统销政策开始的第七年。说到这，奶奶语气淡淡的，也许几十年前，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她并不以为意。

国家的历史从每个人身上流过，但时间终将洗去发烧般的重彩，还生活以本来的颜色。

作者介绍

韩笑，2014届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曾任港大研究助理

【 下期预告 】

1963年1月27日，程一祥爸爸出生这一天，也许是人民大会堂有史以来最熠熠生辉的一个日子。正值春节，国家领导人们在这里接见了各界的科学家们。出席的有竺可桢、华罗庚、钱三强、冯友兰、翦伯赞、吕叔湘……任何一个名字放到现在都如雷贯耳。

然而文革的风雨正在酝酿，这其中的一些人将要遭受比另一些人更残酷的命运。我们都知道人文和社会科学将在十年浩劫中成为最容易攻击的对象，那么自然科学家是否能幸免于难呢？

欢迎关注3月11日第十七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 — — 《学好数理化，文革来了怕不怕？ — — 程一祥爸爸的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