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姓党，谁比“铁打”的申纪兰更有资格？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3】

2016-08-16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原文 #生日报的其它文章

要说姓党，谁比“铁打”的申纪兰更有资格？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3】

Yiwei Wang

Feb 25, 2016 · 9 min read

文／张燕

钱钢老师附言

做生日报演示的同学，开始接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 — 基于媒体数据库的搜索与分析。这种方法可以做话语分析，也可以做事件和人物的观察。张燕在爸爸生日报上看到“申纪兰”，她穷根究底，搜索了许多资料，直到把范围扩大到人民日报的全部数据。来，看看她发现了啥。

我爸爸出生于1961年12月31日，1962年元旦前夕。我找到当日的《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人民日报》头版内容几乎都和农业生产有关。《山西日报》头版也花了大版面关注农村。

“欣欣向荣”的重灾年

据我了解，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我原以为这些在报上可能见到。然而“提前超额完成全年采煤计划”“牲畜粮食大幅度增长”“一年夺回两年减收的粮”“夺得棉花丰收”“计划实现了”，呈现出的景象似乎欣欣向荣。

报纸上真的没有农业危机的蛛丝马迹吗？徐泓老师说过，“新闻要反着读”。《一年夺回两年减产的粮》，《南柳大队战胜灾害粮棉齐增产》，把这两个标题反过来读，我们看到，虽然今年“丰收”，但过去两年粮食“减产”了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三斤，而原因据说是“灾害”。

3月30日是我妈妈生日。这天《人民日报》上一篇短文也耐人寻味。在《豆薯 — — 既是水果、蔬菜，又是粮食》中，作者提到豆薯营养丰富，食用价值高，铁、钙和维生素含量相当多，并且生活力强，只要阳光充足即可栽种，可以做粮食。但在我收集的资料里，豆薯适宜栽种在南方，在山西等北方地区只能小面积栽培。同时，豆薯的种子和茎叶中含有一种叫做“鱼藤酮”的剧毒物质，可以用来制作敌敌畏等杀虫剂, 人吃5–6粒即会中毒死亡。在大饥荒的回忆文章中，我确实也看到了由于饥饿误食豆薯种子而死亡的案例。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家在1961年时会鼓励栽种豆薯呢？高华先生《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一文，介绍和剖析了两场自1960年始、持续两年多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指的是用“创新”方法加工粮食，以获得更高的“出饭率”，这样做出来的馍被称为“跃进馍”；推广“代食品”，则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豆薯就是一例。那时候“大力开发”的代食品，还有曾是猪饲料的小球藻，和用农作物根茎等混入玉米面制成的“人造淀粉”。代食品被吹的天花乱坠，但实际上暗伏危险：例如苍耳需炒熟去毒性，但山西当年一月内就有3500人因误食生苍耳中毒，其中54人死亡。

这两场运动的推广背景，是各地浮肿病多发、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从国家鼓励人们栽种和食用豆薯，我隐约感受到了当时粮食短缺的真实情况。而从奶奶那儿听说的故事也佐证了这一点：某家有一棵榆树，大家知道榆钱和榆树叶都是能吃，并且榆树皮比其他树皮都好吃，有家主人为了防止别人偷树，夜里抱着树睡觉。第二天大早睁眼一看，除了他抱住那一部分，其他地方树皮全被剥光了。

人民日报上的申纪兰“小传”

爸爸生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山西省西沟大队冬季生产竞赛的新闻，提到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申纪兰出生于1929年，是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2009年两会期间，申纪兰突然“火了”，媒体报道，在担任人大代表的55年中，她“从没投过反对票”。一时间，她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此，申纪兰的解释是，对于人大提案，“我也不是完全就都拥护，拥护就赞成，不拥护的就保留，我觉得这就是民主”。在她看来，“党不会错”，而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是“自己水平觉悟低”。

这位18岁就嫁到西沟村，22岁当选农业合作社副社长的“女强人”，她的“党性”究竟是如何养成的？搜索人民日报，我发现申纪兰的一生几乎都被记录在了这份中央党报上：从1953年1月25日一篇“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特写报道开始。

在这篇题为《“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 — 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的报道上，身为副社长的申纪兰接到动员妇女下地参加劳动的任务，却发现“同工不同酬”是影响妇女们积极性的重要因素。那时，男人下田一天记10工分，女人只记5工分。她因此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却因男社员的强烈反对而被否决。但最终，申纪兰带领妇女与男人比赛匀粪获胜，终于促使社务委员会重新评定工分 — — 申纪兰得到的，是与男社员一样的10分。

50到60年代的报道里，多是对申纪兰的褒扬和妇女翻身的喜气洋洋。但我却从中读出了农村妇女的艰辛。“翻身”以前，妇女穿衣服“要向公婆、丈夫要”，吃饭“向来是男人吃好点，女人吃坏点”。“同工同酬”后，妇女的地位看似提高，实际却要兼顾劳动和家务。“同工”，其实是超出生理极限的劳作。太行山地区的老人回忆说，“那会儿都是把黑夜当白天，推碾子、打水、做衣服、纺棉花、织布，点着煤油灯，整晚上的做活。”

而申纪兰更是其中少有的“女汉子”，虽是个女同志，干起活来“却一点不亚于一个普通男劳力”。她的事迹，包括冬至早晨“把十一担粪送到了地里，哪一担也不比别人少”，一年中“做了二百四十个劳动日，是全大队妇女中做劳动日最多的一个”；秋天水淹谷子，她“奋不顾身,带领社员下水拣谷穗”；春天外出开会，她“背着粪篓沿路拣拾牲口粪”。

“同工同酬”的弊端，申纪兰并非没有意识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她作为代表在会议上发言，其中提到：“我们在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时，没有照顾到妇女的身体条件和家务劳动，只顾拼命竞赛，以致影响到妇女的健康和家庭的和睦关系”，但并未提出解决方案，只表示“希望今后能够引起注意”。

但申纪兰由此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典型。接下来的报道中，她总是以“妇女代表”的形象出现在每一个“运动”里，无论是反右，还是庆祝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或是声援中东人民、古巴人民、巴拿马人民，她都发声支持。

1955年，胡风案发后，申纪兰所在的合作社为“肃清反革命”立了一案，“破获”了“暗藏反革命分子破坏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案件，揪出了同社里的“潜伏三年”的两个“反革命分子”（人民日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保卫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1967文革一周年，刘少奇遭批判（在被正式点名之前，他的名字以“中国赫鲁晓夫”指代），申纪兰发声，“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斗臭，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人民日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打倒中国赫鲁晓夫》）。

1974年批林批孔中，申纪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林彪孔老二是劳动妇女的死对头》，批判“林彪一伙大肆鼓吹‘男尊女卑’，胡说什么‘妇女愚笨’、‘妇女的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等等，妄图用孔孟之道把广大劳动妇女再捆绑起来”。

不“铁”的时候，申纪兰也有一些温柔时刻，比如1962年3月一篇表彰报道，夸她作为领导，“因人因活安排女社员活计”，“既能更好地发挥妇女的积极性，又切实保证妇女的身体健康”。当时，反思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音还未落地，宣传的调子转柔，申纪兰又赶上了“关心群众”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