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毒草”电影大批判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1】

2016-08-17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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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毒草”电影大批判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1】

Yiwei Wang

May 28, 2016 · 9 min read

文/林一晨

钱钢老师附言

林一晨的生日报演示，讲的是从文革前发端、到文革中形成狂潮的文艺大批判。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曾痛斥江青一伙“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要知道这个巨大的管教所曾经是如何管教作家、艺术家，是如何严控意识形态领域的，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不可不读。

我的母亲出生于1965年的5月29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的第六版，我惊讶地发现报纸居然用一整版的评论来批判一部电影，称之为“一部美化资产阶级的电影”。这让我对那段时期的电影大批判产生了兴趣。

这部电影叫做《林家铺子》。影片是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讲的是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店铺主人林老板，在时局动荡和经济萧条中艰难维生，最终破产的故事。林家铺子的兴衰，反映的是三十年代中国城镇小商业者的悲剧命运，矛头指向当时国家的统治者：国民党，控诉其腐败。写作《林家铺子》时，茅盾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已从一个失联的国民党人蜕变为左翼作家。

《林家铺子》原本是新中国宣传“忆苦思甜”的绝好材料。影片刚上映时，《人民日报》刊登了戏剧电影导演梅阡的影评《于朴素中见深刻 — — 影片“林家铺子”观后》，这篇小文从技术角度出发，评点了镜头语言下人物的丰富和复杂，不吝赞美之辞。文中写道：“影片通过对林老板这个人物的刻划，和他与周围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显示了十分复杂的阶级关系。无论从导演的处理和谢添同志的表演看来，可以说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是近年来电影艺术创作中一个可喜的收获。”

可到了我妈妈生日这天，报纸的论调变成批判《林家铺子》“掩盖阶级剥削，抹煞阶级矛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唱反调”。为什么短短的6年内，官方报纸对于同一部影片的评价会有天壤之别？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从前文革时期的“斗批改”核心任务中寻找蛛丝马迹。

两个批示知识界遇厄运

1962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第二年开始，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批判运动，持续多年。接下来两年，毛泽东两次在相关报告文件上批示，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就是著名的“两个文艺批示”，它成了这场政治批判烈火的助燃剂。随之，中宣部于1964年8月29日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通知》。

江青视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为“尚方宝剑”，开始行使她在文艺界“哨兵”的职责。由于毛在中宣部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1964年7月，江青将批判影片增加至十部，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其中就包括《林家铺子》。最早的批判始于上海报纸，全国各地也相继仿效。

《人民日报》1965年5月29日对《林家铺子》的批评文章中写道：“无产阶级的作家本来应当帮助工人培养一种明确的阶级意识……夏衍同志却不是这样，他选择了一个描写资产阶级的题材，却不去揭示阶级剥削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反而通过艺术的渲染，在影片里对林老板这个人物，注入了满腔的同情，对他加以粉饰和美化。这样的作品，除了模糊人们对资产阶级剥削本性的认识之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它不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好片子，而是一株应当批判的毒草。”

而社会上对于《林家铺子》的批判也是进行地如火如荼，不少单位甚至组织职工举行批判《林家铺子》的座谈会。《山东文学》1965年第6期曾发表过老职工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座谈会纪要，不少老职员结合亲身经历声情并茂地批判“这部片子的作者就根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文化批判大动乱初露端倪

电影批判开了头，其他戏剧门类也迅速沦陷。文革的启动就借力于一出京剧的批判。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海瑞罢官》原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学习海瑞直言敢谏”改编的京剧，这篇文章却称，“‘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报上“影评”的出发点不再是艺术欣赏而是意识形态，预示政治斗争即将大规模启动，而文化界首当其冲。

文革第二年，《人民日报》对《林家铺子》的批判变本加厉。1967年5月31第三版的报纸上，整版的文章痛批“这些毒草影片，无耻地美化和歌颂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恶毒地丑化和污蔑革命群众和人民军队，大长反动势力的志气，大灭革命人民的威风。这些毒草影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罪证。”

同年6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评论文章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夏衍等人的“严重罪行”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由中国赫鲁晓夫幕后导演的一个瞒天过海的大骗局，是一个反革命政治大阴谋。”至此，对影片《林家铺子》的批判被推至顶峰。

大批判是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治国方法，是“文革”的三大任务 — — “斗批改”的核心。而电影大批判又是大批判最重要、最热闹的领域，是中国特有的电影批评，它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形态。

数百部中外影片被打成”毒草”

《林家铺子》并不是唯一的“毒草”，在那个时期，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被归入“毒草”的行列。1964年12月，江青在一次电影改编会上点名批判了五、六十部电影，连《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红岩》都纷纷中枪。1966年5月，江青又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全军创作会议上看的68部电影，除了《南征北战》等7部电影，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等等。那一段时期，中宣部三天两头给电影局打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而很多影片在出厂时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又变成了毒草，其实毒草和香花的区别往往只是上面的一句话。

1967年9月，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编印了《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这本杂志型的批判文集将中外400部影片打翻在地。

只要是不符合当时主流政治价值观，都有可能划为大毒草而遭到禁止，其中一些影评在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对电影《雷锋》的点评是：“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作，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之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电影“判决”虽然生搬硬套，但从中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比如“党的领导”、不能丑化军队、不能美化资产阶级等。

至于为什么“讴歌才子佳人”也不行，也许只能解释为资产阶级的恋爱也是谈不得的。

一批优秀的影片就这样被打入冷宫，与观众隔离长达10年。从1966年到1972年，中国近十家电影厂竟然没有一部故事片问世，中国银幕成了仅有几部影片可以上映的荒漠，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也遭到了禁止。而讽刺的是，“大批判”还在进行时，社会上却把看“批判电影”当成了一种享受，当成是一个喜庆日子才有的活动。

直到1972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繁荣艺术样式”，停顿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生产才开始恢复。《人民日报》也在1978年7月17第三版刊出《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的文章，指出“要为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名誉，无论《子夜》、《家》，还是《林家铺子》、《雷雨》和《日出》，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它们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东西。被‘四人帮’扼杀的作品，要为它平反；我们自己批判错了的，也应纠正。”至此，那些当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老影片又陆续重新公映了。“毒草”又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