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词作者成了“大叛徒”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2】

2016-08-17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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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国歌词作者成了“大叛徒”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2】

Yiwei Wang

Jul 10, 2016 · 11 min read

文/刘爽

钱钢老师附言

“叛徒”是极其严重的罪名（入党誓词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文革中，这罪名满天飞。国歌词作者田汉成了“叛徒”，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批高干成了“叛徒”，也有人拿周恩来是否被捕自首说事；讽刺的是，紧跟毛的林彪和陈伯达也成了“叛徒”，“叛徒”的帽子甚至扣向了响当当的左派江青、张春桥。这种内斗体制，被比作永动机、绞肉机。期待有人，能对文革时期“叛徒”这一政治话语作更深入的分析。

我爸爸1964年4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左下照片中是我爸爸和她的妹妹，爷爷说照相花了4块多，而当时爷爷每月的工资也才34块5毛。

恰好四年后，1968年4月4日，我爸爸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出生了，我妈妈同样出生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右上照片中是我妈妈和她的弟弟。我觉得这两张照片特别有意思，我爸爸和姑姑两人表情相似，似有怀疑也有好奇，可能是出于对照相机这个黑匣子新鲜玩意儿的好奇，但我妈妈镜头感明显好了许多，知道配合对着镜头微笑。

在找报纸的时候我发现1964年和1968年的《湖北日报》的报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字体。下面两幅图，1964年的报头是鲁迅墨迹集字，1968年的是毛泽东的题字。

文革结束后，1977年，报头曾采用华国锋题字，到1981年，又重新使用鲁迅手迹。报头字迹的流转，侧面反映出时代特征和政治风向。

另外一个发现，在1968年湖北日报的报头上，也有一行小字，写到湖北日报“1967年1月15日新生”，为什么要强调“新生”呢？

原来，1967年1月15日新生的湖北日报是被造反派接管后出版的第一期新生号。在这篇题为《事情的由来 — — 我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造反者等要求坚决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并最终掌握实权，所以我妈妈生日当天的湖北日报已经是革命委员会掌权下的湖北日报了。

从我父母报纸的对比上，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越来越浓厚的文革气息。

1964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老挝的富马首相来访这类国际新闻，到了1968年，可以说毛主席hold住了整个头版：不仅左上角有醒目的头像和语录，文章标题中也数次出现“毛主席”，就连社论的起范儿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通常出现在最后一版的娱乐、资讯版面有什么不同。

1964年，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的新闻纪录片，音乐舞蹈比如黄梅戏，还有篮球比赛，话剧，京剧，电影《小兵张嘎》等。

而到了1968年，内容已非常单调，除了已经放了至少四年的《小兵张嘎》，《列宁在十月》和《海鹰》是老片，《海岸风雷》是阿尔巴尼亚电影。

那1968年最后一个版面究竟在干嘛呢？照理说这是一个娱乐版，却花了大篇幅批判武汉旧汉剧院。我在文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大叛徒”田汉。

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5年时，田汉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据说他曾在狱中把歌词写在烟盒锡纸上，由妻子带出交给他的好友聂耳谱曲。不过，田汉本人也不记得当时情景，据编剧夏衍说法，这首歌词在入狱前就完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在文艺界声誉日隆。他不仅当上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成了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还当选了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田汉在文革初的入狱早有预兆。他不仅在反右运动中已遭批判，在1959年的反右扩大化中，也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多次遭到批判。直到1961年，他还在《文艺报》文章中委婉提出，文艺作品不能只歌功颂德，“绝不能认为新社会不经任何阵痛就能在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陆诞生下来”。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 — — 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这一番话，将当时主领文艺工作的田汉、周扬等人，一竿子打成了“死人”。此后，全国的话剧会演上没有了田汉的座位，其人大代表资格不久后也遭免除。

196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已经开始每日批判田汉。这当口，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要求他把《红色娘子军》改成京戏。

一开始田汉受宠若惊，对身边的人说，“看来组织上还没有抛弃我，江青同志还让我写革命京剧哩。”然而，不久他就感到了改写的难度，天天接受批判、写检查之余，他七易其稿，却都在送交江青审查时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这次无果的戏剧创作，成为文革中田汉的罪状之一：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现行反革命。

田汉的文艺思想与江青推崇的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背道而驰，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文革的第一轮攻击，他受到了牵连。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月后，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将三部剧作，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与《海瑞罢官》并列，称“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谢瑶环》由田汉根据陕西剧种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而成，讲的是武则天时期刚正不阿的女官谢瑶环的生平故事。196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田汉的<谢瑶环>是一颗大毒草》一文，指责田汉在剧中提到“载舟之水要覆舟”，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的政权”，而谢瑶环要“为民请命”，放到当时就是田汉要“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一个月后，田汉曾担任主编的《戏剧报》更是刊登文章《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列举了他“根本错误”的三个戏剧观点：尊重传统剧、认为解放后的戏剧改革存在不足、历史剧也是戏剧发展的“方向”。可想而知，在“两条路线斗争”愈演愈烈的当时，这些观点必然成为田汉“为资本主义冲锋陷阵”的证据。但这篇文章批判的还只是田汉的“错误思想”，田汉仍然被称呼为“同志”，批判者希望他“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看起来，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事情似乎还不太糟。

然而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文革陷入白热化。1966年7月，田汉与文化部门的许多官员一起，以“牛鬼蛇神”身份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7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这里的政治空气浓厚，对我的改造极好。”

这样的合作态度并未换来“错误”的洗刷。回到原单位接受批斗的田汉，更遭受了红卫兵的重重暴力。据同单位的张光年回忆，“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好容易我从台上被下来了，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上台去。我不忍多看……”

1966年年底，田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成了“反党分子”和“叛徒”。12月6日的人民日报花了一整版批判田汉，其中一篇文章甚至搬出了早已作古的鲁迅，标题就叫《鲁迅怒斥叛徒田汉》。

文中称，“田汉的丑恶嘴脸，在鲁迅的笔下曾经多次地给以揭露”，并引用鲁迅通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按即田汉）之流……”二三十年代，鲁迅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人，彼此间却因性格与行事颇有龃龉，文字上也常针锋相对。鲁迅曾绘声绘色描述过一次不欢而散的见面：“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讽刺之情，溢于言表。“四条汉子”，也成了田汉等人在文革中的蔑称。

文中的另一处注释，则提到鲁迅曾经“不齿地斥责田汉为国民党充当吹鼓手”，“在南京大演其戏”。还记得之前提过，1935年时，田汉曾因共党嫌疑入了国民党的监狱。据1967年8月27日《戏剧战报》发表的所谓“田汉全国解放以前的罪恶丑史”记录，1935年2月，田汉在狱中“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写信乞怜求降，成了一个无耻的大叛徒”，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等出面保释出狱。

一开始我在湖北日报上看到的“叛徒”指控，原来指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实际上，当时为田汉奔走，求见张道藩，并作保让他出狱的是老友徐悲鸿。而对“特务”指控，田汉在文革检查中这样写：“我不是“特务”。国民党没有从我嘴里和笔下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们曾诬蔑我供出了周伯勋和赵铭彝，后来都证明毫无根据（见文化部审干调查）……”

田汉的案子并非孤例。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前夕，许多在国民党狱中的共产党人经由各种渠道获释。和田汉一样，这些共产党员大概不会料想到，这样的经历会在30年后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中，成为刺伤自己的利刃。其中最有名、涉及最广的一起被称为“三六大案”。文革初期，为批斗刘少奇，刘于1936年平反放出监狱的一批干部也倒了霉，包括薄一波在内的61人的无罪出狱被重新定义为“自首叛变”，“61人叛徒”中的在世者遭批斗，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被定性为敌人的田汉，不仅政治生命被判处死刑，文艺生命也面临终结。《关汉卿》、《丽人行》……田汉的创作，统统成了“文艺黑线”的铁证。1967年2月17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一次坐的，却是共产党的牢。在秦城监狱中，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受尽折磨。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并发，在禁闭室里死去。直至去世的那一天，田汉母亲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军方只派人通知了他的儿子田大畏：“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也没有领回。

后来，人们在他的骨灰盒中只发现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生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

其实，田汉的境遇仅仅是那个大时代下文艺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文革中自杀或受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有很多。第一个以死抗争的知识分子邓拓，就是著名编辑，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不仅音乐家，许多作家、戏曲家、翻译家、美术家都难逃此劫。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过百。下图列出的，仅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