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民众抗议活动为何态度暧昧
政府对民众抗议活动为何态度暧昧
栾青林 / 政见特约观察员
说到“抗议”，你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国外举着各种标语、占领大街小巷的抗议者们。中国有这样的抗议吗？有的，不过它们很可能被牢牢掌握在政府的“五指山”中。
不压制，也不支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指出，中国有一整套引导抗议者、纾解不满的制度设计。抗议活动中，政府的态度十分微妙——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政府既不完全压制、也不完全支持抗议活动。
说“不压制”，是因为通过“支持”民众开展抗议活动，政府可以获取信息、完善治理；而说“不支持”，则是必须防范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不难理解。一方面，为了从抗议活动中获取地方信息，政府必须做出让步，让民众能够从抗议中得到一些回报；另一方面，必须让民众的抗议行动付出一定代价、甚至面临一定危险，政府才能方便地识别那些最严肃、利益最相关、受到侵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进而获取更重要的信息。
相反，如果完全压制或鼓励所有抗议活动，要么会导致民众完全放弃抗议，要么所有人都进来捣乱，二者都会妨碍政府获取有效信息。
“听话”的抗议者
但是，中国的抗议民众能量有限，甚至可以说很“听话”。研究者总结了中国抗议行动的特点：
1）目标单一。抗议者根本没有调整国家制度的需求，只是为了解决自身生存问题、提高生活质量；
2）组织松散。以工人抗议活动为例，抗议活动往往仅来自一家企业中的员工，抗议目标也仅仅是一个特定工厂的领导或低级别官员，很少能发展成跨地域抗议活动；
3）高度的“规则意识”。中国的抗议活动大多局限在“合法性抗议”的范围内，偶尔伴随违法行为，很少直接和政府对抗；
4）对中央政府的格外信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高于地方政府，使得抗议运动的矛头往往仅仅指向基层政府、而非更高级别的政府。研究者认为，这忽视了基层政府和高级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 </br> </br> </br>
这些行为特征，大大降低了抗议民众面对政府的博弈能力，使得政府有较大的处理空间。
抗议能量不同的社会群体也会收获不同的结果。比如，虽然农民的生存条件更为恶劣、受到的侵害可能更多，但由于他们参加抗议和挑战政府的能力较弱，得到让步的可能反而较小。相比之下，城市工人由于在工作单位中的社会网络强大，有能力通过抗议对政府提出更多挑战，得到的让步也就更大一些。
中央政府的平衡术
社会抗议的参与成本高、利益诉求多来自基层民众，对中央政府来说，社会抗议承载信息的能量比其他政治参与途径（如人民代表大会、信访制度等）要大。
研究者发现，比起“横向传播”，政府更乐于看到这些信息能量能够“纵向传递”——如果信息“纵向传递”，即直接从基层传递到中央，就能够起到疏散民众不满情绪的“安全阀”作用，是有用的；相反，一旦这些信息在民众之间“横向传播”，煽动群体不满，则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如何处理垂直信息传播和水平信息传播之间的平衡，从而既有效利用抗议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又避免系统性风险，成了中央政府信息治理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研究者认为，由于广大中国抗议者在目标和组织上的单一，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其抗议活动虽然可能解决自身问题，但总体仍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内。而从中央政府层面讲，一方面需要在机制设计上保证抗议活动的高风险、高成本，使得抗议行动能够起到“筛选关键信息”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要维持信息在垂直和水平传播之间的平衡，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 Lorentzen, P.(Forthcoming). Desig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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