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注意区分两种自由主义
2016 年 6 月 26 日在《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评论
刚才听了三位的发言都很精彩，但我认为主要还是时间很短，所以我是就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可能也不是很成熟，也没有读那么丰富的文献。
首先是对任剑涛的评论。他刚才讲到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我觉得这个分类是近代以来的欧洲思想家经常强调，而中国知识分子不太强调的这样一种分类。尤其是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这种分类。昨天发言中我也提到了哈耶克其实有过这样的分类，但是我们中国人读哈耶克的东西时不太注意。他划分两种自由主义，英国的自由主义是经验的普通法的自由主义，还有一种是法国的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当然他是倾向于英国的自由主义，而且他哀叹说英国的自由主义日渐式微，而法国自由主义的表达鲜明，甚至有很多精彩的文字，反而为世人所重视。
这样的分类很好。但是从更长的视野来看，剑涛刚才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值得商榷的是，如果以现代化为标准有一些偏颇，而现代化又是以英国的模式为标准。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英国是一个非常晚进的国家，欧洲的文明中心原来一直是在大陆、在东部，最早在希腊后来到了意大利，后来在近代才到了法国。其实欧洲的文明发展久远，而且非常成熟。我对欧洲问题完全是一个猜测，欧洲文明的发展恰恰是发展得太早，当时欧洲文明有非常成熟的法律，当然也是基督教最先传进的，然后还有以希腊文化为基础形成的罗马法体系，罗马法体系是相对非常成熟的。而且相对于英国来说，当时英国是普通法体系，而普通法体系其实真正成熟发展起来是在 13-16 世纪，非常晚近。
而在普通法体系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英国人一直面对罗马法强大的外部压力。“我们为什么不接受罗马法，而接受普通法？”普通法是英国的一个传统，相对罗马法来说似乎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东西，在这种很强势的欧洲文化面前，英国很多人也在说这种话。但是事实上很多英国人一直强调普通法的优越性，有很多著作，包括爱德华•柯克这些非常著名的人，他们有一个信念，这完全是一个哲学上的信念：我们不相信那种表达非常好的，那种表达非常美的那样一些法律条款或道德条款，我们相信我们的经验。这是他们核心的一个东西。
反过来，我这是个假说，因为欧洲大陆的罗马法也是在习惯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发展太早了。大家知道希腊和罗马的习惯和传统是非常早的，都是公元前了。到了罗马时期已经非常成熟了，形成了那些法典和法条，这些反而让人们认为这是法律，把原来那些习惯抛弃了。结果法国人在欧洲大陆抛弃了他们的传统。而实际上法典化对于专制政体是很重要的。所谓的法典的基本含义是经过一个立法过程，立法程序要求理论上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同意，而实际上普通人同意的这种特性却否定习惯，否定传统，否定每一个人的意志，而反过来说这个法典化的法高于习惯，这是强调国家的意志。所以这导致一个结果，到了英国实现了现代化，大家发现在欧洲大陆还是绝对君主制，所以可能欧洲大陆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长远是这样看，这是一个趋向的。
张岩那个研究我一直都知道，因为张岩写过很多东西，我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葛老师的发言，我觉得从儒家文化传统来看，可能还不存在那种“君权至上”的情况。在这个国家有很多传统，有的是政治传统，比如说一个王朝肯定要强调君主至上，但是儒家强调“君主至上”的情况好像没有。就是说从正统的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到董仲舒，儒家主流是不承认的。最高的肯定是天道，而不是皇帝。这在《论语》中都能看到，孔子要讲道，讲天，讲礼，不会讲君是最高的，所以才有儒家传统。儒家假设君王是一个凡人，他由于是凡人就会犯错误，但是他又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要保证他的命令或者他的决定能够尽量地不犯错误，所以会有批评君主的制度，而且这些命令或者是决定，那是经过一套程序的，有中书省去草拟，还有尚书省去审查，等等，有很多的安排，至少在这个制度安排上可以想见皇帝不是随便发号施令的。
而我们想象的实际上来自于毛以后制度的这种参照，而这种参照在以前是没有的。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去打击批评他的人，这就是中宣部。中宣部是谁批评他就要去压制谁。但是在中国传统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儒家政治理想和实践中，政治批评是政治正确的，压制批评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去掉儒家化是不是很成功？我认为是很“成功的”。就是五四之后，当然五四肯定没有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更“成功”，那是绝对非常“成功的”。那么它保留那些东西主要还是法家的东西，就是君权至上，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但是儒家主流的东西上它没有什么保留。我们现在讲的儒家传统是跟什么君权至上，什么专制根本没有联系。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肯定去儒家化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低估这个传统，包括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低估，因为严格来讲他们没有看很多历史文献，所以相关的这种知识结构还是很欠缺，但是我们更多人就根据我们在批林孔中获得那点有关儒家的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偏颇。所以总体来讲我还是不太赞成葛老师的说法，我们现在肯定还是要去重新挖掘儒家一些好的东西，当然儒家传统肯定不是全对的，但是它确实有非常优秀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的侧重是看传统中更好的东西接续下来。
接着剑涛的话来说，我们怎么办？一个后发国家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观念问题，所谓英国模式不是说我要跟英国一个样，而是我们要在方法论上跟英国人一样。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经验的自由主义，就是珍视传统，重视习惯中传统中那些好的成分，而对那些比较抽象的，表达的比较好的那些条文还是要持点怀疑态度。
最后我想借助于伯克的话，因为伯克在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经常说我们英国人不是天赋人权，是“人赋人权”，因为我们在传统中就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是人赋人权，我们是接续传统的，我们的人权在传统中从来就有，你们法国人其实也有。这是伯克说的，“假如你们认为你们直接的祖先没有这样的传统的话，你们前几辈的祖先一定有。”我想将这句话送给中国人。谢谢大家。
葛老师的回应，说孔子在君王面前表现得比较恭敬，这和“君权至上”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孔子是主张尊敬君的，甚至是惶恐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和“君权至上”还是不一样。你如果讲一个具体人在国王面前很惶恐的话，他说的话就没有价值吗？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爱德华•柯克。他在英国国王面前就是强调说“王在法下”，这是非常著名的话。据说国王大怒，他立刻就哭泣要请求饶恕。这是没有关系的，有这种思想就很好了。英国人可贵就可贵在这儿。柯克向国王求饶，就说“王在法下”不算数？不是这么回事。英国人有个态度说这个原则是好的，我不管你怎么说的，你跪着说的，你哭着说的，但是他说了“王在法下”。
还有一点，什么“天无二日”这些话，这是一个对职位的描述，不是对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描述。一个社会确实只能有一个政府，政府应有一个领导人。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的非常系统的儒家传统这方面没有争议的。而且孔子是把承载道的责任是放在士的身上，不是放在王的身上。孔子说“士志于道”，包括去承载公众责任，包括去替天行道，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都是士的事情。这在孔子、孟子等一系列的儒家经典著作中都有非常多的论述，确实不是说只有王才能对接天道。儒家强调王要遵循天道，但是你不遵循怎么办？我们士要想办法让你遵循，不是说只有王能去跟天道对接。这是我的一点回应。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6 月 26 日在《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论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9-7
中评网首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