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蓝宇们：“金钱男孩” 的困境与迷失
这个时代的蓝宇们：“金钱男孩” 的困境与迷失
“金钱男孩” 这一职业，中国古已有之。但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其规模一直较小，也未曾进入公众视野。然而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新世纪，这一群体迅速壮大，也逐渐进入了公众、传媒与政府的视线。2004 年，南京的李某因开设男性妓院被判刑，标志着政府对于这一群体开始管治。
对于这一群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又面临着怎样的境遇？他们的希望、梦想与出路又在何方？来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者对北京、上海与深圳三个城市的 “金钱男孩” 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 （2004-2014），对这些疑问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城市：金钱男孩的栖息地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改革为 “金钱男孩” 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制度与文化上的。
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大量农村青年向城市迁移提供了机会，也给了他们割裂传统身份与人际束缚的机会，这无疑令金钱男孩群体的人口基数增加了。其次，随着社会风气开放，政府于 1997 年从刑法中删除了男同性行为 （原本属于刑法第 160 条 “流氓行为” 的一种），并于 2001 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类疾病的名单中删除。第三，政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体性从社会领域的退出，尤其是单位制的瓦解，也为城市内部灰色地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自 90 年代起，就有不少金钱男孩们出现在城市中的街道边、公园里及一些男同聚集地以招揽顾客。而到了 21 世纪，男同妓院、按摩店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有组织、有雇佣关系的金钱男孩群体开始成为这一行业的主流。
但对于金钱男孩们而言，约束与压力也在日益增加。首先，尽管大量的农村青年可以进入城市，但以户口为核心的整体配套制度并没有相应改变，他们在生活上面临巨大压力。其次，随着金钱男孩群体的扩大，政府也加大了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与打击。第三，随着中国同性恋群体渐渐走出边缘化，金钱男孩们与整个男同性恋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
农村人、性工作者、男同性恋
城市是金钱男孩们主要 （甚至是唯一） 的生存场所，而中国城市中的金钱男孩们，主要来自农村 （或二代移民）。
与其他的农村移民一样，金钱男孩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赚钱。多数从业者们来到城市后，先从事低收入、长工时、临时性的工厂或工地的工作，然后通过朋友或者网友介绍，到按摩店或 KTV 等从事 “正常” 的工作 （服务员、收银员等），最后在这类场所中在转变为金钱男孩。
不过，除了经济收入之外，不少受访者在解释自己的收获时，还会强调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性的愉悦、自由的感觉、自我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等。这一点，与传统上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发现是很不同的。
而作为 “来自农村的男同性恋性工作者”，当然也要面对许多风险，包括来自家人、客户、暴徒、同行，以及政府的打击。这些风险可以归纳为 “三座大山”：
第一，是 “来自农村” 的身份，即城市对于 “农村人” 的歧视以及农村移民与户口制度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其实是所有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都会面对的问题，也是多数金钱男孩最先面对也一直面对的问题。然而，由于金钱男孩们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不可能像其他群体那样寻求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的支持。那么，他们如何面对这一困境呢？
基本上有三条路。上策是买个城市户口，当然，这只有非常 “成功” 的才能支付得起；中策是 “看上去像个城里人”，不少金钱男孩看外国电影、学英语、学电脑、跳舞、摄影、打扮等等，就是要让自己显得像个城里人；而下策，则是放弃任何希望与伪装，游走在不同城市之间，借助在不同城市的 “客户” 的帮助以生活下去。
第二，是 “性工作者” 的身份，这带来了社会与法律的双重压力。最初，这一身份带来的主要是社会压力，近年来随着政府注意到这一群体，法律压力也越来越大。而种压力会转化为两种风险：被警察抓住；或者，因为没有警察保护，在工作中遭遇抢劫、殴打。
第三，是 “男同性恋” 的身份。尽管金钱男孩中并不都是男同，也有不少直男。但是，毕竟他们的顾客群是男同。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要把自己打扮得 “看起来是男同”。随着同性恋群体渐渐获得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 “合法身份” 时，其内部也开始了层级的分化。金钱男孩们，因为是 “农村来的”，同时又是 “卖淫的”，落到了最底层。甚至有不少男同认为，金钱男孩们的存在玷污了他们努力塑造的那种中产以上精英型的 “理想” 男同形象，对其深恶痛绝。
因此，绝大多数金钱男孩们与整个男同群体基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矛盾关系。他们很少参与男同群体的集体活动，除了 “熟客” 和信任的人，也绝对不会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金钱男孩。
出路，或是没有出路？
行为违法又困难重重，绝大多数的金钱男孩并不打算长期从事这一工作。不少受访者直接否认这是一种 “工作”，而是将之称为一种 “营生”，一种仅仅用来活下去的手段。那么未来呢？由于教育水平、经历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可选择的出路其实很窄，多数金钱男孩的梦想是以后可以当个 “小老板”。
“小老板” 分两类，一种是在金钱男孩里当小老板，即开色情场所，组织其他人从事这一行业。另一种，则是完全转行做其他行业，比如开餐厅、服装店等。前者虽然可能利润更大而且可以利用之前的社会资本，但是，因为国家对于组织卖淫的打击与处罚力度远大于直接卖淫，风险也更大；而且还对能力和资本的要求也较高。所以，选择这一出路的人很少。
那么做正当生意呢？开始并不难。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金钱男孩靠自己或者一些客户的帮助，都能开起个店铺或者买卖，也有许多人尝试过。但 “小老板” 不是那么好当的，需要相应的能力、经验、关系以及资本。多数金钱男孩往往是赔光了钱后，又重操旧业。此外，做买卖的 “无聊”，也让不少人 “坚持不下去”。
总之，到最后，不少金钱男孩从事这一非法行业的时间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计。如何离开，能不能离开，成为不少金钱男孩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抓了关、关了放、放了抓” 这个看似无解的循环，政府其实还有更多的帮助方式。对于金钱男孩这一群体，包括媒体、公众在内的社会各方，在痛斥之外，也许都可以做点什么。
参考文献
- Kong, T. S. K. (2016). Sex and work on the move : Money boy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July 12, 2016. http://doi.org/10.1177/004209801665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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