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谈｜迪伦获奖，不为歌词，而为歌曲
乐谈｜迪伦获奖，不为歌词，而为歌曲
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着实让人意外。1996 年和 2006 年，迪伦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们觉得他的地位受到了 “严肃世界” 的认可；但当他真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又让人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确实，如果我们想去书店找找迪伦写过些什么能和福克纳、海明威、托马斯 · 曼媲美的文字，我们可能连他的书在哪儿都找不到。或者，退而求其次，去听听他的歌？如果你对他一无所知，很可能你会觉得这奖是用来讽刺他唱歌有多么难听。
迪伦获奖的理由是 “为美国歌曲传统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这是个什么鬼？要了解迪伦为什么获奖，应当先考察一下他唱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看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获文学奖。
由外而内： 政治到个体的主题变化
正如许多报道和研究所描述的，鲍勃 · 迪伦的歌词对研究 60 年代美国民谣复兴、流行文化，以及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甚至整个当代美国历史，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事实上，他的歌词文本很早就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 （例如 R. R. Cole，1971；G. Burns，1983），而对他歌词的文本分析仍然在不断进行中。
Czechowski，Miranda 以及 Sylvestre （2016） 三位学者在最新的研究中，对鲍勃迪伦的歌词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察。他们的研究包含了迪伦自 1962 年的同名专辑到 2012 年的专辑 《Tempest》 中所有他独立创作的 241 首歌的歌词，通过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方式，考察迪伦歌词中的主题、人称、时态、情绪、社会、宗教等方面的措辞以及这些创作手法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他们的量化研究乃是通过电脑软件，将迪伦在歌词中使用的标志性的单词归类。例如，nice，sweet，love 是表示正面情绪的词，hate，sad，cruel 是表示负面情绪的词；I，myself，mine 是表示个体性的词，we，us，our 是表示集体性的词；等等。通过考察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随着迪伦年龄的增长，他的歌词中出现的社会性主题 （朋友、家人、社会组织） 越来越少，情绪变得更负面、更复杂，宗教元素也变得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个体性方面的词语在他创作 1992 – 2001 这一段创作时期变得尤为突出。根据 Whissell （2008） 的分类，这一段创作时期属于迪伦自 1962 – 1973 关注社会议题的第一段时期、1974 – 1991 平和且诗意的第二段时期后，潜入个人内心世界、放纵个体想象力的第三段时期。
由于量化研究方法无法关注作为整体语句的歌词，也忽视了歌词创作的历史背景，三位研究者还做了质化研究作为补充。质化研究采用编码的方式，对迪伦歌词中体现出的各类元素进行人为归类。总得来说，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论基本吻合，并且还指出，随着迪伦年龄的增长，他对爱情主题的强调持续上升，到 2001 年达到顶峰，但在之后有明显下降，伴随这一变化的还有对个体性关注的下降。此外，迪伦对劳工、民权以及政治压迫的关注属于 “出道即巅峰”，之后便持续下降，到了 2012 年左右甚至完全不涉猎。相反，他的歌里越来越多出现对个体化的艰难困苦的描述。
三位学者归纳了两种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迪伦的歌词中，体现出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人的复杂情感上来。事实上，他的歌词中体现出他最关心的议题分别个体的困苦挣扎、爱情以及宗教，而不是政治。
这个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迪伦获奖有一定的意义。和许多人理解的迪伦不同，迪伦不完全是个实质意义上的 “抗议歌手”，他的创作主题也不全以抗议为重心。这是他和 “民谣女王”、前女友 Joan Baez 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为一个抗议歌手、抗议诗人，或者是因为他歌词中的政治性。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肯定不是迪伦本人认可的原因。
由词而歌： 歌曲整体作为评价标准
当然，上述研究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从微观上讲，这样的研究很难挖掘出语言修辞的意义，而这是文学性最重要的体现之一；从宏观上讲，这样的研究对所有歌曲一视同仁，忽视了歌曲的流行与否，也就忽略了历史背景。
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没有强调迪伦的音乐。虽然从声乐上来说迪伦唱得也不怎么好听，而且这本身就不是研究的主题，但任何的音乐研究中，把歌词单独剥离出来解析，都是很成问题的。本文不对迪伦歌词的文学性做过多评价和分析，但是很难想象迪伦在纽波特音乐节上不带音乐地大声朗诵自己的歌词，也很难想象台下观众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集体大声附和 “like a rolling stone”。所以，把音乐歌词和诗歌混为一谈并不是个好主意。诺奖的评价“为美国歌曲传统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实际上就强调了这一层意思：我们是颁给歌曲，而不是颁给歌词。而论歌曲，迪伦则已到了不是针对谁的地位，这是音乐界的基本共识。
不可否认，诗与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诗歌对于扬抑格律的强调和歌曲中的强弱节奏有着直接的呼应。历史上也不乏由诗而歌的精品，乐府诗歌、宋词元曲，贝多芬与席勒，勃拉姆斯与荷尔德林，不胜枚举。
但是，一个音乐人的创作，不会把音乐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在一个音乐作品里，音乐特征和歌词之间应当是有逻辑地联系的。例如，Kubrin（2005） 考察了 400 首打榜的美国说唱歌曲，指出说唱歌曲编曲中的强烈节奏和冲击性音乐元素 “为听众接受暴力创造了一个心理环境”。
对于迪伦来说，他对于音乐的选择和他在歌词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是息息相关的。举迪伦最出名的几首歌为例。以民谣风格编曲的 《Blowin’ in the wind》 的歌词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反战情绪，而 50 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民谣复兴运动则是相关政治抗议的先锋。这首歌先是由 Peter, Paul & Mary 在 1963 年推出，并且在 8 月的华盛顿集会上唱红，是当时典型的民谣音乐的曲风，做派也是民谣音乐人的做派。然而，1965 年推出的 《Like A Rolling Stone》 讲述的 60 年代美国人的精神危机，则已经超越了政治的范畴。迪伦在这首歌以及 《Highway 61 Revisited》 这张专辑里操起了电声吉他，唱法也开始向当时流行的摇滚乐借鉴，这是音乐和歌词整体性背弃当时的 “民谣” 的体现。此外，他的另一首名曲 《Mr. Tambourine Man》在本人的专辑里以原声吉他版本推出，但真正走红要归功于 The Byrds 同年发行的电声乐队版本。这首歌歌词里体现的某种幻象与当时摇滚乐逐渐向迷幻摇滚的演变不谋而合，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首歌的电声乐队版本在当时更走红。
事实上，迪伦对于音乐运用上的变化和他在歌词意象上的变化是有很强的关联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60 年代之后他就不再碰政治题材，例如 《Knockin’ on heaven’s door》，就是发表在 70 年代。然而，我们开始听到迪伦音乐当中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如果你听听他 21 世纪之后的声音，甚至能听到他在叮砰巷、摇摆乐、布鲁斯等等各种类型的音乐元素里，唱着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说，迪伦不是非得是一个民谣歌手，唱着诗意语言的左派歌曲。事实上，他站得更高一点。
所以看上去，诺贝尔奖也想站得更高一点，超越 “文学” 的狭义范畴，只要带字儿的，都算在评奖范围内。而做具体考察的时候，是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反正，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做了。
由盛而衰： 诺贝尔奖的浪漫预言
那么，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迪伦究竟合不合适呢？迪伦获奖的消息一出，不满的声音最先炸锅。有人替阿多尼斯、村上春树、恩古吉瓦提安哥鸣不平，觉得他们输给了一个甚至不是以文学为职业的人；还有人觉得迪伦要是能得奖，歌词更有诗意的 Leonard Cohen、Joni Mitchell 或者 Nick Drake 更应该得奖；作家 Jodi Picoult 更实在，她开始考虑自己得格莱美奖的事情了。
然而，任何争论都改变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给迪伦的事实。我们应该想的是诺贝尔奖为什么要颁给他，而不是他有没有资格，毕竟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资格。
在音乐界，迪伦的意义难以估量，Wilentz （2010） 评价他改变了世界音乐的格局，这个评价也并不过分。西方六七十年代以降的流行音乐从迪伦那里吸收了多少养分，难以赘述。因此，他本人在流行音乐界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重要的是看到诺贝尔文学奖转向了迪伦这一事实。有些人评价，诺贝尔奖的这一转向是 “媚俗”，但今天浸泡在文化垃圾里的我们，不知道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评价迪伦的 “俗”。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迪伦很俗，而诺贝尔奖做了一件很俗的事情，那我们和红卫兵就没什么差别。
诺贝尔奖的这个转向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浪漫主义的事情。迪伦在六十年代参与并主导的民谣复兴，实际上是美国人对自己的追根溯源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开始衰退的阶段。人们在努力赚钱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往自己身上消费。五十年代末，美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面对增长过后的通胀、越战、公民权益的危机，民谣复兴运动带领美国人重新寻找自己的存在。所谓民谣复兴，是对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民谣浪潮的回溯，而那次民谣浪潮兴起的历史背景，则是 30 年代得大萧条。19 世纪西欧诸国的浪漫派运动，也多与经济快速发展后的衰退有所关联。人们渴求摆脱物质禁锢所带来的精神危机，通过返璞归真的寻根行动来把握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说，迪伦的这次获奖，更像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大环境下，诺贝尔奖对浪漫主义回归的一次预言。
考虑到中国的整体环境，这次预言有希望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文艺青年们。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饥渴已经到了饮鸩止渴的程度，而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支持和刺激并不是心血来潮。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迎来和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类似的精神危机，朝阳群众斩获的一个又一个文艺青年不只是文艺界的现象，更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许有人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中国的鲍勃·迪伦；也许更多人会乐意继续吸食精神鸦片，直到渴死。
迪伦的获奖，对我们终究是件好事，可以让更多人看看学学，当老美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没听过迪伦的人，也许就会听上那么一两首；听过迪伦名曲的人，也许会去找找他的其他专辑；听过许多迪伦专辑的，能去接着听听 Woody Guthrie，Pete Seeger，Josh White，Joan Baez，也不错。如果他的获奖，换来的只是有没有资格、谁更牛逼之类排他目的的政治性讨论，简直是浪费。怪不得迪伦老哥老早就不说政治了，没劲。
参考文献
- Burns, G. (1983). Trends in lyrics in the annual top twenty so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3–1972. Popular Music & Society, 9 (1), 25-39.
- Cole, R. R. (1971). Top Songs in the Sixti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opular Lyrics”.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4 (3), 389.
- Czechowski, K., Miranda, D., & Sylvestre, J. (2016). Like a rolling stone: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o linguistic analysis of Bob Dylan’s lyrics.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10 (1), 99.
- Kubrin, C. E. (2005). Gangstas, thugs, and hustlas: Identity and the code of the street in rap music. Social problems, 52 (3), 360-378.
- Whissell, C. (2008). Emotional fluctuations in Bob Dylan’s lyrics measured by the Dictionary of Affect accompany events and phases in his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02 (2), 469-483.
- Wilentz, S. (2010). Bob Dylan in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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