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的投票率，淡漠的青年人——西方民主面临的又一危机？
下降的投票率，淡漠的青年人——西方民主面临的又一危机？
政见特约观察员 何晴倩
如果说在 21 世纪的头几年，关于 “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率是否下降” 的问题尚且需要争论，那么在现在——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自 80 年代以来，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投票率都出现了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
更让西方政治家和政治学者感到忧心仲仲的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结果都显示：投票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年青世代对选举投票的参与越来越少。
西方代议制民主建立在公民定期参与投票、选举产生政府的基础上。鉴于年老世代会逐渐离去，年青世代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年青世代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就意味着，西方民主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新的、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明显下降的投票率
长期以来，年青世代的政治参与率就一直都要比年老世代低，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担忧。
年青人的注意力还在各种娱乐上面，或还在上学，或正忙着谈恋爱，或正要组建家庭，事业或还没有起步或才刚刚起步，不需要对社区有什么贡献，也不需要交税。年青人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因为政治远离他们的日常生活。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青人逐渐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家庭，有了小宝宝，需要交更多的税款，需要付更多的账单，需要储蓄以便为自己养老做打算……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年青人自然而然就会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查阅政治信息，参与选举投票，支持自己偏好的政党。这就是流行的生命周期理论（Theory of life cycle/age effect）。
90 年代末之前，政治学者多持这一理论观点，认为一代一代人都在重复着上述那一规律。事实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理论。直到 80 年代，虽然年青世代有著明显的低政治参与率但却相对稳定，同时大部分西方民主社会的投票率也都有着高度的稳定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人的低政治投票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 80 年代开始，年老世代的投票率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但年青世代的投票率却有著明显的下降趋势。
比如，马丁（Aaron J. Martin）分析了英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的数据。数据显示： 60 岁及以上人的投票率从 1964 年到 2010 年一直稳定在 85% 左右，30-59 岁人的投票率在 1992 年之前同样稳定在 85% 左右，虽然在 1992 年之后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 70%。但是，18-29 岁的年青人的投票率，在 1964 年至 1992 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75%）后，从 1992 年开始下降，2005 年达到低点，为 58%。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现象。30-59 岁和 60 岁及以上人群的投票率从 1952 年至 2008 年的波动都不大，分别没有低于过 75% 和 70%。而 18-29 岁的年青人，在 50，60 年代，投票率大概能维持在 65% 左右，70 年代之后却持续下降，1988 年达到低点 50%，此后整个 90 年代，年轻世代的投票率都低于 60%。
加拿大国家选举研究中心数据也呈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发现使得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即现在的年轻世代（或称千禧一代，出生于 1980 年之后）与以前的年轻世代相比越来越不愿意参与政治投票了。
是现代社会毁了西方民主？
为什么年青世代越来越不愿意参与政治投票了？显然生命周期理论无法给于我们答案。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所有时代的年青人，他们的行为都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律，因而年青人的投票率虽然低，但却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但现在，年青人的投票率却在持续下降。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政治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重要理论，即代际交换理论（Theory of generation/cohort effect）。与生命周期理论不同，代际交换理论认为政治参与并不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而然的过程，相反，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才是决定性因素，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等会影响身处其中的人们。而对于年轻人，由于他们的知识体系、行为体系等都还没有成型，因此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就会更大。如果年轻世代所处的环境没能培育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即使他们 35 岁、40 岁、45 岁、50 岁了也一样不会参与政治活动。
按照代际交换理论的逻辑，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千禧一代的低政治投票率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变化的结果。彼时及当前的社会环境塑造了年轻世代的政治冷漠，进而影响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热情。
帕特南（Robert Putnam）即是持这一观点的重要政治学者。 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帕特南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美国年青世代投票率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市民社会的衰落。
帕特南认为现在的美国年轻人与过去的美国年轻人相比，更少参与工会、社区公共会议和类似保龄球俱乐部等协会，而这些协会或组织在帕特南眼里恰恰是联系个人与国家的基础。因为公共事务可以在这些公共场合中被不断地交流、讨论，人们的政治责任感、政治参与感也因而在这些公共场合中得到有效培养。
然而，帕特南论述到，现在的年轻人都独自呆在家里，守着一台电视或抱着一台电脑。年青人的时间不是花在看电视剧上就是花在打游戏上，他们已经对公共事物失去了兴趣。帕特南不无悲观地认为，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使得年青人趋于政治冷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描绘的那种类似“围着火炉谈论政治”的画面似乎再也不会出现了。
威滕伯格（Martin P. Wattenberg），另一持悲观态度的重要政治学者，在《投票属于年青人吗？》一书中从媒体消费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关切。
基于西方各国近五十年的选举和民意调查问卷数据，威滕伯格重点对不同时代年轻群体的报纸阅读量和电视政治新闻观看量进行了比较。他的分析发现千禧一代无论是阅读报纸还是观看电视新闻都要比年老世代低很多。
威滕伯格认为现代媒体的多样化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比如，在过去，电视频道少，同时电视节目的播放完全由电视台决定，因而无论是年老世代还是年青世代，只要打开电视就或多或少地会观看到一些政治新闻。而随著有线电视的发展，电视频道增多，对于还没有形成观看新闻习惯的年轻群体来说，当他们遇到不喜欢的政治节目时就可以转换去其它频道。到了如今的数字电视时代，不仅频道众多，而且电视节目的播放完全由观看者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年青世代对政治新闻的观看就会越来越少。
威滕伯格认为，正是这外在媒体环境的变化，使得年青世代失去了培养政治意识的机会，他们不知道本选区的国会议员是谁、不知道最新讨论的政治事件、不知道最新通过的法律文案。年青世代对政治新闻更少的追踪就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兴趣，从而导致更低的政治投票率。
在威滕伯格眼里，媒体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冷漠世代。千禧一代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就意味着当年老世代逐渐离去之后，现行的民主体制将趋于一个 “空壳”，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将只有演员，而没有观众。民主体制将何以自处？
年青新潮的好公民
但现在的年青世代真的这样吗？他们真的毫不关心国家政治舞台上上演的剧目吗？看看最近那些因反对英国退欧而在网上签名请愿走上街头的英国青年人，看看那些因反对法国政府最新劳工法案而进行游行抗议的法国年轻人，千禧一代似乎没有帕特南和威滕伯格所描述的那么政治冷漠。
道尔顿（Russell J. Dalton）即持这一观点。道尔顿赞同代际交换理论，认同外部环境的变化促发了年青世代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但道尔顿认为帕特南的问题在于只注重传统社区组织和集会而忽视了现代新形式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威滕伯格只重视报纸和电视而忽视了现代政治新闻重要来源的网络。道尔顿认为：年青世代的低投票率并非因为年轻世代的政治冷漠，而是因为年青世代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
在《好公民：年轻世代如何重塑美国政治？》一书中，道尔顿对多种政治参与方式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虽然在过去 60 年，在投票、为某一候选人/政党义务工作、捐款给某一政党/候选人、成为某一政党成员等传统政治活动方面参与率有所下降，但在写信给政府官员、群体活动（比如环境保护、妇女权利、动物保护、消费者权利等）、罢工、抵制外国产品、游行、签名请愿等与传统选举活动不一样的政治活动方面参与率并没有下降，而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比如参与线上政治讨论、网络签名请愿、给政府部门写邮件、转发政治新闻、追踪某一政党/候选人等），近年来参与率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道尔顿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年龄与抵制某国产品、参与网络论坛、参与游行活动负相关并且高度显著。这就是说年轻世代更加倾向于参加非传统的政治活动。
但为什么年轻世代愿意参与非传统的政治活动而不愿意参与传统的投票选举呢？
道尔顿认为，现在的年轻世代与过去的年轻世代相比，有着更好的教育背景，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政治信息，他们更加具有批判性思维，更加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发现政党、候选人、政府没有提出或解决自己的关切时，他们就会疏离，而非像年老世代，更多地把投票看作是公民职责所在，认为参与投票是一种义务。
也就是说，道尔顿认为千禧一代是参与型的世代，而非过去责任型的世代。年轻世代并没有政治冷漠，也并不缺乏政治知识。因而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空壳” 政治，而是如何调整、适应变化着的公民及其新的政治参与方式。
是帕特南等的观点更贴近事实，还是道尔顿等的观点更贴近事实？争论还在继续。作为外部观察者，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无论哪一派别论述更真，西方民主社会都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或是政党、政府重新吸引年轻世代参与政治投票以避免合法性危机（针对政治冷漠世代观点）；或是政党、政府转型以容纳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针对参与型世代观点）。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民主的丧钟已经敲响呢？至少现存可参考的解决模式有两个，一是 “比利时模式” 或 “奥地利模式”，既参与选举投票成为法律所规定的必须。二是 “瑞士模式”，投票率 “臭名昭著” 的低，但降低了公投门槛，在诸多政治议题上由全民参与决定。
参考文献
- Wattenberg, M. P. (2016). Is voting for young people? Routledge.
- Dalton, R. J. (2016).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 CQ Press.
- Martin, A. J. (2012).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Routledge.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ed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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