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协作：Geert Lovink对话Trebor Scholz
自由协作：Geert Lovink对话Trebor Scholz
Geert Lovink(以下简称GL）
Trebor Scholz （以下简称TS）
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媒体研究系，“网络，艺术与协作”会议，2004年4月2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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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叶V
左为Trebor Scholz；右为Geert Lovink
</img>GL:协作，尤其是自由协作，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它是为了厌倦他们自己的人，或是一些因在某些领域缺乏能力被阻碍的人。毕竟，人类依旧是社交动物。这是愤世嫉俗的理解。
另一种观看它的方法可以是去分析文化经济的发展，去分析创意产业迫使人们组队协作的方式。在一些诸如文学、视觉艺术和学术界的领域，团队工作取得承认的斗争将可能从不会获胜。一般而言，机构不喜欢和无组织的社会结构一起工作，因为它们没有一个似乎能够负责。它们想要和个人共事，而不是团队。并且，团队通常不是企业制的，或是没有法律地位的非营利实体。团队通常在非正式的氛围里成长起来，更像那种浪漫的关系，它们并不是通过签合同才开始合作的。我发现在组织化的网络（organized network)和网络化的组织（networked organization)之间进行区分是有帮助的。当今要网络化组织是非常容易的。当然它会牵扯到许多安全性的噩梦（security nightmares），例如防火墙。10年之前网络化组织是困难的，但自从邮件和网络在办公室里普遍使用，它就变得更简单了。网络对于组织不再神秘。
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将“组织化的网络”organized network模型转化到真正的虚拟社群，这些虚拟社区想要或者不想要和真实世界相连接。正是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面决定了协作的形式。以我的经验而言，这非常困难，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在线上协作，而不在真实生活里见面开会是非常费力且令人泄气的。线上的工作可能是非常缓慢没有效率的。如果你想要在那个层面上成功，你需要有耐心。当一些人相信网络标语“用光速交流”，这根本没有描述出事实，如果你和一群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们，在更加复杂的项目上工作，尤其是在技术－文化领域的义务工作。在一开始，你可能会兴奋，但真正的问题是一年或者两年后你如何持续一个项目。
Images from Networks, Art, & Collaboration – a conference that took place at SUNY Buffalo, April 24-25, 2004.
</img>TS：以我的经验，面对面的会议是线上计划的粘合剂和加速器，然而参与者们却给它低优先权。至于使协作便利的工具，因它们现在能允许我们做的事，资本主义就对它们未来的能力乐观设想，不弄错这些设想是重要的。如今，内容开放计划得到了许多注意，但单单维基或是博客的有效性availability并不能保证人们使用它们，这是非常清楚的。这可能需要花费更多年。
尤其，通向在艺术和线上计划中协作的脉络的信用系统的方法，它们不容易和音乐或是剧场这种（意义的）限定能如此集中的领域相比。在线上计划中，贡献来自从事件的概念到译码的过程，程序员或许也读理论，并且对概念的发展有所贡献。这使得商业电影世界作为一个模型，它过于专门化的信用系统的使用变得复杂。
GL：确实。当非正式的网路和点对点（P2P）协作成为关键群体，这变得尤其有趣了，甚至超越了非正式协作的舞台，转变成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凡的、神秘的瞬间，当小且分散的团体聚集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运动，并且造成一个“事件”（event）（正如Alain Badiou所称）。但那是异常的。我不认为个人的协作能够导向创造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宁愿视它为20世纪经典的道路，在这里，政治性的创造性工作总是被视为一个制造更大的、形而上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TS：你是否相信小团体和网络创造的小型政治活动（micro-politics)能对一个更大的社会重建有所贡献？
GL:当然，人们将仍被社会装置所困着，动弹不得。我们越多地理解网络技术，就越可能找到移动人们创造聚集（民众）的方法。
TS：你怎么把现在有大量争论的蜂群（the swarm），诸众（the multitude）这些概念和细胞、小网络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两个模型之中，哪一个你认为有潜力在争论和批评中更有效？可以将它和McKenzie Wark的黑客阶层（hacker class）联系起来？
GL：在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独立媒体Indymedia和最近反战声明的例子中，去看看人们如何处理“可扩展性（scalability）”是有趣的。我会说，他们不处理。对于分散自治的团体，这极其困难，他们习惯于分裂，习惯于导向大而复杂的事件。对于超个人hyper-individual（类似我们），历史性的事件已经变得和狂欢节（如同Bahktin描述）难以区分。制造历史作为日常生活的中断被经历，并且可能确实如此。这使得大事件成为人们学习的经验变得非常困难。不去观看一个大的图景，我变得对微观的戏剧层面（the micro-drama level）更加有兴趣。
TS：对于Buffalo我们这里的会议形式的讨论而言，微戏剧是一个好的起点。之前，我们决定我们可能不会有讲座或是座谈小组，并且我们可能对会议形式进行实验。我们谈论了会议的问题，是在于一个独家的明星制度（exclusive star system），在这里用是否一切平和地进行并且达成协议作为成功的衡量。因此我们没有主要发言人，所有的部分都是在圆圈里组队的，并且，我们要求每个人的报告简短，以及专注于他们关于协作经历和进程中计划的看法。这里希望的是，打破观众和发言人之间的界限，通过不使用观众席或是组织管理严密的座谈小组结构，为了参与，为了使真正的对话成为可能。我作为一个媒体艺术家，这个面向事件的、无层次的实践为前沿问题增加了机会。
我们的会议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去思考在短暂活动的环境context中的成果。在大多数活动里，积极的网络化发生了，人们得到灵感、学习，并且见到未来的合作者。派对、饮料、食物、桑拿、游泳，让活动更加诱人，并且建立了促使参与人邂逅的环境。在过去许多活动里，你介绍的“会议理论”杂志的想法，是一个便宜、容易，并且有效的散播文本的方式。对于它，回溯到Gerald O’Grady为小型实验性的会议出版的杂志，这里有一个地方志。即时博客和视频会议作为一些议题的一部分，能够让远程关注活动成为可能，DVD将被做出来。为此，一些没有听众的对话将被录制。广播的部分能够作为线上网播被关注。这些记录会更加完整，而不是那种某人拿着三脚架站在角落拍摄的情况。
GL：关于“文本主义”paperism和“座谈小组主义”panelism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们不要过分夸大它。对于那些时常参加学术会议，并且对于那些活动期间的仪式和形式赶到不满的人来说，这个批评并不令人震惊。在我们的情况里，协作它自己是主题，这就让它更容易地去明确实验形式，但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是无处不在的。新媒体传播方式仅仅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年轻人仅仅是不再有那种耐心，去听某人读40分钟的论文。就是如此简单。这就是关于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并且对话的全部。有些人或许有时有去听名人报告的欲望，但是对我而言，这并不是聚到一起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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