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美国大选考验美国政治制度的极限——2016年11月1日在“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研讨会上的发言
盛洪教授在「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研讨会上发言 图片来源：中评网
一．美国这种政治制度能把特朗普选上台吗？
中国人谈美国大选，有利有弊。“弊”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情况，“利”就是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投票，我们比较中立，中立就便于观察，不至于情绪化。对于学者来讲就加个“更”字，因为学者认为这件事是一种制度框架出现的某种极端情形，这种极端情形给我们带来特别难得的思维材料，因为常规情形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但是如果出现极端情形，你再看这个制度到底能不能容纳这种极端情形，能不能避免极端情形的出现？就像美国内战似的，美国内战就是极端情形，当时是暂停宪法，没法在宪法框架下做事了；但战后又回归宪法。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2016 年 11 月 1 日「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研讨会合影 图片来源：中评网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对美国的宪政民主政治框架高度肯定，但是同时我跟章润有点类似，我其实很平常心，因为这是人类做出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必有缺陷，我也一直看到这个缺陷。这个缺陷我倒比较同意蒋庆的说法，美国的政治是“民主独大”。当然精英也占据一定位置，应该说在美国历史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其实它是几种要素比较好的组合，但是有点偏向于民主独大。但是美国这种制度从来没有明确的去限制那种假如会有某种在投票程序中利用乌合之众心理的政治家出现。基本上还是一人一票，当然要先选选举人。选民的选票非常重要。而选举过程中，在我们学者来看，有一种理想的选举过程。我去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民主与乌合之众》，我在讨论这个问题，同样是一群人，但是这群人的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一种就是理性的，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互相独立的投票。这种投票在很多选举制度中都有，比如匿名投票，秘密投票间，其实就是防止乌合之众的效应。但是同时制度没有禁止这些东西，比如说像竞选所召开的民众大会，民众大会其实是一种广场效应，是特别适合煽动的场合。所以选民不可能互相独立，是受在某种情绪影响，受到某种群体心理效应影响。但是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制度不仅是这样，还有精英参政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党制度，包括司法体系，包括立法机构中的参议院，也包括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由于是政党体系选出来的，其实经过某种精英的筛选。所以这个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避免了那种乌合之众效应、民粹主义的东西，但是避免得不够，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出了特朗普，我就在心里想，果然与我原来判断有点类似，就是有点民粹，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州的层次发生过，有一些州长竞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技巧，就是利用心理的技巧。正如勒庞所说，所有政治家和宗教家天生就是群体心理专家，他知道怎么煽动你。所以在美国一些州是实现过的，即成功地当选了。但是好象在美国联邦层次没有实现过，我印象是这样，还没有选一个特别糟的总统出来。这个机制好象把他筛掉了。
我就在看，这个机制到底能不能筛掉利用群体心理的政客。就在 11 月 8 号见分晓。我刚才说是希拉里可能当选，但是其实我也不敢肯定，因为不知道。大家觉得特朗普这样一个人，他很让人意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他赢了，这很奇怪。当然，我刚刚那个解释已经做了合理解释，他就是利用民众这样一种心理，这是一种政治家的技巧，这种技巧玩儿好了就行。我觉得特朗普一个是煽动仇恨，所有政治家都会用的，就是煽动对一部分人的仇恨，这是很简单的，就像希特勒这样，搞阶级斗争也是一样。你看特朗普的技巧很简单，那个技巧就是煽动对于墨西哥人的仇恨，对于穆斯林的仇恨，对于外国人的仇恨。这是很简单的。确实老百姓也很不满，而且这是人性的弱点，就是他恨谁，你煽动他，就能被煽动起来。包括英国脱欧也有这种心理，我看了这样的片子，很多人就是不满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说他们把我们的福利占了，所以就投票脱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还有一点，是所谓的精英政治本身的问题。就是在美国有些东西是被操控的，从经济角度来讲有点垄断。比如他们操控传媒，传媒常常给出一些政治正确性的说法，“我说对就是对”。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在中东这些行为，现在有人真正去批判吗？你打伊拉克对吗？打了卡札菲，现在又打阿萨德。这个政治正确的舆论一般是不讨论的，但是这个对不对？大家看结果。这是一个问题。有人就敢于打破政治正确的舆论垄断，特朗普就属于这种人，他说你把萨达姆推翻对吗？你把卡札菲推翻对吗？这个话一般“政治正确”的人是不说的。当然像奥巴马跟他们也不太一样，奥巴马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所以精英政治本身也有一些问题。
好像在美国政治正确是不能批评的，但是这个“政治正确”不一定是真的政治正确。当然有一些还是真的，比如反对奴隶制，反对歧视妇女等等，真假是混淆的。有些要打破，有些东西就是大家心里觉得不对。也有的人知道心里的想法政治不正确，但却符合自己的利益。特朗普说修个墙，很多人就想修个墙，就不想让墨西哥人过来。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框架下是大可理解的，就是用现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分析。
我想指出的是，我不敢肯定美国现在这种政治制度能不能避免特朗普这样的人上台。当然他有些东西打破政治正确性有他的合理性，但是总体来讲这是鱼龙混杂的，就跟希特勒是一样的。其实政治这个东西就是似是而非，他说的话都是似是而非的话。但是按照勒庞的说法，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听逻辑严密的推理，他们只听只言片语，他们高兴就行了。而特朗普这种人就是什么话都说，鱼龙混杂，而内心是包藏祸心的，他很多话是违宪的。比如说“假如我赢了，我承认这个大选是合法的”，这很可怕。就是我进入这个规则之前就应该承认规则的合法性。但现在却是，我赢了，我承认这个规则是对的；我输了就不承认。这很可怕。美国立国的精神不是这样的，宪政框架就是担心政府不被约束，政治家不受约束，才如此这般地设立的。你在这儿这样宣称的话，很可怕。
许章润： 参选机制本身就意味着不管结果如何，你承认这个程序本身合法，就愿赌服输。
盛洪：
对，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参选。当然现在我拭目以待。当然希拉里有很多毛病，但是是两个比较差的选一个稍微不那么差的，肯定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就是这样的。但是无论结果如何，都给我带来非常丰富的思维材料，我要想想我脑子中关于政治的那套东西对不对。这是一点，这是一个考验。
二．如果特朗普上台，美国的政治制度能约束他吗？
第二点，假如特朗普上台，这也是可以观察的。虽然我不希望他上台，但是他上台会什么样？这是对制度的一种考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假如一个总统不那么好，这个制度不是宪政制度吗？什么是宪政制度？限权制度。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领导人的权力，你能不能发挥作用？就要看看在坏领导人的时间能不能发挥作用。比如说过去在中国，我举一个例子，唐宋时期发展台谏制度，那时候比较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最精彩的事情是在明代，为什么？明代皇帝都不怎么样，但是谏官非常勇敢，一个接一个往前冲。我也想看看如果有一个坏总统，美国的制度能不能制约他？这就是对政治制度进行考验。我有一个猜测，我觉得可能会起作用，这是我的想法。为什么？因为美国历史上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就是内战。内战是对美国这套宪政制度的考验，很厉害，南方宣布退出联邦，然后打起仗了。打仗怎么是宪法？但是总体来看美国度过了这个危机，所谓的宪政危机。当然北方打赢，把南方各州降为准州，然后给一些条件，南方各州符合条件重新再加入联邦。最后虽然杀了很多人，很残酷，有一些战争创伤，有一些仇恨积累，但是过些年已经抹平了，这也不简单。当然这个代价很大。我是说美国的宪政框架容纳了内战，所以它还是可以容纳一个坏东西。所以我拭目以待。大家说美国可能分裂，分裂怕什么？它分裂过，它经受了内战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就跟任何一个机器一样，它经过比较极端情况的考验，那么不到那个极端情况就可以过去。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但是可以看。
三．美国的政治制度能解决美国的国际问题吗？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选显现出来的，就是刚才飞龙讲的一些东西，涉及到美国的国际关系。美国作为这样一个政体所能达到的极限，是否能进一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国际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美国至少现在是达到了极限，就像刚才章润讲的，走向了一个辉煌的巅峰，但是要往下走。就是你很灿烂，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辉煌时刻，所谓巅峰时刻，就是应该往下坡路走了。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比如说美国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是一个极限，这个极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解决这种金融危机的有效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法对付华尔街。大家知道其实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曾经想做一些动作，就是要限制一下华尔街，然后政府的救助刚发下去，华尔街就把政府救助发奖金了。他就特别愤怒，说要整一整。后来收回去了，说整不了，华尔街很聪明，早就有合约，不管赚和亏都要发奖金，这是合约，要尊重合约。那一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但是华尔街现在怎么样？你的制度能不能治华尔街？他们有巨额的金钱，他们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你能不能制约他们？制约不了他们，你就不能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你要是不能制约，你就不能继续攀登高峰，为什么？华尔街出事，美国的国际循环的金融就走到了极端。什么意思？大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信任华尔街了。因为我观察过，在 2008 年以后，基本上流入美国的资本，就是购买美国资产的资本逐年减少。而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和美国国际贸易逆差是相关的。就是美国人印钞票，拿别人的产品，你信我的钞票就够了，他逆差可以几千亿，比如七千亿美元每年。这有什么办法呢？很简单，让这些卖给美国人商品、拿了美元的人回头买美国金融产品，这七千亿就通过华尔街流回了。这就是铸币税。但是如果大家不信华尔街，就流不回这么多。流不回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田飞龙： 就不断贬值了。
盛洪： 大家知道美国军费用的就是这部分铸币税，我曾经提到过，美国军费高出平均水平的部分与美国的资本净流入大致相当。将来我要专门写一篇文章。其实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美国模式，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军费？军费就是这么挣来的，就是印美国钞票支付贸易逆差，再通过购买美国资产回流到美国挣来的，美国才有这么多钱支付远高于其它国家的军费。财政收入不是凭空产生的，美国凭什么有这么多军费？全世界那么多军事基地？美国怎么那么有钱？如果外国人买华尔街的金融资产逐年减少，美国军费就应逐年减少，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战略收缩。但是肯定有一个反弹，就是军方不愿意收缩，奥巴马上台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要从全世界收缩，但是军方不愿意收缩，这是一个拉锯。但是这个事奥巴马知道我不得罪军方，我该下台了，这个事是后面政府的事。所以飞龙讲的是不是从全球退守？有可能，因为它没有钱了，有钱可以全球主义，没有钱不可能全球主义。就是华尔街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疾病不根除，美国就不能继续走全球主义道路，这个逻辑链条当然是比较长的，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链条。那就有这个问题，我要退守，包括刚才讲这些盟友，道理一样，他想继续留在亚太，但是为什么杜特尔特要反水？我猜测的，我没有任何证据，他又想留在这，又不想出钱了，好处越来越少。就是这个道理，我没钱，你们出钱吧。那谁干啊？很多盟友是看美国人钱的。当然他不干了，你刚才讲很多人都不干。到下一任总统什么样？他必然是这样。其实这是考验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解决这个极限的问题。
再有一点，美国还有一个极限，就是对外政策。这是美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顽症，解决不了。这个顽症就是，你在决定国际事务的时候，你的民主原则不起作用，因为你打别人的时候，相关方不能投票，国际事务是你国内的人投票，你打伊拉克也好，打谁也好，你花很多钱，打死很多人。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民主制度是不起作用的。民主制度的含义是各方都要发表意见，达成一个均衡。现在不是，对外政策是偏离的。就像刚才飞龙讲的帝国的概念，他为什么是帝国？为什么民主国家是帝国？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这个民主是不能约束它往外扩张，可以约束政府不要侵犯国内的人，不能约束政府侵犯别国人，也不能约束本国人侵犯别国人。尤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美国的军事技术、军事力量很强大的时候，投票依据成本收益分析，不是一个道德判断。所以这是美国面对的极限，这个极限除非它的政治制度能克服，否则的话这是越不过去的。
田飞龙： 国内政治制度无法克服，只能靠全球治理结构。
盛洪： 对。那就是有外国加入了，外国的对抗和抗衡。所以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政策辩论，其实美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调整？”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当下的国际政策，而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制度能不能克服内在的缺陷。但是现在看来这确实可能非常悬。所以我大致就先想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四．为美国政治制度保驾护航的三个传统
假定这次大选投票出现了争议，假定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裁断，假定对特朗普不利，他会不会接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美国的宪政制度发展起来，比如像司法审查制度，大家知道在运转，但是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这样一个宪政制度运转是非常确定的，这个确定性包含了对制度那样一种理解，就是这个制度是强制执行的。我的看法不是，美国宪政制度不是强制执行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你想想那些司法审查，司法裁断，有多少是强制执行的？绝大多数不是。那怎么执行的？就是自觉执行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中国人，很多外国人都有一个误解。自觉的执行靠什么？我觉得很简单，靠宗教。这是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问题。当然我老想强调美国宪政有一维就是宗教基础这一维，当初大陆制宪会议的时候也是靠宗教。大家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富兰克林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念《圣经》，放弃分歧。包括华盛顿打完了仗以后交军权的事情，甚至弹压了一起军人哗变的事情，按照理性认和经济人的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清教徒，这是一个基础。所以有可能这是一个不被接受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在最高层，这个制度运转要靠最高层对这个制度的尊重，这个尊重来源于什么？就来源于宗教，就是新教或者清教，就是美国宪政的宗教基础。
所以关键在于对特朗普的判断，判断他是不是属于这群人之中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他是不是基督徒？
蒋豪： 他是偏保守的，他反对流产。
盛洪： 所以大家不要忽视这一维，就是对美国政治判断的时候不要忽视这个维度，因为我们受无神论影响的教育太深了。
许章润： 美国的敌人论，这两年又往更深处了。网民说奥地利为了报普奥战争的仇，所以把希特勒送到德国祸害德国，说德国为了报二战的仇，所以把特朗普送到美国来了。就像广州前几年说登革热，说这是非洲人带来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个病。
盛洪： 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我们必须看到，要把宗教看成美国宪政结构中一部分。
还有一个传统是普通法传统。普通法传统是从英国过去的，包括汉娜•阿伦特，包括一些人的说法，美国宪政其实是普通法吞掉了国家形成的。美国的宪法，美国国父们起草宪法，这个成文法，基本反应的是普通法原则。而这个普通法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保守，就是原旨主义。原来是这样，现在就得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原来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普通法原则就是“王在法下”，就是约束政治领导人遵循宪法和法律。还有“普通法至上”的原则非常强，在英国很强。美国人的主流是从英国过去的，就带了这个传统。包括美国为什么要司法审查？因为是普通法传统，认为普通法比宪法高，而普通法是由司法机关来判断什么叫符合普通法。司法审查这个东西是普通法传统，有极强的保守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要注意，因为普通法传统是一个习惯法传统，对美国整个社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美国政治高层同样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也不要忽视。我跟飞龙唱点反调，我不敢说最终结果是什么，但是我想说宗教传统和普通法传统都是分析美国政治非常重要的传统，不能忽视掉。
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民权运动传统。美国人是被教育成这样的，他们认为我们有宪法，宪法就是保护我们权利。像美国黑人，当初马丁•路德•金很聪明，他发现美国宪法有这样一条能让黑人用的，他一点没有反美国，他完全是援引美国宪法基本原则搞的民权运动。他很聪明，为美国黑人争取了权利。所以现在民间也会有这样的人，我们认为这违反宪法，谁都不提供救济，我们自己就起来了。这也是对美国政治的一个稳定器。
五．大众要选精英，精英要约束权力
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精英政治和大众的关系。我觉得选举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可以选举任何一个人，比如就是一个普通大众？从政治目的来讲，还是选精英。为什么？按照我关于大众和精英的分类，大众是什么？就是一般人，就是一般老百姓，对我有利，我就干，对我不利我就不干，商人不管多富也就是大众，比如特朗普。精英是什么？精英是要超越当下的利害，为什么？精英如果要担任公职，这个位置要求他要能够从整个社会目标出发，从大众的福利出发，而不是自己的利害出发。而我们定义中的大众一定是从自己出发。所以一定要选出一个精英，精英是超越自己个人利害的，就是这个含义。而我们现在假定希拉里再糟，她是精英；特朗普再有钱，他也是大众。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民主政治不意味着大众选就是选大众，还是要选好的政治家。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章润讲的美国民主衰落对中国的压力不够，会不会无法促进中国发生变化。我觉得可能还缺一个维度，就是中国的变化不仅靠来自美国的资源，这个很重要。我认为还要来自中国内部的资源。包括对中国当下政体判断，当然说中国是精英政治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政府确实想找一批特别优秀的人通过行政做一些好事。但是也存在对权贵的约束不够等等一些问题。但是为什么说是一半呢？这个“精英”不是中国传统的精英，比如士大夫阶层，他们不是。为什么？你看士大夫和现在不一样，士大夫最大特点就是致君尧舜，什么叫“致君尧舜”？“致”在这里是个动词，“君”是宾语，就是要把你这个君塑造成好的政治家。致君尧舜，不是君天生就是尧舜。现在中国党政系统的官员不是致君尧舜，而是君本身就是尧舜，我听他说就行了。缺少唐、宋、明士大夫的批评精神。当时的批评，就是你错了我就批评。
田飞龙： 现在已经没有道统意识了。
盛洪： 已经没有了。余英时说，自春秋以来，中国是道统指导政统，政统也承认这一点。所以才有台谏制度，才有一大堆约束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现在的中国还达不到这一点，要往这方面改。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中国还有一些资源，和英美宪政资源不一样，但是目的和结果是非常相近的，我就要约束你，不是“你就是最伟大的、你就都没有错，什么圣上天纵英明，你说的都对，我们全是傻子”，不是的。所以我们要是不能从中国传统汲取资源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当然从英美吸收也是很重要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压力。当然我们可能是不是内部压力不够？这个取决于我们，就是你愿不愿意有这种压力。还是那句话，不能置身事外，就是这样的压力也是要有的。如果我们只期待外部压力的话，恐怕我们走向更美好政治制度的理想就遥遥无期。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11 月 1 日在「美国大选与民主政制」研讨会的主持会议和演讲的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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