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地还是监狱之邦：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逻辑
民主之地还是监狱之邦：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逻辑
政见特约作者：蒋济泽
美国监禁本国公民的强度和规模远高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数5%的美国，拥有着世界25%的监狱人口。与此同时，社区监控等形式的其他刑罚举措也正在美国扩张。是什么让民主之地成为了监狱之邦？恐怕只有理清大规模监禁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逻辑，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例外主义”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监狱人口激增。根据世界监狱简讯（World Prison Brief）的数据，2013年美国的监禁率为每十万人口中有724人被监禁， 这个数字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甚至高于威权体制下俄罗斯的581人和中国的118人。此外，美国的其他刑罚举措也在扩张，包括大规模社区矫正、监控。总体上看，大约3.2%的美国人口处于某种刑事司法系统的监管之下。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强度上，美国的刑罚都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特征。这种现象被学界称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2013年发表于《犯罪学》的报告里，纽约大学法学院和社会学系教授David Garland指出，除了令人瞩目的大规模监禁和司法控制，当前的美国刑罚系统还有其它四个特征值得注意。第一，作为刑罚系统里的极刑，死刑仍旧存留在美国。而很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都已完全废除了死刑。当然，在2000年到2013年期间美国死刑判决和执行人数比从前有所减少。第二，监禁人口主要是非洲裔和西班牙后裔等少数族裔人群。第三，除了大规模使用监狱来关押罪犯，美国也大量采取缓刑和假释等其他监控手段来管理罪犯。第四，刑罚给罪犯带来的影响非常严重且深远。罪犯的相应政治权利（特别是投票权）被剥夺，他们背负的犯罪记录也让刑满释放后的求职、组建家庭和回归社区生活变得异常困难。这样的困难也增加了罪犯成为累犯的概率。
以监禁治理社会？
为什么40年来美国刑罚迅速扩张、成为世界上监禁本国公民的“佼佼者”呢？很自然的想法是，美国的犯罪问题在这段时间内大幅严重化了——严重的犯罪问题当然需要严苛的刑罚来处置。然而，犯罪学者和法社会学学者们却认为：美国大规模监禁的产生和司法控制的扩张， 虽然是在一个犯罪数量（特别是暴力犯罪）剧增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但是本质上是受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与机制影响的。
在《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一书中，David Garland教授指出，扩大的社会分层、族群关系的紧张与持续的种族问题都对塑造美国独特的监禁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013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期刊》的研究中，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社会学系教授John Sutton搜集了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监禁数据并运用定量分析说明，未加监管的劳动力市场、分散的政治结构和微弱的（甚至缺失的）工会组织也是造成美国独特刑罚态势的重要因素。
尽管具体措施在联邦和州政府层面存在巨大差异，总得来说，刑罚扩张是二战后美国政府在面临社会秩序出现动荡时所做的回应举措——也就是采取大规模监禁和严苛的刑罚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Loic Wacquant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这种现象。他指出，美国监狱的大规模扩张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击败了凯恩斯的福利国家。监狱作为容纳过剩人群(surplus population)的工具，关押了大量的无业人群、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等“问题人群”，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除此之外，美国著名民权律师和作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Michelle Alexander指出，当前美国大规模监禁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延续和压迫黑人族群的新工具。美国长久的种族矛盾和族群关系紧张、特别是公众大脑中存在的“黑人是主要罪犯和暴力实施者”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造就了监禁人口的有色人种比例畸形。
严刑峻法的政治逻辑
David Garland教授在书中还详细分析了社会问题怎样与美国独特的民主政体相交错，从而影响解决方案的出台——严刑峻法是有其内部的政治逻辑的。
首先，二战后美国犯罪率不断上升（其他民主发达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媒体也对犯罪和毒品问题大肆渲染。这种背景下，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加深、对安全环境的需求十分迫切。为了聚集政治资本、赢得选票，民主政治体制下的美国政治家们打出了“法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口号和宣言。他们向选民保证，上台后会还民众一个有序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而加重刑罚和监禁“问题人群”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David Garland教授也指出，美国政府采取严刑峻法更多是出于符号意义。政府希望向民众传达出一个姿态：我的确能帮大家“解决问题“。二战后的民权运动的勃兴改变了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和看法，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度也骤增。通过采取严苛的治理手段来赢得合法性，就是政府自然而然的选择了。
于是，民众与政府一唱一和，让严刑峻法与秩序政治成为美国的治理模式。联邦与州政府积极踏入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接连颁布和实施严苛的法案和政策。例如，联邦层面上对毒品犯罪的刑罚被加重——“向毒品宣战“（war on drugs）；州层面上出台三振出局法(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强制性的最低刑期(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s)、终身监禁不得假释(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也并没有跟随美国的脚步、如此大规模颁布和实施刑罚政策。北欧国家仍采取着福利手段处置罪犯。对此，David Garland教授解释道，美国不同于北欧的分权体制使福利手段更难出台。在美国，福利政策是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福利性质刑事政策的出台将会遇到利益集团（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等）的多方阻碍。同时，由于美国缺乏全国统一的刑事司法系统、每个地方拥有其犯罪问题的决策权，犯罪问题属地方政府管辖。刑事司法系统的分散和地方化使得刑事政策更容易受民众愤怒情绪的影响 、也就更容易变得严苛。
重新思考刑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问题在美国刑罚领域内浮现，成为新的刑罚热点问题。民众对于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国土，依旧持有反感、怀疑、甚至仇恨的情绪——于是，移民问题刑事化也应运而生。90年代以来、特别是911恐怖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开始紧缩移民政策，并且颁布排查、扣押和驱逐非法移民的法律。刑事司法系统加入到“向移民宣战”的战斗中。
然而，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obert Sampson却发现，近些年在美国的移民非但没有给美国社会加剧犯罪问题，反倒是促进了美国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他总结道:”打开国门并不会引来罪犯(open doors don’t invite criminals)”。那么，这样致力于增进社会安全、消弭不满的大规模监禁和严苛法律，是否正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呢？
在发表于2004年《美国社会学评论》的研究中，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教授Becky Pettit和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Bruce Western发现呼吁重新思考刑罚问题。他们认为，40多年来美国大规模监禁和严刑峻法的运用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加剧了社会族群的不平等。
刑罚既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刑罚的动用不仅仅是对犯罪问题的应对，它的形态与规模也折射了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性。作为后现代社会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美国的大规模监禁为我们重新思考刑罚和社会的关系开拓了新空间。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M. (2012).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 The New Press.
- Garland, D. (2013). Penality and the penal state. Criminology, 51 (3), 475-517.
- Garland, D. (2001).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ttit, B., & Western, B. (2004). Mass imprison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Race and class inequality in US incarce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 151-169.
- R. J. (2016). Open doors don’t invite criminals: Is increased immigration behind the drop in crime? New York Times .
- Sutton, J. R. (2013).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son regimes in late capit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 (3), 715-746.
- Wacquant, L. (2009).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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