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东：当代史叙述的多种语境
史书可以分为官修、私修。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主流是官修历史，称为“史官文化”。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今中国的历史叙述，国家机器的话语是最强大。国家的历史语境起源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初，看到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非常喜欢。他学斯大林的办法，也建立了自己的党史编纂学。从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从政界到学界，必须学习统一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的史观成为强势话语，不但统一了执政党的思想，也统一了整个知识界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官修历史一统天下，私修历史几乎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功成名就的历史学家，这时几乎都接受了思想改造，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按照毛泽东的史观来解释历史。保持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难的。回头看，只有陈寅恪、顾准等少数人物，禀持着不同于毛泽东的史观。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传播，都笼罩在国家的历史语境之中。
毛泽东去世以后，发生了思想解放，否定了两个凡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高权力开始向邓小平转移。邓小平要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对毛泽东有所否定。毛泽东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文革。邓小平必须否定文革。因为他是被文革否定的。所以产生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的威权既靠强势的政治权力，又靠巨大的个人的魅力。邓小平没有建立一整套历史话语，他在和毛泽东有分歧的地方否定毛，在和毛泽东没有分歧的部分肯定毛。在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因为他要统一党内的思想，摆平各种纠纷，线条粗一点有利于回避某些高层历史恩怨。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都要管，都要按他的思想来统一。到了邓小平时代，世界史怎么叙述，古代史怎么叙述，他基本上就不管了。他只管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怎么定调。在邓小平时代，党史、国史，中国现代当代史，官方机构推出了一批新的著作，还有一批已故领导人的传记、年谱。这个他是要管的。
邓小平去世以后，进入了后邓小平语境。后来的领导人和邓小平不一样，邓小平强调否定文革，他主政时产生了一批否定文革的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后来的领导人主张最好不要说文革，党史国史上的一些冲突和教训要尽量回避。现在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要互相否定，要把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抹平。可实际上他们有分歧，不好抹平怎么办？干脆不要说。所以党史国史一些重大问题，像文革，就不要研究，不要谈。现在国家的历史语境，不是主动地去研究什么，建立什么，而是发挥管控的功能，管控社会不要说什么。现在大学中学的教科书，涉及当代史非常简略，只有结论，没有史料叙述。国家的语境不能再建立什么，充实什么，又要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全民的思想。于是用宣传取代史学研究。
毛泽东去世以后的 40 年间，中国私修历史，或叫史学的个人语境，还是得到了非常蓬勃的发展。不论是学院的学者，还是体制外的民间独立学者，都推出了一批有个性的著作。那些列入官方研究项目的著作中，有一部分也是有独立见解和独立观点的。中国史学的局面和毛泽东时代已经大不一样了。
这些独立的成果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历史的实证研究，恢复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相。在党史方面，大家比较认可的有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何方的《党史笔记》，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和恩恩怨怨》等。还一些研究属于理论思辨，提出自己的历史观，自己的研究方法，自己的理论假说。比如吴思发明的“潜规则”。
最近三十多年，不能说达到了百花齐放，起码也是告别了千部一腔，出现了很多新观点。现在中国史学回到了既有官修，又有私修的格局。
当然私修历史也是多种多样，鱼龙混杂，不能说凡是私修都是好的。私修历史有很精彩，很有创见的著作，也有一些不靠谱的东西。尤其是市场因素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也会刺激出一些文化泡沫。现在进入网络时代，最吸引眼球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东西。有人为了吸引眼球，会故意编造伪史。还是一些人故意造假，发泄私愤。杨天石老师说真实是史学的底线。有人为了某种利益，故意突破底线。比如香港有些杂志和书籍，靠披露高层内幕吸引读者，实际上他并不掌握内幕，但是他要说哪年哪月哪天开了什么会，谁谁怎么说，谁谁留下一本什么日记。有的时候编得让人信以为真，一些研究性著作也加以引用，以假乱真，实际上背后是市场因素起了作用。
我还想讨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回忆录。现在中国档案的开放程度很低，高层档案开放程度更低。虽然《档案法》规定三十年解密，实际上核心档案根本不解密。党史、国史不能不涉及权力中枢，因为它跟国家的命运关系密切。
这些年出现了一批党政高官的回忆录。我把党政高官的回忆录分为两类，一类是处境比较好的高官，他们安享晚年，有秘书或专门写作班子给他撰稿，有国家级出版机构给他出版，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是必须和党的决议的口径一致。这样的回忆录可靠性有多高，真实性怎么样，值得怀疑。当然也有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晚年自己执笔，撰写回忆录，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另一种情况是在政治斗争当中落马的前任高官，比如像林彪集团的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 1989 年下台的总书记赵紫阳，他们留下了回忆录、口述史。这些书大陆出不了，在香港出版后，大家争相阅读。因为中国的高层政治有很多空白，除了看这些书，别处没有叙述。
怎么看待这些著作的价值？怎么辨别其中的真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有些细节是非真伪会长期争议，很难定于一尊。我只想谈一点体会，就是观察回忆者本人在场不在场。如果他在现场，史料价值就比较高。如果不在现场，而是他听别人转述的，就可能有疑问。有些事件他们彼此之间的说法不一致。比如 1966 年 12 月底毛泽东过生日，请中央文革成员吃饭，同一件事，《戚本禹回忆录》跟《王力反思录》分歧很大。就要把他个人的利害结合进去思考，分析谁的说法可能更靠谱一些。
还有一点，我主张把这些回忆录讲述的史实和他的观点相对分开。比如戚本禹是坚定的毛派，他坚持毛泽东伟大，文化大革命正确，这个观点我们很多人不接受。但是他的回忆录讲了很多独家的经历，有些事除了他在场，别人都不在场，或者只有很少数几个人在场，但别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只有他一个人留下了回忆。比如毛泽东召集陈伯达、杨成武和他谈五七指示，这些回忆还是要当作重要的史料对待。
政治上的成功者和完全失败者之间，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吴德，他最后是中顾委委员，但毕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边缘化了。他的口述史比那些一直在台上的高官还是有所不同，还是想说出一些东西。所以说吴德的口述史《十年风雨纪事》出版之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虽然有一些细节引起了争议和质疑，但比起那些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回忆录，史料价值还是高一些。政治上不是特别顺的人，说出历史真相的心理动力更强一些。邓力群晚年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但他心里有气，《十二个春秋》也披露了重要史料。
因为时间比较紧，我就简单讲这些。
[ 丁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6 月 25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24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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