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
谢谢龙老师，我要点评的不是很多，一开始是李老师以及凌老师讲到关于国家的兴起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多的，特别是过去几年比较关心的社人类社会暴力的演变史，最典型的就是普通的人一年有多大的概率会被暴力打死，根据哈佛心理学家改行，收集了很多历史学家做的研究做了方方面面的数据，写了一本书叫做《善良写史》（音），里面一系列的数据是关于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原始部落社会，跟有国家、有政府这种前现代社会，在普通人使用暴力的命案率这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他统计了很多不同的方面，没有政府、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一年十万个人里面平均大概有七百来个人会死于暴力，只是 7% 的概率，当然这里面不包括战争的死亡，仅是一般暴力，但是有国家把对于武器和暴力的使用有国家来垄断以后，只有国家才可以合法使用以后，暴力死亡率就下降到大概万分之八左右的水平，所以从没有政府的原始社会到有政府的前现代社会，暴力下降的幅度大概是将近 8-9 倍左右的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还是有政府提供的社会安全、社会秩序这方面的公共品，从量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是非常显然的，所以这就为人类放弃狩猎、游牧，进入定居农耕以后，再后来慢慢有国家的形成，人类文明化往非暴力化方向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底征税征多少？这种社会安全的提升，使用暴力的概率下降了很多以后到底值多少钱，这个就涉及到老百姓我交一块钱的税，是不是有政府用了以后给我能够带来跟一块钱相同的当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可能会当然非常主观的，有钱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生命哪怕是减少一点点死亡的不确定性，我都愿意支付几千万人民币或者几个亿人民币，但是可能对于没那么多钱的人来说，他可能不一定付那么多。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李老师讲到了政府征税的历史演变，即使有跟这个完全相关的话题就是征多少税合适，征到的税怎么样用，这些问题必须同时也要回答，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中国现在的局面一样，大家只看到征收，税钱怎么样用基本上没什么人管。几年前北京市为了响应号召，财政尽量要透明，所以他们也把每年财政税收怎么样花也公布出来，只不过你看那个细节大概有 70% 的钱是做其他用，只有有这么 30% 有一点解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李老师做的研究蛮有意思的，对于确定征多少税合适，征到的税怎么花，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发展和演变也是同样重要的，值得关注的。
刚才凌斌老师的研究蛮有意思的，为什么支部建在连上面，这个是我以前关注蛮少的话题，所以今天学的也蛮多的。只不过他有几个结论我觉得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很容易去质疑的就是他刚才说到支部建在连上，而不是在连下，这个是最优的一个安排，这个我倒是觉得可以做更多的量化的研究，也可以找到实际的数据。比如说国民党是不是后来建到连以下所以就被打败了，或者是越南的军队支部，俄罗斯的军队、党组织、党支部是建立在小组这个层面，而不是在连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可以做一些推敲，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对比。我们的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讲的比较多的是 DAD 的方法，来做一些系统量化的对比，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验证的。
第二个结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刚才讲的，“找到了组织，发明了组织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这个假说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蛮值得我们思考的。但是至于说是不是因为支部建在连上，使得后来把国军给打败了这可能要做 DAD 方面的对比和研究，因为只是这一个经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能因为这一次就让我们觉得是这一点，因为其它他的背景和环境因素也是很显然的，比如说我们到现在都知道八年抗战，把国军给打的已经是烧身体，元气烧了太多。所以到 1945 年日军走了以后，这个时候从延安出来的我党的军队更加身强力壮，所以这个里面到底是因为抗日把国军太多的消耗，使得后来 1945 年以后结果是我们看到的，知道的那样子，还是因为党支部建在连的层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我知道组织的建立和控制也会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
也让我想到第三点，党支部建在连上面，带来的效果效力这么好的话，是不是党支部建在国企层面，是不是可以让国企做得比民企更好？有党支部和没有党支部的企业，不管是国企，当然国企都有党支部，但是如果说有的民企有党支部，另外一些民企没有党支部，就是这两类企业第一类就做得明显的可以更好，效率可以更好。这些对比更能够让我们对凌老师的这些假说找到一些实际经验数据做一些量化的对比分析，然后可以去回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蛮有意思的，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假说，是不是在数据上能够得到支持，这个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许老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到底经济学是起源于商鞅还是起源于亚当•斯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首先经济以前我也说过，不是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到底有没有经济学家，有没有经济学派？然后包括林毅夫，尤其是很喜欢说下一个该得诺贝尔奖的是中国人，刚才许老师也说第三次亿经济学的大的浪潮和大发展是在中国。但坦率讲这个里面有几个方面的误区，经济思想不等于经济学，这个是一个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可以有关于经济方面的思想，实际上不止是商鞅，还有管子，管子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怎么管理，包括放贷借钱花的官司也是有很多论述，但是有了经济思想不等于就有了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分析范式，我倒不是太在乎经济学给了我多少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教了我一整套的分析经济行为的方法，人类社会行为的分析一个方法和这个框架，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商鞅他做的，包括管子也好，尤其是刚才许老师说的很对，他是从君主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看待怎么样管理经济，怎么样管理这个社会，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我现在不管是有国家还是没有国家，有政府还是没有政府，我不管你整个经济是宏观经济怎么样，我不管这么多，我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人为什么每天早晨 5 点钟、 6 点钟一醒来就想起来，然后跑到大午温泉这个地方来开会，或者做其它他的事？因为我首先要搞清楚就是在个体层面是什么东西是他想要超越别人，比别人做出更多的努力，要达到什么东西？我首先把这些搞清楚了以后，慢慢在这个基础之上搭建一个关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经济体的产出多少， GDP 多少，君主是不是高兴，是不是权力更稳固，这些是后续的衍生品，但是我觉得对起源还是要从个人层面来出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老师说的对，因为西方社会确实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首先是从个人。就像前两天英国公投，英国可以从欧盟退出来，当然苏格兰人就说我们也可以从英国退出来，从这个方面说明是先有人后有部落，再后有国家，而不是倒过来，所以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最初的建立也是要从个人来做起点，慢慢延伸到其它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商鞅也好、管子也好，还有最近两年我看到印度一些经济思想著作也好，印度有几个也是公元前几百年的时候有几部著作，有一本著作关于国家怎么治理经济，我前不久买了一本公元前五百年前一个印度经济学家写的，征税，国家怎么样管理，经济怎么样做得更好，比管子和商鞅写的操作性要更强，非常详细。但是也有人说印度的祖先是经济学的真正起源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我刚才说的，是不是我们学到了一套工具，一套框架，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去不断累积累计、延伸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时候诺贝尔奖该轮到中国了，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增长这么多，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放心，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说经济成就奖，如果按照经济成就奖的话盖茨早就该得奖了，他创造的东西对世界的改变比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影响更大。当然我个人的偏好是很不喜欢讨论什么时候诺贝尔奖该是中国人了，这些东西你不要去想这些，如果我们喜欢做我们的经济学，做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去追求这个就行了。我总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走，我喜欢什么，什么东西让我很着迷，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做，至于做的好了以后文章是不是能够发表，书是不是有人喜欢，这不是我的第一个目标，我首先对得起我自己，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我不多说了，谢谢。
[ 陈志武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6 月 25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评议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2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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