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动辄归咎于传统，在制度上与逻辑上存在认识误区
我谈不上对张鸣教授的点评，因为也是刚刚给我的任务，但是恰好我这几年所研究的，包括发表的几篇论文和几本书，都是与此相关的，所以我就谈一点自己和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新成果。
第一，关于对于商人的政策与态度，现在可以数字化搜索，北京大学的张亚光教授发现“重农抑商”四个字，在原始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是今人评论的语言。“重本抑末”则出现过几次，在农业时代以农为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抑商”被夸大了。另一方面我们对历史现象的看法，要区别常态和极端。就是说在一个朝代两百多年当中，其主流呈现是什么，偶尔出现的、或非常态的乃至极端的现象，不应该作为常态来认识。
第二，关于产权意识与产权制度在传统中国深入人心，并成为基本的制度，经济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了这点，改变了旧有成说，并正在形成具有共识性的逻辑体系与解释框架。民间所签订的契约具有很强的效力，如果它跟皇帝的政令相抵触，比如我和吴思先生签订的协议和皇帝的大赦令相抵触怎么办？按抵赦条款，那就是皇帝下达的大赦令不影响我们的契约执行。
另一个就是朝代更替不影响契约的签订与延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契约从明代到清代，根本没有受什么影响，它一直可以保持其法律的效力。所以基本上来说，在民间，这种产权意识，包括商人的财产权，都基本上能够得到制度保证。当然可能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强权的干扰。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举出不正常的例子。比如汉武帝对于财产的剥夺，那是因为它打仗，财政亏空了，所以就到民间去进行收购。
宋代王安石也是因为财政困难而推动国进民退，但已经不是明目张胆的收购了。因为宋代建立了商税制度，汉代没有建立这种系统性的商税制度，政府嫉妒商人有钱，怎么办？就直接跟商人竞争，官员经商，同时也希望从商人哪里收购一些财产。但是宋代商人按正常的渠道，向政府纳税。
第三，对于财产、产权的干扰与破坏，这些强权主要来自于哪里？人们喜欢举抄家的例子，皇帝主要是抄什么人的家呢？都是贪腐的官员。就像我们现在处理这些贪腐的官员一样，没收其财产，但是如果你没有犯法，就不会被抄家。真正被抄家的商人历史上有几个？很少。
所以皇帝主要惩治贪官，为什么？这里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天下是皇帝的，他当然希望天下太平，最不希望天下大乱的应该就是皇帝，当然除了个别昏庸皇帝之外。他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口衔天命的代理人到地方上去进行征敛。我们湖南，两千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来过，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来能抢过湖南人的财产。皇帝只能委托官员来抢，最好的制度就是税收。但是官员跟皇帝的利益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皇帝就要对官僚进行治理，天高皇帝远，不能够允许官吏胡作非为。
当然有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到，尽管中国传统上已经出现了一套官僚体系，但是仍然有例外的情况。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却是有制度可循的，这也就是宋以后一个朝代为什么能够延续两百多年。有人慨叹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这是中国的致命弱点。其实大家到世界历史上去找一找，有哪一个国家，一个经济周期或者政治周期能够达到两百多年？没有！
如果我们问，没有这种朝代更替的人类社会有吗？没有，如果有，设想从秦始皇到现在一个朝代两千年不变！不可思议，那将不是人类了。这种感性的思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然后由此来推导许多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学术。
中国历史上，加税也不是随意的。这个制度还是比较稳定的，常态来说不是随意。皇帝也不能够随意加税，也受到多种约束。比如说税收，过去说中国古代是最残暴的，可是清代正常时段税收占 GDP 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的，约占百分之五，英国则占到百分之二十。
很多的公共设施建设，都不是由政府去做，而由民间去做，这恰好也就是我下午所要谈的民间自治。好，谢谢！
[ 龙登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 IETH 特聘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6 月 25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评议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23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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