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比较研究：一些广泛的和局部性的结论 *

Valerie B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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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已经产生了两类普遍结论：一类几乎一般的适用，一类则仅适用于一定地区内的某些国家。第一类包括良好的经济发展在保证民主持续稳定发展中的作用、政治精英在建立和毁掉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法治和国家能力对新生民主的质量和巩固发展的重要性等等。第二类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民主化的对比：例如民主化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从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快速或缓慢转型对于巩固新生民主制度的利与弊等。这两类结论对比较政治学者有两个方法论上的启示：一是怎样理解理论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衡量事件的长期性的和直接性的原因哪个更重要。

Abstrac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emocratization have produced two types of generalizations: those having nearly universal application and those applying to a range of countries within a region. In the first category are such arguments as the role of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ranteeing democratic sustainability，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elites in establishing and terminating democracy， and deficits in rule of law and state capacity as the primary challenge to the quality and survival of new democracies. In the second category are contrasts between recent democratization in post-Socialist Europe versus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for examp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i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breaking quickly versus slowly with the authoritarian past. The two sets of conclusions hav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how comparativists understand generalizability and the emphasis placed on historical versus proximate causation.

在过去二十年中，民主和民主化研究已经占据了比较政治领域的中心位置。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广泛的，从民主的发生和设计，到其整体质量和持续性都有涵盖。所研究的地方和时期也各不相同。例如，既有关于民主俱乐部的新成员，也有关于这个俱乐部的创立者和所有那些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如那些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产生的新民主国家。

为什么民主引起那么多关注——不仅在比较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例如 Barzilai， 1999； Doyle， 1983； Evangelista， 1999； Mansfield & Snyder， 1995； Maoz & Russett， 1993； Russett， 1993； Thomas， 1997）？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这是由于学术潮流和全球各地现实政治的发展相互作用决定的。前者包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富有启发性的关于民主的论述，例如Lipset（1959， 1960， 1963）、 Lipset 与 Rokkan （1967）、Moore（1966）、Dahl（1971）及Rustow（1970）等。这些著作出现的时候，民主的政府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少数——当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等地的政治格局最能说明这点。

但是，随着西班牙的佛郎哥的去世和葡萄牙的萨拉扎独裁政权的垮台，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独裁极权政体给民主制度让路。到九十年代，这股民主化浪潮甚至席卷那些历史上从未有过民主经验的国家，如非洲和苏联、东欧等地。

当然，很多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成长起来的新生民主国家是有缺陷、脆弱的，有些是昙花一现的。但这并不削弱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由于最近一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了极大的范围，在今天，世界上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民的比例比任何时候都更高。

所以，把民主化放在比较政治研究的最高位置，是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证原因的。本文的目的是理清我们已经了解的东西。①我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找出已有的理论共识，即那些对不同的案例、地区和时间都适用的结论。简而言之，民主化看来是具有一些共性的。第二，我找出那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这些结论是有例证的，不过例证的数量有限。尽管这些结论很有说服力，但是它们只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的现实有意义。因此，它们的理论意义介于普世的和独特的政治现实之间。

最后一方面是关于方法论的。在罗列上述这些普遍结论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面对一些对于所有比较政治学者都有意义的话题。这些问题和具体的内容无关，而主要是方法论的。例如，对概念的使用和滥用，选择个案的原则和因此导致的后果，以及某个论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之间能否转化。我将讨论所有的这些方法论点问题，不过主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结论的可通用性。本文的目的就是讨论两类可通用的普遍性结论，所以关于通用性的方法论问题尤其重要。要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一般的比较政治研究中以及最近一些关于比较政治研究和地域专家的作用的争论都是个基本问题。

一、关于民主化的一般性结论

关于民主化我们知道什么？由于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庞大无比、纷繁芜杂，似乎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普遍的结论，要么是恰恰相反，即这种普遍性的结论非常少。达尔（Dahl， 1998）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他说：

民主已经被激烈讨论了2500年，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提出一套关于民主的条理清楚的思想，人人或几乎人人都能接受。然而，不论是好是坏，事实并非如此。

盖丝（Geddes， 1999）在对有关近年来拉美民主化的文献的评论中（也请参见Remmer， 1991），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判断，而且说得更细致：结论性的东西有一些，但非常有限。按照她的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从专制政府通向民主政府的道路是很多的。

的确，在有关文献中，不同观点和意见非常多。例如，在关于新民主国家的起源、质量、持久性的问题上，各位学者意见纷纭（例如：Collier & Levistsky， 1997；Diamond， Hartlyn & Linz， 1999；Edles， 1998；Fishman， 1990；Gasiorowski & Power，1998）。因此，他们分析最老的民主国家和二次大战期间欧洲民主国家的不同的生存率时，对这些问题上同样分歧很多（Berman， 1997， 1998； Bermeo， 1994， 1998； Collier & Mahoney， 1996； Downing， 1992； Ermakoff， 1997； Ertman， 1998； Linz & Stpan， 1978； Luebbert， 1991； Moore， 1966； Putnam， 1993； Rueschemeyer， Stephens & Stephens， 1992； Szucs， 1983； Tilton， 1974）。在这相互竞争的解释的风浪中，倒是有几个共识的岛屿。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们会有一些共识。不过，他们相互同意的往往是不同因素（变量） 之间的联系，而不见得是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一）经济发展和民主

一个意见较一致的领域牵涉一个古老的问题。而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新的提法：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民主的发生的影响（如人们早期认为的那样，参见Cutwight， 1963； Lipset， 1959）似乎不如对民主的稳定发展影响大（参见Gasiorowski & Power， 1998； Londregan & Poole， 1996； 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1996； Przeworski & Limongi， 1997）。这意味着尽管在穷的国家和富的国家都一样能够出现民主，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高的国家，民主存活在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当然，其他因素如经济绩效、社会经济的相对平等度、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等，也有关系。但是Pzewirski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只到1990年就没有了，因此许多新的民主国家没有考虑在内，例如前苏联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面貌差异很大的国家（Bunce， 1990c）。尽管从这三十来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实践上看，人均收入和民主化是有联系的，但事实上，在这个背景下，和民主化最密切的因素是经济改革（剔除一定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 （Fish， 1998a， 1998b； cf. Kopstein & Reilly， 1999）。从而，经济改革程度高的国家（表现在经济私有化的程度和贸易与价格放松的程度）在民主化进程中也更进一步（由“自由之家”对政治自由和民权的评分来判断）。

但是，这个发现不能够削弱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持久性的论断。事实上，最富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成了民主制度最巩固的部分，而最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成了有缺陷的民主或是专制体制。而且，该地区最穷者在社会主义时代后很早就跳进民主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些，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最近几年正在滑离民主。但是，对这些普遍结论有一些有趣的例外。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国家，但民主的缺失很明显（尽管从最近选举的转变来看，情况在改变），而蒙古处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端，它的民主的质量却相对较高。

迄今为止，对于为什么高的人均收入（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仅有斯洛文尼亚达到有关标准）确实保证民主制度的存在，仍未有共识。一些理论已经或隐或现地出现了。例如，有人提出，持久的经济成长能削弱专制政府的权力基础，同时加强公民社会，因而增强其抑制强权政府的能力 （Rueschemeyer et al.， 1992）；也有人提出，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会巩固民主（Lipset， 1959， 1963； 不过请看Jones， 1998 对亚太地区及Rueschemeyer et al.， 1992对西欧和拉美提出的疑问）；还有人提出，经济发展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关注政治和社会并且对政治充满期望的公众，他们要求进入政治程序内，要求负责任的政府（见Lewin， 1988对俄罗斯的研究）。另外一些学者指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成功运行，既促进又要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妥协（Przeworski & Wallerstein， 1982）。最后一种思路认为，人均收入代表的经济水平不见得是促成民主的原因，而只是一个指针，表明历史发展已造成一些的独立的结果，包括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良好的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较多的民主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安全的地缘政治位置合二为一（Downing， 1992）。这两点促成了民主和资本主义出现，并且长时间以来加强了他们的持久性和良好的运行。

（二）精英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一个广泛的共识是，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特别是，能否从专制到民主成功的过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导阶层的兴趣、价值、行为，取决于在过渡中他们的地位是否安全，是否有地位降低的可能性，是否有向上的机会或至少是潜在的向上的机会（DiPalma， 1990； Higley & Gunther， 1992； O’Donnell et al.， 1986； 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见Kullberg & Zimmerman， 1999； Rivera， 1999）。关于这一点，极为重要的是看来它对三次民主化浪潮都适用。确实，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关于精英如何影响民主化过程的简略的总述。根据Moore （1966） 的说法，当精英分化的时候，民主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按亨廷顿（Huntington， 1991）的说法，分化的精英使得专政政权有了更大的政治选择范围。

在我们为自己已经提出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共识而庆祝之前，需要指出几点。一个是关于精英的中心地位的争论。这里的问题主要牵涉到，什么时候可以算是民主的篇章的开始，以及如何界定精英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例如，在最近西班牙和波兰的转型中，当权的和反对派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是关键的。这显然没错，因为这一类的转型就是定义为按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协议来进行的。但是，两类精英（掌权的精英和寻求权力的精英）谈判中的路线和影响力却是被大众强烈影响的。无论是在过渡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过渡的过程中都是如此。在开始之前，群众运动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对现政权充分地表达了广泛的不满；在过渡的过程中，群众运动适当地减弱、缓解了独裁者的对被清算的恐惧（至少在短时间内），因而有助于实现从专制制度的平稳转化（见Bermeo， 1997； Bunce， 1999b； Ekiert， 1996； Ekiert & Kubik， 1998； fishman， 1990； Tarrow， 1995b， 1996b）。这样，通过斗争（施加压力）和合作，公众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起了一个关键作用。

另外还需要加一个概念性的说明。对于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大家有了共识，但在这之下，对于理解民主制度怎样出现以及政治精英如何影响这一过程是有分歧的。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民主是精英行为的产物，而精英的行为又是大的社会动力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精英只是利用了长期社会发展造成的条件，同时是在恰当位置代表了相应的社会力量。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来说，精英的所作所为和在高度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中采取的有目的的行动，是在民主上升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尽管精英这个名词在两种观点中是一样的，但一个与历史动力相联系，另一个却具有直接的影响，很不一样。

这种分歧在政治学上是常见的，反映了不同理论之间的此消彼长（见Kitschelt， 1992）。因而，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严谨的解释。他们担心原因和结果之间巨大的时空距离，因为这种距离会使得原因的作用复杂化；因此他们就研究一些重要的直接因素。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担心这些原因有更深的根源。他们指出，如果时间参数限制过死，一些结果会不会被错当成原因；因而，他们便将研究问题在时间上向后追溯。

这种思考嗜好上的差别当然不可能确定谁是谁非。但是在这些分析偏好在民主化比较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分配模式（尽管不完美）。那些分析新生民主国家根源的学者，不管是在很多世纪以前的西北欧，还是在最近的欧洲东部或非洲，倾向于长期的阵营的非常多（见Bratton & Van de Walle， 1997； Bunce， 1998， 1999a； Downing， 1992； Ekiert， 1996， 1998； Fatton， 1999； Grzymala-Busse， 2000； Moore， 1966）。相反，再民主化研究——基本上那些关注最近在拉美和南欧的学者的保留地——则倾向于被短期阵营统治（DiPalma， 1990； O’Donnell et al.， 1986）。总的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在第一类情况下，民主事业看来产生于基本的变化，这些变化离开历史的研究是不能确定的；在第二情况下，牛鬼蛇神②只在细节当中存在。这样，长期的考量和大的社会动力在分析新民主国家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中就可能十分重要，胜过对于再民主化分析。所以，不同的思考嗜好也许是由于所面对的实证经验的不同。

（三）精英和民主化的过程

如果政治领导人，由于不同的原因，被认为是民主的缔造者，那么在最初的转型结束后，他们也会起到民主的维护者或破坏者的作用。比方说，他们设计政治机构（这些影响民主的质量，也许还影响民主的生存）；他们决定或多或少地接受民主游戏规则的限制（这影响民主的质量和持久性；见O’Donnell， 1994，1996）；而在经济和政治困难时期，他们可以使用权力保护民主或破坏民主。

然而，一般认为，一旦建立起来后，民主的发展是依靠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的，而精英（他们的态度、行为）仅仅是这些因素的其中之一。例如，造成民主衰落的因素特别多（见Bermeo， 1998； Ertman， 1998； Fish， 1998c； Hanson & Kopstein， 1997； Linz & Stepan， 1978， 1997； Putnam， 1993）。这其中的长期因素包括专制社会留下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制度性的遗产，以及民主制度出现后对这些遗产产生的干涉、破坏及逐步排除的程度（见Baker， Dalton， & Hildebrandt， 1981；Berman，1997；Bermeo， 1998； Dahrendorf， 1967； Ertman， 1998； Hanson & Kopstein， 1997； Loveman， 1994； Putnam， 1993； Seligson， 1999）。另外还有大量的中期因素：如经济状况、民间社会和社会资本的形式和密度、公众观点极端化程度，或者，相反的，公众观点分裂有限等（见Ahl， 1999）。此外还有大量的制度性问题，包括议会制或是总统制政府、选举制度的设计、政党纲领的发展及以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等（Berman，1997； cf. Bunce & Csanadi， 1993； Hanson & Kopstein， 1997； Kitschelt， Mansfeldova， Markowski & Toka， 1999）。

最后，还有大量的相关因素可以解释民主的失败。一方面是国际影响，例如国际经济施加的强大的压力破坏了国内支持民主的联盟，或主要的国际力量对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供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导人能够一方面宣称他们完全保护民主，另一方面却采取破坏民主规则的行为（Fish， 1998c； Hanson & Kopstein， 1997）。另一方面是一个国内因素，而这促使我们回到最初的认识，即精英的作用。在危机时期，政治领导人会不会决定破坏民主实践？他们这样做，有时甚至在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相背，有时没有公众的支持，有时候甚至能通过宪法程序实现（见Bermeo， 1998； Ermakoff， 1997）。

根据这些理论，似乎可以说，民主被破坏的过程不应算是以精英为中心的过程。但是，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问题。尽管民主巩固中受各种因素影响，但民主的终结主要是政治的因素。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区别对待两类经常混淆的问题，就能明白精英的重要性。民主的质量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而毁掉民主的，主要是政治军事领导人的行为。

（四）制度性设计

上面已提到，在另一个领域，依据不同的案例，有关论断大体趋向于一致。这是在制度设计和关于制度选择对政治发展状况会产生的巨大效果方面（见Carey， 2000； 关于联邦制，见O’Neill， 1999； Stepan， 1999）。在民主化的研究中，主导性的结论是：议会制在民主的巩固性上（如果不是在民主的生存上），要优于总统制（见Bernhard， 1999； Easter， 1997； Linz & Stepan， 1996； Mainwaring & Shugart， 1997； Przeworski et al.， 1996； Stepan & Skach， 1993； cf. Shugart & Carey， 1992）。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论断——有时需要重要的修正（见Bernhard， 1999）——看起来可以运用到所有新民主国家。简单地说，当政府形式是议会制的时候，民主持续和深化的可能性就较高。而且，这个论点有助于（但并不绝对）理解欧洲各国的民主政体在两次大战之间是幸存下来或者毁灭了（Berman， 1997； Bernhard， 1999； Linz & Stepan， 1978， 1996）。

唯一有争议的是，怎样解释这种现象 （见Carey，2000）。一些分析家认为，关键是制度的具体设计和这种设计对几方面的影响。一是对政客和机构之间冲突的程度的影响，一是对意识形态分化的广度和持极端路线者能够获得的支持的影响；还有就是对主要领导人无视、绕开、架空民主的游戏规则的意愿及能力的影响。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些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就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理解制度设计。这就使我们回到刚才说的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一方面，制度设计可以看成事物发展的结果，而造成某种制度设计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专制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在制度选择的时候对于坚守专制和推动民主的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影响。这种力量分配决定宪政安排以及随后的民主发展的轨迹（Bunce， 1997； Easter， 1997）。另外一个方法是将政治领袖的类型和制度设计的相互影响看作关键。一个新的民主国家里，如果某位领导被广泛认为是民族的解放者和人民领袖，因而成为国家的创始人，那么民主退化回专制的威胁就最大，至少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Fish， 1998c）。如果这个领导人同时又拥有总统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源（在选择制度类型的过程中，出于自利的原因，这样的领导人经常也选择这种制度），则非民主化的可能性就更大。

（五）民族和国家

1970年，Rustow 提出民主化成功的两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巩固的国家边界和统一的民族认同。前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的例子证明，Rustow 的理论是对的。至少，对于民族和国家边界的争论会使民主化的过程复杂化，甚至阻碍了向民主的过渡或者导致过渡的失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单一性就保证民主的实现，或者民族多元化就会损害民主。例如，民族单一性最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是波兰、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头两个国家是巩固的民主国家，而后两个已经非民主化了。这个名单中还可以加上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两个民族多元但民主相对稳定的非洲国家（Miles， 1999）。最重要的例子也许是印度。这是一个民族极其多元但有持久民主的国家，还有许多额外的负担（有关分离主义运动的文献已指出这一点）；它既有地域上集中的民族社会，又有种族联邦的政治结构（Bunce， 1999c； Manor， 1998； Varshney， 1997， 1998）。

若认为新生国家的民主容易毁灭也是错误的（Motyl， 1997）。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给我们很多启示。看起来新国家里民主持久存在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利的，一个是必要的。有利条件是，在历史上有过独立的国家地位，比如前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但是在塞尔维亚的例子中，结果是相反的。必要的条件是，公众要能够成功地就民族的构成和国家的边界达成大体一致，并且这个一致把建国计划和民主政权计划联系起来（如斯洛文尼亚、捷克、俄罗斯，但不包括白俄罗斯）。一个历史上没有国家直接影响的地方，民族构成就会成为持续争论的根源。这样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建国计划不能与民主目标联系起来，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也不可能持久。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视为对民主的威胁是一种普遍观点。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西欧民主发展中民族主义历史性的中心地位的话，这种观点是很奇怪的。事实上，我们有更多的当代的理由去质疑这个关于民族主义是反民主的假设。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说民族主义削弱了克罗地亚的民主，颠覆了南斯拉夫的民主（或者说是黑山、塞尔维亚和其附属的科索沃和瓦伏丁那），那么它对于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发展也作出了强有力的贡献（Bunce， 1999c； Karklins， 1993； Kennedy， 1999）。这种贡献和多年前对法国的贡献一样。民族主义提供了挑战专制制度所需的持久的强大的政治资源，民族主义建立了公民的身份，民族主义确立了政府必须响应公民的要求并对公民负责等标准。

关键是，民族主义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它能够和民主和非民主的目标相结合，因而形成不同的制度轨迹。民族主义能够动员社会力量，也能遣散社会力量。对政权的道路有影响的关键问题是民族主义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政治组合中的分配，以及动员起来的或遣散了的群体掌握的资源的多少（参见Gagnon， 1994）。

（六）正规的制度，违规的作法

最后一个似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是有关国家对于建设民主的重要性的。在新的民主国家中，经常出现符合民主标准的正式制度和不符合民主标准的实践之间的差距。这也产生了一个共识：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法治，或法治发展不平衡（见Holmes， 1996； Krygier， 1997； O’Donnell， 1998， 1999； Sajo， 1998； 关于俄罗斯虚弱的政府对民主化的贡献问题，见Shevtsova， 1999）。在这三个地区，有关问题包括：选举出来的官员能否有效控制政府机构，以及政府机构是否遵守民主程序；政治领导人在当选后坚持民主实践、保持行为的透明和尽责的程度；政权和国家把选民的要求变成公共政策并加以实施的能力；不须选举但有实力的活动集团影响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实施的能力；政权的能力完全受限于国家；当然，更普遍的是腐败问题（见Bratton， 1998； Diamond et al.， 1999； Fatton， 1999； Jackson & Rosberg， 1982； O’Donnell， 1993， 1998， 1999； Treisman， 1998）。

行文至此，两个论断看起来适用于大多数新民主国家。一个是重新给民主下定义。就是说，一般说的最低要求的定义——或用Przeworski的话说，不确定的（政治）结果——应当被理解为民主治理必要的，但是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至于这种重新定义是否意味着对民主的等级、质量、类型、是否存在要分别对待，则还有不少争论。第二个是对新民主国家的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政权和国家制度的力量和能力。在实践上，这首先意味着关注司法制度和司法文化。没有法治，民主不能完全实现。

简而言之，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的保证——如同它是市场经济的保证（见Hendley， 1997； Holmes， 1996； Kaufman， 1999； Schamis， 1994； Sharlet， 1998）。这是能够从世界上最老的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得出的结论。由于她们历史的发展，她们非同寻常地（也许独一无二地）具备了能干的政府、法治的文化和实践、理性和政治上负责的公共管理等等。但是，这些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在最近的民主化研究中经常被忽略，而且在讨论最近的向自由市场的过渡中也经常被忽略。这是因为大量的关于民主化（以及关于经济改革）的论文强调支持更弱的政府而不是更强的政府，因而削弱国家的概念。例如，讨论民间社会时，往往鼓励独立于国家的社团生活的的目标（尽管无论是在老的还是新的民主国家，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对结社自由的司法保障）；关注于政体的种类（民主与否）和节制国家权力的需要，以及将一些并不相干的论题，如政府的规模、对社会的穿透度、管理的效度、暴政等过于随意地放在一起讨论（Mann， 1986， 1993）。

这提示我们应当把民主看成是两个部分的命题：既要有不确定的结果（或竞争性的结果）又要有确定的程序。的确，正是被规则限制下与竞争的结合使得民主既对公众的要求反应灵敏而又富有效率。而且这一论断看来也适用于市场经济。这个定义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助于使得我们能够敏锐地发现政体变化中的关键部分。例如，国家社会主义正是基于完全相反的原则——有确定的结果，但是是不确定的程序。另外一个例子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正如我们通常会看到的那样，许多新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它们多成为一种混合政体，把专制的成分和民主的成分结合起来。通常对它们的分析是通过对政治发展线索和其复杂历史源头的长时间讨论来进行。但是问题可以被表述得更简洁些。许多这样的政体具有民主的不确定的结果和专制主义不确定的程序。他们打乱了政治，但是没有重新形成一套稳定的游戏规则。

（七）广泛的和有限制的普遍结论

可见，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已经提出了五个看起来至少适用于新民主国家甚至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的普遍结论：1、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对民主的持续的确有保证作用；2、政治领导人在建立和设计民主过程中及在事关民主的生死存亡的时刻有中心作用；3、对于民主的持续议会制优于总统制； 4、民族和国际问题的确定对于民主的质量和生存是关键的；5、老而巩固和新而脆弱的民主国家有共同的基础，即不确定的（政治）结果，但一个有确定的程序，一个有不确定的程序，这是区分这两类民主国家的标志。

但是，在提出这些结论的过程中，我们也强调其他一些更普遍的与民主和民主化有关的议题。一是需要更严格地思考民主的质量和生存力，以及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二者是否一定会相伴而行的。第二，是否有几条通往民主的道路？一条本质上是渐进的、自然发展的道路，另一条是有计划转型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意味着从长期历史的发展来分析民主的出现，第二条则强调直接的（特别是政治家的）影响。第三，区别国家能力和政体种类十分重要，并且，在评价民主统治的质量和持续性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两个领域中政治行为。

让我们现在转到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从最近的拉美、南欧、东欧、亚洲、非洲的民主化的比较研究中出现的一个论点是，民主化中的一些重要的模式是有地区性特征的。简单地说，有关民主制度的持续性的过程和相应的回报均会如此。具体而言，脱离专制主义统治、迈向民主、影响民主化的重要因素、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等等，看起来全都有地域性。换句话说，不少关于最近民主化的普遍结论是强有力的，但也是地域性的。下面我讨论这一类结论。

二、民主化的地域性特征

很多对新民主国家的比较研究的集中在一个单独地区内如拉美、南欧、前社会主义地区、非洲、亚洲等。这不奇怪。（研究者的）智力和理论准备，这些地区内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发生的特征，迫切想进行可控制的、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的愿望，都使得地区内研究（如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等进行比较）比较理想。

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已经被跨地区研究进一步的支持（例如，Kwon， 1999； Levitsky & Way， 1998； Linz & Stepan， 1996）。基本结论就是，民主化尽管在南欧、拉美、前社会主义欧洲（东欧）大体上有同样的轮廓，但在关键的细节上区别很大。所有新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三个问题：打破专制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想出办法获得前专制政府中精英的合作。但是，它们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这些战略是加强还是损害民主，看起来有较大的地区差异。

更具体地说，我们有以下结论。第一，在拉美和南欧国家中，快速持久民主化成功可能性最大的模式是在专制主义精英和反对派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尽管哥斯达尼加和葡萄牙是明显例外）（见Gunther， 1992； Karl， 1990， Edles， 1998）。通过达成协议来转型看来比其它一些方式，例如通过群众运动（示威等）实现政权改变，要好一些。这是因为协议转型的方式增加了当时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的确定性。协议的方式还能争取到专制政府中一些成员的合作，并因而使即将产生的政治制度也和他们的利益相关，加强政治稳定的可能性，因而降低了专制主义者关于民主将带来不稳定的担心。这一点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如果使用协议作为一条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桥梁，专制政府的成员和反对派就会有相互合作的动机和能力。

但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协议过渡看起来不如大规模群众抗议和专制政权的突然崩溃的过渡可行（Bunce， 1995， 1998， 1999a； 还可参见Bratton & Van de Walle， 1997）。例如，两个协议过渡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在今天看来，它们的民主都不比其它国家例如捷克和立陶宛更彻底、更确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特别是波兰、斯洛文尼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也强化了一些拉美研究专家的结论，即在这些地区内，很多过渡模式很难被归类，因为它们既包含了协议过渡的因素，又包括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因素（参见Elster， 1996； Hartlyn， 1998等）。

我们可以把民主化过程中协议过渡、大规模群众运动、政权崩溃三种机制之间的区别先放在一边，而考虑一个更基本的对比。在政权转换过程中，让我们比较在专制和民主制度之间架起桥梁的过渡形式和与专制主义一刀两断的过渡形式。第一个方式在南方（南欧、拉美）成功地带来全面的和持久的民主（尽管葡萄牙的例子不一定），第二个办法在东方（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最为成功。南方最好的例子是西班牙：达成协议、组成过渡政府、第一次竞争式选举的结果等都起到了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桥梁的作用。简单地说，西班牙的方式就是在从专制通往民主道路上修了许多半路房子。

与此相反，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最成功的民主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国家等——的共同点在于，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彻底地拒绝社会主义过去，摒弃社会主义时期的政府领导。更具体地说，所有这些案例都有民主制度的迅速建立，反对派在第一次大选中获胜，随后经济上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③。这三个方面表达的信息是相同的：决裂好，桥梁不好。在明显出现了桥梁的地方，例如在一些国家，共产党在选举中力量和反对派平衡甚至优于反对派，则民主和经济改革的成本就很高。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在该地区占多数。其最好的结果是在民主的道路上磕磕绊绊，最坏的结果是非民主化或者专制主义的延续。一个相关的成本是要么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打折扣，要么是继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两种情况下，经济状况都不如那些反对派赢得第一次大选的国家。

在别的文章里，我已经讨论过为什么桥梁式过渡在南方、决裂式过渡在东方更成功（Bunce，1998）。这里只需指出看来影响这两种战略在不同地区的成本和效益不同的是两个相联系的因素：反对派快速前进的愿望和能力。在最成功的南方例子当中，愿望适中而能力低。这是从几个方面来说的：这些地方多数情况下缺乏大范围的公众自发的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有过去民主失败的历史记忆；长期有较强的军方势力；还有，由于当时民主尚未成为世界潮流，脱离专制的过渡看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最成功的东方的例子中，高度的愿望和强大的能力同时存在。这也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些地区内大面积的崩溃和其它地方出现的众多向民主成功过渡的先例；没有过去民主失败的例子（同时也可以说过去没有经历过民主）；长期以来，军方远离政治已成为制度；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和第一次选举结果清楚的传达出来的公民对民主的支持（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家不要社会主义了，所以选择民主）。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个广泛的信念：与社会主义决裂失败或在与旧政权的政治蜜月中得益都会对建设民主和资本主义造成损害，从而使结局不尽人意。直截了当地说，两种过渡的背景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决定了操纵变革者对于变动的能力和这样做的必要性的不同的考量，由此选择的作法就带来了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这样，南方有其成功之路，而东方的成功之路则是另一条。这反映了专制主义的遗产和过渡时机的不同。

（一）民主化和经济改革

背景的重要性同样反映在其它两个问题上。一是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研究近年来南方民主化的学者倾向于把经济改革看成是一个可能破坏民主计划的过程。反之亦然，他们认为建立民主制度也会影响经济转型（这一论点在研究非洲的学者当中也很常见，参见Bienen & Herbst， 1996； Widener， 1994）。经济改革的压力会造成新生民主国家政局的不稳，政治问题也会造成新生民主国家经济改革的困难。在新生民主国家里，权力不集中，制度才初创，政治领导既害怕公众的愤怒，又受限于他们自己相对较短的政治视野。因此，有人提出，经济改革应当被推迟到民主巩固后才能进行。这个论点以学者们对西班牙的分析最具代表性（见Haggard & Kaufman， 1995； Linz & Stepan， 1996； Maravall， 1993； Przeworski， 1991， 1995； 要看一个相对较复杂的观点，见Weyland， 1998）。

相应地，在东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开始的时候，一些人也有相似的担忧和相应的对策建议。的确，如果上述论断确实有点道理，那它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最适合：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新的，而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十分虚弱，公众对于社会经济平等和一夜之间从身份到富裕程度都成为欧洲一部分持有很高的期望，还有史无前例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高成本和不可预知的回报。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事实的发展却似乎与这些担忧相反。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看来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是密切相关的（Bune， 1994， 1999a； Fish， 1998a， 1998b； 关于东亚和几个中美洲有参考性的类似例子，分别参见Choi， 1992 和Yashar， 1997）。这一地区所有巩固的民主国家都较成功地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民主发展相对不确定的国家在这方面进展很小。而在那些保持专制政权的国家里，经济改革就根本是缺乏的。

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看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与国家社会主义决裂的共识形成后，大众和反对派是否在思想上将市场经济与民主联系在一起；2、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出现的机制，在多大的程度上使专制政府的精英可以用他们的政治资源换来相应的经济利益；3、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通过何种方式打散利益集团（尤其是失势集团），并同时迅速地使得益者对新的制度有快且不断增大的切身利益；4、较强的民族共识（即民族主义）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它能支持领导人的行动，使领导和大众之间形成一个政治蜜月。最后一点可以简洁地说成：民族主义可以拉长人们的视野，促成人们向前看而不短视。这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经济转型造成的经济困难能够忍受更长的时间（见Abdelal， 1999）。

（二）对民主的威胁

正如前面提到的，拉美和前社会主义欧洲都有一个对民主的重要威胁：软弱的法治。除此之外，关于民主持续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很难就什么使民主质量不尽如人意（或使民主终结）得出稳妥的结论呢？一个理由是，不同的地方所受到的制约不同，所面对的有利因素也不同（关于不同的因果路径，参阅Ragin， 1998）。例如，前社会主义地区的有利因素是高度受教育的人口、文官政府对军事控制的传统、相对的社会经济平等（过去十年中在中东欧国家中大致如此，在前苏联却不然）。然而这个地区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不利遗产，如软弱的公民和政治社会、社会主义经济的低效率（在过渡前，在很多地方已经持续了十年的糜烂）、公众要么是意识形态高度极端化，要么是缺乏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区别、国家能力较弱、关于民族身份界定的持续争论，等等（关于这些论点的有益讨论，参见Ahl， 1999； Nodia， 1999）。须知，组成苏联和东欧的27个国家中，有22个是二战结束前后新出现的。

相反，拉美新生民主国家的优势是国家的时间长、有长期的民主经验（尽管有例外）和有益的制度遗产、稳定的市场经济文化和实践（不过也有进口替代战略带来的负担，见Schamis， 1999）等，而且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是这一地区的民主质量和前景受到的挑战来自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宪法赋予的军事在政治中的地位（这也是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造成的历史遗留）、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有污点的主要领导人、欠发展的右派政党、民粹主义的传统（这一点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时代尤其有关系）等方面（Diamond et al.， 1999； Gibson， 1996； Knight， 1998； Loveman， 1994； Roberts， 1995）。这些关于地区性效应的论断，涵盖了各种专制主义旧制度的特征，可以被用于其它地方和其它时间。这里我仅仅做一个提示。在亚洲，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大众的对于政治冲突的不满和不民主的中产阶级会削弱民主的质量（Jones， 1998）。在非洲，普遍的问题是国家软弱（以及软弱政府的伙伴：腐败）和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及制度现实的不相匹配（Bratton， 1998； Joseph， 1997）。最后，很多研究试图回答：什么使得西北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世界的其它部分如此不同？毫不惊讶，答案多种多样，包括保障私人财产的好处、法治、理性的行政管理、地缘政治安全、分裂的精英、独立的资产阶级等，凡此种种。不过一个共识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些地方都有而其它地方缺乏的，是一个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制度、强有力的政府几样东西之间的良性循环（见Krygier， 1997）。

（三）“地区”的重要性和涵义

应该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这些最近民主化中出现的地域特征。首先，大多数比较政治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主要是研究一个地区。考虑到智力资本的投资数量，要转去研究另一个地方是成本很大的。而且，地域性研究倾向于提出他们自己的概念和研究议程。这两点都说明：地域差异的出现，不是因为实证的结果确实，而是因为对于跨地域的研究很少，而且这种分割本身就会造成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老问题的地区研究版本，即案例的选择决定得出的结论（见Geddes， 1990； Dion， 1998）。

当运用到新民主国家的时候，这种解读缺乏说服力。许多研究事实上是跨地区的（包括本文），但还是发现地区间的互相对立的结论（Kwon， 1999； Levitsky & Way， 1998； Linz & Stepan， 1996； Greskovits & Schamis， 1999）。而且，民主过渡学的霸权已经提出一些理论、概念、疑问。可见地区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由学者人为制造的。最后，以上的比较是通过对民主转型的各个阶段和方面考察完全相同的问题来进行的：关于脱离专制主义、第一次选举的结果、民主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对民主生存的威胁等。因而，地区差异似乎是有学术和实际意义的。

但是，地区到底是什么意思？King（1996）已经提出，地区和任何空间建构（如城市和乡村）只是其它起作用的因素（如收入水平）的方便的概括而已。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地区”不应该是一个原因。从另一方面来看，“地区”也是有问题的。它使得我们离开比较政治的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即力求找到其它变量来代替地域（Przeworski & Teune， 1970）。

那么，我们说的民主化中的地区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在最宽泛的层面上，“地区”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那些该地区特有的，但对该地区内部各国又是共有的一些影响经济结构和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发展、特征、连续性的历史因素。这些历史遗产会影响到民主和市场经济能否产生、何时产生，影响到每个政权采取的何种形式，影响巩固和挑战这些政权的政治力量以及这些政治力量能够支配的资源，还包括其中的一些影响政权的持续性和运行的因素。如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如阶级和性别），“地区”是一个用来装一些因素的包，这些因素可以涵盖在“地区”这样一个单独术语之下。“地区”在形式上是空间的，而不是其它，例如行业性或时间性的。但它还是能够解释一些东西。承认这点之后，我们也还须注意“地区”的另一个特征（对于其它解释性变量也一样），即它的效果也是具体的。例如在民主化的研究中，“地区”能解释一些问题，但对另一些问题就没用。这从关于民主化广泛的与有限制的普遍结论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来。

不幸的是，“地区”的界限是比较松散的。就像其它的一些解释性的变量一样，对“地区”的界定基本上要由所研究的问题而定。所以，就像Putnam（1993，另见Tarrow， 1996a）发现意大利内部的社会资本存在地区差别一样，当代的中东欧专家在该地区内部也分区分出北部的国家与南部国家之间的差别：北部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促进了民主和市场经济发展，而南部，历史渐进主义更多地成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负担（Pusic， 1997）。使“地区”观念更复杂化的例子是前苏联。这一“地区”的国家可能分成89个“地区”来研究可能更好（Shenfield， 1998； Stoner-Weiss， 1997）。同时，相对所有这些“地区”的易变的概念，也可以有反“地区”的结论。例如，在印度甚至俄罗斯联邦国家框架之下，其内部的“地区”差异就相对受到减弱。另外一个联邦国家德国由于是欧盟的成员，则受到欧盟的影响，可能和欧盟内其它“地区”在一些方面趋同的趋势。俄罗斯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使得它和前苏联范围内其它“地区”的一些共性（此外还有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2500万俄罗斯人）。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不论北部的还是南部的，都有国家社会主义独裁和苏维埃集团成员的共同“地区”历史。

因而，“地区”这个变量缺少社会科学家所看重的具体性。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涵义变化太大，可能随时间和研究的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它很容易造成误解，而且常常很不具体。不过这些问题也不能贬低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在最近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当中，“地区”的涵义应该说是相对稳定和清楚的，尤其是帮助我们理解地域内的大致发展轮廓，以及对专制体制的制度设计和穿透度的比较中。第二，在民主的出现和发展中，地区的因素常常是不确定的。总而言之，地区因素对民主化的某些方面没有影响，对另一些方面却是关键。换句话说，民主化有很多明显的共性，其中一些已基本接近普世性，而另一些则是地区性的。

（四）对方法论的意义

要结束此文时，如果要重新列举一遍在民主化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普遍结论就太枯燥了。所以，我在此结论部分讨论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其实在上文的讨论中已经触及到了。主要是比较政治学者都熟悉的三类问题：概念、个案选择、因果定性。

和比较政治研究中所有领域一样，比较民主化研究也受到概念模糊问题的困扰。正如Collier 和Levitsky（1997）所说，概念就像一个个容器。它们对学者的用处，与从底下漏出东西和从顶部溅出东西的可能性成反比。上文已提到，在民主化的比较研究中，主要的概念问题出现在后一种情况。简单地说，许多重要概念结合得混成一体，分解不够。例如，关于民主巩固的程度就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指标（Becker， 1999； Schedler， 1998），而民主失败通常与另外一些概念如民主的质量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混在一起。还有就是“民主化”这个词本身。因为这一概念有价值观上的吸引力，号称能够散播全球，又有丰富的理论传统，所以它已经成为一个标签，人人都用。但凡专制统治受到挑战、出现松动或者仅仅出现变动，人们都称其为民主化。事实上，在新生民主国家中，大多数看来既非民主亦非独裁，而是混合政权（Becker， 1999； Bratton， 1998； Karl， 1995； McFaul， 1999； O’Donnell， 1996）。在马基维利式的民主与专制截然对立的世界中，这些政权能够既不属于这个，也不属于那个。

概念包含太多东西造成几个问题。一是削弱了解释力。这一是由于假的确定性，比如“民主化”的例子。第二是由于解释变量的数目过多，各种各样，甚至理论解释都过多，莫衷一是。例如在民主巩固的例子中，民主质量、民主失败、后续政权等论题被不幸地混为一谈。这样不能区别的概念使得结果混淆，而同时又造成原因过多。这种分析的结果正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忌讳的。

一个相关的损失是数据的误读。例如Roeder （1994，1998）就指出，如果政权类型的出现频率是主要的研究对象，那么在研究前苏联地区的政治状况时就应当集中在专制上，而不是民主。但是，民主是大家乐意采用的比较标准。另一个例子是用形容词来给民主加定语有无意义（Coller & Levitsky， 1997）④。或者说，指出越来越多的非民主化或者民主失败的例子是否有用，因为真正的原因或许更简单——那些国家如果不是因为民主的定义过于宽松的话，可能本来就不应归于民主之列。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民主受挫的。关于民主终结的研究经常认定民主的质量和民主的持续性之间有高度的联系：质量高的民主就会持续，质量差则否。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例子显示并非如此。这要求我们把两个议题审慎考察（此外，非洲、亚洲、拉美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墨西哥，见Rubio， 1997）。也许，一些新民主国家之所以看起来比较持久，是由于它们的失败的过程化了很长时间。完全的民主将破坏个别的但持久的政经联盟，这些联盟可以同时接受和限制民主。这一论断可以从Hellman（1998）在就同样的问题对俄罗斯向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得出。寻租的势力一方面防止民主制度得以巩固，另一方面他们也阻止别人退出游戏。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混合政体，而俄罗斯也就成了这样一个政体（另见Greskovits， 1998a； Schamis， 1999）。

本文中提到的另外一组方法论问题，而且也是比较政治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个案的选择。民主化的比较研究表明，案例的选择大大影响所得的结论（Dion， 1998； Geddes， 1999）。上文提到，前社会主义世界加入到本研究领域有很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对该地区的研究使得学者们更加确信民主化（尤其是最近的民主化）的共性。同时，这些研究也提醒学者们对这些共性的地区性保持警惕。而且，前社会主义世界的出现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论题，例如民族和国家建设对民主化的影响，在历史上未有过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地方进行转型的情况等。这方面，这一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历史性的控制，而同时这一地区又在社会经济、制度设计、政治结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可见，该地区大大补充了民主化这一长期由拉美和南欧经验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

这不是简单的增加新因素或增强评估普遍结论的能力的问题，还是一个把一个地区研究的话语转向另一个地区研究的问题。例如，不少拉美专家对少数民族这一最能代表东欧民主研究的话题产生了兴趣（参见Yashar， 1999），而研究东欧的专家也开始涉猎传统上是拉美专家保留项目的话题，如历史上或近来的由宪法规定的军队在政治中的地位和经济困难时期工人阶级对民主化的影响等问题（Bunce， 1999c； Christensen， 1999； Crowley， 1997）。当然，我们应当把其它的地区研究也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从对非洲和亚洲的例子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参见Jones， 1998； Joseph， 1997； Lijphart， 1996； Miles， 1999）。此外关于个案选择对方法的意义还有更多，全部跟我们先前关于地区影响的讨论有关。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是，我们需要更加注意地区的含义，尤其是它的确定特征、边界、起作用的方式和过程等。这个前提对前社会主义地区相对要容易些。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而且它只是最近才出现，存在时间相对较长，具有较强的侵略性，有清晰的地理范围，而且具有相对的超越时间和国界的制度上的一致性（Bunce， 1999a， 1999c； Greskovits， 1998a， 1998b； Hanson， 1995）。这些特征使学者研究社会主义世界的地区性效果显得合理和简便。

相反，虽然南欧和拉美因为历史上的殖民关系而有一些共同特征，但这种关系很久以前就结束了。而且，即便是这种关系还存在的时候，它在形式和功能上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地区这一概念就比前社会主义国家难以确定。所以，地区对于拉美和南欧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相关的程度远高于拉美和南欧国家（在南欧和拉美，经济改革与民主化之间也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但非常有限，参见Kwon， 1999）。这样，国家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就比别的一些概念更为类型化，例如南美的官僚专制主义（参见O’Donnell， 1979）。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更可以被作为由地区界定的遗留。

我们可以从另两个方面继续这个关于地区的讨论。一是在大范围或小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跨地区研究（参见Greskovits & Schamis， 1999； Levitsky & Way， 1998； Muller & Sligson， 1994； Przeworski & Limongi， 1997）。另一条是把我们的研究重点从一直以来统治这个研究领域的相似系统之间的比较，转到相异系统之间的比较。这样将更容易获得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普遍结论（Tarrow， 1999； Scharpf， 2000）。例如，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相异系统之间的）一些看来不大可能出现相似性，就能够促使我们从表面的、错误的原因转到更基本的原因，从而也是更容易适用于其他地方的原因。

与此相关，我们应当在老民主国家和新民主国家的研究之间架起桥梁。这两个研究家族的对话可能发现一些预料不到的相似之处，从而加深我们对（与民主有关的）长期和短期的原因的理解。例如，关于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在前社会主义世界的紧密联合（Bunce， 1999a； Fish， 1998a， 1998b； Kwon， 1999），近似于Yashar （1997） 对为什么哥斯达尼加巩固民主比危地马拉更成功提出的论点。让我提供第二个例子。有人已经提出，新民主国家的精英对民主不太尽力，而专注于运用权力实现其它目标如缓解危机、安抚反对派、稳定局势等来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尽管这个解释与民主过渡学所看重的反对派精英是坚定的民主分子的观点相左，但是它符合在西北欧洲第一批民主国家出现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如英国、法国，正是精英的短期的权力需要（或者更泛地讲，是他们一些非常反民主的动机）最后造成了走向民主的各个副产品。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个论题是因果关系。这是最近在比较政治中受到较大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因果关系的普遍性问题：每个个案是独特的，还是各种联系原因和结果的政治过程具有跨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例如，参见Bates， 1996， 1997； Bernhard， in press； Bunce， 1995； Hall & Tarrow， 1998； Schmitter & Karl， 1994）？答案之一是要避免这两个极端以及相应的过分简化问题和激化立场的倾向。第一，尽管本文没有重点涉及，但无疑每个国家民主化的经验有不同的方面，非民主化的经验的也同理。第二，但同时，民主化又有普遍的特征，特别是如果我们集中分析某一波的民主化浪潮的话。最后，很多民主化的重要过程都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某些方面来说，民主化在某一地区内部是有一些一般规律可循的，而这种规律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会有所不同。因而在比较民主化研究中得出的是一个关于政治规律普遍性的中间的立场，但不是活稀泥或骑墙的立场。就是说，普遍性结论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适应范围因手里的问题而异。

这就带来一个大多数比较政治学者都已经知道了的教训，虽然大家已经争论过地区研究与比较理论之间的价值和正当性。了解了具体的案例，然后用理论来解释案例，或利用案例来推出理论，就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当然先要有良好的研究设计。可见，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也是很实际的观点：对理论和实证的双重敏感会使我们在研究上左右逢源。

（译 / 王正绪　方瑞丰）

*原文“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发表于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No. 6 （2000）： 703-734。在本文翻译期间，作者发表了对比较民主化研究的进一步的综述，参见Valerie Bunce， “Rethinking Recent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 World Politics， 55， No. 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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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当然，没有一个对民主的比较研究的综述能够在这样一个巨大领域中保持公正。在本文中，我将重视一些文献，而忽略另一些。具体而言，我将集中关注精英、政府机构、经济等，而不是公民、政党、政治文化（对这些论题，参阅Dalton，2000；Kitschelt，2000）。我评论的地域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我基本上在处理拉美、南欧、前苏联的民主国家和在欧洲战争中的民主实验，而少许关注亚洲和非洲的新民主国家和老民主国家，如印度以及西北欧洲早期民主国家的产生。
②即那些运作政治的人物、精英。——译注
③如果考虑到反对派在1990年3月第一次选举的胜利和1990—1994年之间相对较慢的经济改革步伐，匈牙利的例子乍一看似乎是个例外。然而，匈牙利的例子只不过加强了上述论点——只是程度不同，不是截然两分。特别是，匈牙利的反对派缺乏一个广受欢迎的战线；反对派四分五裂；掌权的联合政府只有微弱多数的席位优势，不是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这样，尽管反对派赢了，前共产主义政党惨败了，但执政联盟对政治控制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接下来就影响了经济改革的过程。
④这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国家不是完全的民主，所以学者称它们是“带形容词的民主”，比如“半民主”、“非自由民主”、“准民主”等等。作者这里的意思是说，到底认定它们是带形容词的民主好呢，还是干脆承认它们根本就不该包括在民主国家的范围内？——译注

Valerie Bunce：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

出处：本文英文版首发于<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0年第6期，中文译版发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