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程诗颖 / 政见特约作者
每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攻占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并在接下来的六周里，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强奸以及纵火，史称南京大屠杀。
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以及战后修改历史书所引发的争议，都引发国人愤怒。但是，在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人性和历史的多元性及复杂性。
被冷战改变的反思进程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反思态度是积极的。大部分日本人将战后悲剧归咎于战时的军事领导，反战和反核武器的声音此起彼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裁决在日本占领南京城的前六周里，约有20万中国百姓和战俘遇难。在这个时期，军事法庭的裁决成为了日本教科书的范本。除此之外，在公共和私营行业中， 近二十万名战争时期领导被免职，超过五千名支持战时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职员工被免职。
到了1950年前后，冷战的世界格局成型。 美国的目标由最初的惩罚战后日本，变成了重建日本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1948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释放了远东军事法庭等待最终裁决的17人，并宣布结束国际审判。没有任何国家收到日本的战后赔偿。
1953年，日本使者池田勇人（后成为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承诺，将会全权负责重新建立战后人民的自发性民族主义和自我保护精神。紧接着，教育部开始收紧其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批，宣布其中三分之一的书没有达到新的标准。教育部公开要求教科书“避免使用过于严苛的语言来形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角色”以及任何像“侵略中国”这样的表达方式。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从历史教科书中彻底消失。
“中日友好”与反日情绪
七十年代初期，中日重新建交，“友谊”而非“战争”成了那个年代的核心词汇。中国希望得到日本领先的科技和资本支持；同时，日本被巨大的中国市场所吸引。接下来的几年里，中日贸易由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33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发展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开始尽可能淡化对日本战时行为的批评。1974年，中国曾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被设定为“中日友好月”。
然而，八十年代，日本教育部更加向保守主义倾斜，试图缓和跟太平洋战争有关的所有词语。日本战时行为不再是“侵略”而仅仅是“不合理”。在历史书上，“日本侵略中国”被代替为“日本占领满洲”；“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被代替为“满洲事件和上海事件”。
日本“修正派”的文章也开始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南京大屠杀指挥官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声称，日本军队从未在南京滥罚无辜，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是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政府联手的捏造和政治宣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田中正明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日本本土的支持者，其中也包括像渡部昇一这样的学者。
也是这个时候，日本的教科书争议终于引起了国际重视。从1982年7月到9月，至少有2439篇和日本教科书修改有关的报道出现在亚洲的各大报纸上。7月，中国政府发出正式抗议。《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评谴责其行为，并质疑日本领导者复兴的军国主义倾向。在日方领导拒绝接受中方的批评和谴责之后，教科书争议开始主导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于中日关系的报道。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高涨。《中国青年报》写到，“我们绝对不能容许任何对于历史事实的扭曲！”
虽然日本教科书争议并没有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但是这个矛盾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不断深化加剧。日本修正派开始声称：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庆祝抗日战争的周年胜利，并在公众媒体中披露战争中的暴行。
从那时起，日本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名词，其含义包括战争、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发展的利益合作方。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中日友好的关系只是表象，实质早已向反日情绪发展。
日本内部的不同声音
事实上，日本内部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修正派和改革派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从未停止过。1984年，改革派支持者成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习小组，希望能够正视日本在战争时期的错误行为。1985年，这个学习小组中的一名活跃成员——学者洞富雄，编辑了两卷一共750页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著作。退役军人也开始站出来讲述他们在南京的经历，包括屠杀和强奸。虽然修正派仍然坚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但是此时日本所有的初中教科书都已开始提及大屠杀。
至今，修正派和改革派在日本社会的争论仍没有停息。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民族自豪感的理解。南京大屠杀揭示了日本人对于一个理想的国家的不同定义：日本究竟是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并且公开道歉，还是应该不屈服于外国压力，坚持他们不过是打了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
历史学家吉田隆志认为，从1937年到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南京大屠杀一直都是政治符号，它的含义随着更为广阔的时代政治背景变化而变化。人们容易忽略日本国内修正派和改革派观点的同时存在，而是从“日本人”-“中国人”或者“受害者”-“施暴者”这样的二元角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事实上，如今日本改革派观点在教科书和学术界才是真正的主导观点。可是，因为修正派能够激起公众更为强烈的感情回应，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它也都将持续获得更多的媒体报道。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纠结于具体的遇难数字。其实，对于屠杀的记忆不应该只是一场“数字游戏”。学习和铭记历史不应是一个加剧仇恨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珍视生命、反思仇恨的过程。吉田隆志评论道，“面对南京大屠杀，太多的人不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而是仅仅根据自身的国籍和民族身份来决定爱恨。在最糟糕的时候，关于南京的争论加剧了种族和文化之间的敌意，而这种敌意恰恰是导致大屠杀的最初原因。”
正如历史学家杨大庆所说的那样，日本应该正视大屠杀的存在，两极化的言论和民族主义所激励的叙述都不能带来有意义的交流和真正的和平。他认为，关于像南京大屠杀这类人为惨剧的真正问题是：“人类社会能否可能真正拥有超越国籍的对历史理解与共识？”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避免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
参考文献
- Eykholt, M. (2000). Aggression, victimization,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ang, D. (1990). A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The Nanjing atrocity as history. Sino-Japanese Studies, 3(1), 14-35.
- Yang, D. (2000). The challeng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oshida, T. (2000).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In J.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oshida, T. (2006).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Vol. 2).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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