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独裁者也要搞选举？
为什么独裁者也要搞选举？
在2012年上映的电影《大独裁者落难记》中，由萨沙·拜伦·科恩饰演的阿拉丁一角，可以说满足了很多人心目中对独裁者的想象：骄奢淫逸，肆意妄为，在赛跑中会冷不丁掏出手枪，把其他参赛选手一一击毙，跟首席核武器专家一言不合，就要把他拖出去处决。 </img>
不过，在现实中，阿拉丁这样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并不常见。事实上，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独裁政权开始向学者们所称的“竞争性威权（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国家转型：反对党被允许存在，并在理论上有通过选举取得权力的可能。
当然，大部分时候，独裁者会采用各种方法，确保自己才是最后的赢家。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尼加拉瓜的独裁者Anastasio Somoza DeBayle曾在一次大选之后告诉反对派领袖：“这次是你赢了选举，然而我赢了计票”。
不过，即便是老司机，也会有翻车的时候。搞出过“智利奇迹”的皮诺切特将军，比起一众同行可谓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可惜1988年一不留神，在公投中得票没有过半，只得乖乖退位让贤，回家养老。
既然有皮诺切特将军的前车之鉴，今天的独裁者们为什么还愿意冒着政权被颠覆的风险，向“竞争性威权”靠拢呢？
选举也是一种“维稳”手段
在2011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经典论文中，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 James Fearon 指出：选举可以为统治者和民众双方提供关于现状的准确信息，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冲突。因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可以从选举中获得好处。
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在没有选举的时候，民众只能根据自身的福利状况，推断在位的统治者是否尽职。而即使统治者搞经济的能力再强，再大公无私，也无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所以总会有人有激励揭竿而起，导致整个社会持续动荡不安。
而一旦选举举行，每个个体的私人信息（个体福利水平）就被加总成为了一个公共信号——统治者的得票份额；这清楚地反映了全社会对现状的普遍看法。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确实对现政权不满的情况下，革命才有可能爆发。
对于民众来说，选举有效地克服了“集体行动困境”：每个人都只需要根据选举结果来决定是否参与抗议，而无需担心自己成了那只“出头鸟”。同时，选举也形成了对统治者的有力制衡。为了赢得多数票，统治者不得不向民众做出更大的让步。如果其让步幅度不够，或者拒绝举行选举，抑或试图舞弊但被发现，民众都会走上街头，用革命维护自己的权利。纽约大学的 Josh Tucker 教授就认为，正是亚努科维奇在2004年乌克兰大选中的舞弊行为，引发了其后的 “橙色革命” 。
而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尽管选举给他带来了种种限制，但也降低了他被武力推翻的可能性。只要政绩令民众满意，统治者就不必担心输掉选举，也不再会有人去主动挑战他的权威。因此，即便是独裁者，其境况在存在选举时也可能变得更好。得票份额向全体民众宣示了他的执政能力，并为其统治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中，西北大学的 Egorov 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 Sonin 教授为“竞争性威权”的流行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时刻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政治对手的挑战、平民阶层的反抗。独裁者可以选择通过暗杀或者收买来消灭潜在的对手，但这样一来，民众会认为他暴虐无能，继而有更高的概率发动叛乱。因此，真正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的独裁者会允诺参加选举，公开地和反对派一较高下，让民众基于感受到的福利水平做出选择。这样，在取胜之后，不但反对派无话可说，民众也会对他有更高的评价。只有在独裁者自知能力不足，无法赢得公开选举的时候，才会使用更加卑劣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位会更不稳固。
操纵选举并不总是最优选择
当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相比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独裁者有更多手段来影响最终的大选结果。常见的方法包括：在事前给对手设置参选障碍（比如缅甸军政府和昂山素季），阻止特定群体参加投票（你见过选票吗？），通过政党机器收买选票（墨西哥的国家行动党惯用这招），以及事后操纵计票，甚至直接修改得票份额（参见政见之前的文章《明明稳赢，为什么还要舞弊？普京大帝：“怪我咯？！”》）等等等等。如果输赢与否全由独裁者的意愿决定，那上面的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纽约大学政治系的 Rozenas 教授和 罗兆天 博士在他们最近的论文中指出，理性的独裁者即使力所能及，也不一定会将自己获胜的概率上调为100%。对反对派来说，统治者必胜的选举和不举行选举没有差别，因为他们无法从中推断出统治者的实力强弱。倘若回报足够丰厚，反对派会宁愿铤而走险，藉由暴力手段尝试夺权。
假如独裁者有十足把握应付叛乱，那对反对党的选择自然无须挂心。然而现实之中，独裁者对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见得了然于胸，他们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观察民众对双方的支持。若是事前操纵过度，独裁者就无法从选举结果中得到充分的情报，在事后宣布胜利也不能令人信服，反而可能点燃反对派的怒火。为了最大限度地劝服反对派不要反抗，独裁者必须在事前和事后舞弊之间进行取舍。
事实上，只有在选举透明程度（即反对派观察到独裁者伪造结果的概率）适中的国家，独裁者才有动机在输掉大选之后仍然谎称自己获胜——太透明，说谎没意义；太不透明，反对派根本不会相信独裁者的任何言论。
在今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威斯康星大学的 Gehlbach 教授，耶鲁的 Svolik 教授，以及 Sonin 教授对威权政体中选举的意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他们的结论是，民主国家举行选举是为了加总选民的偏好，而威权国家则是为了收集民众的信息。这一论断又把我们带回到了 Wintrobe 经典的 “独裁者悖论” ——独裁者对国家的控制太弱，随时有被推翻下台的危险，但要是控制太强，又永远无法让真正的危险分子露头。
可见，当独裁者也并不是个简单的工作。就算像皮诺切特这样和平转移了权力的，后半生也只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不知道晚年在欧洲治病的皮将军，在看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卸任后过着普通人生活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泛起一丝羡慕之情呢？
（特别感谢罗兆天博士在本文写作中提供的协助）
参考文献
- Egorov, G., & Sonin, K. (2014).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non-democracies (No. w2051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Fearon, J. D. (2011). Self-enforcing democrac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4), 1661-1708.
- Gehlbach, S., Sonin, K., & Svolik, M. (2015). Formal Models of Nondemocratic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 forthcoming.
- Luo Z., & Rozenas, A. (2016). Strategies of Election Rigging: Trade-off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 working paper.
- Tucker, J. A. (2007). Enough! Electoral frau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post-communist colored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5 (03), 535-551.
- Wintrobe, R. (1990). The tinpot and the totalitari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ctator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03), 849-872.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