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影响劳工组织的行动策略？
政府如何影响劳工组织的行动策略？
抗议政治可能是中国政治研究里最受欢迎的题目之一。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地方政府在进行基层 “维稳” 时使用的策略远比理论假设复杂。比如，之前介绍过的李静君和张永宏的研究把中国的维稳机制形容为 “议价的威权主义” 。要 “议价”，自然就要和政府打交道。但是，政府并不是 “铁板一块”，而是不同部门各自有盘算。在这种情况下，和政府 “议价” 的一方要怎么办？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Diana Fu 通过自己长达 18 个月的对中国劳工组织的田野调查，来尝试解答这个前人未有论及的问题。研究所成的文章即将发表在 《治理》(Governance)。
Fu 首先借用了奥克森伯格和李侃如提出的 “碎片化威权主义” 概念。这个概念出自他们 1988 年那本经典的 《中国的政策过程》(Policy Making in China)。“碎片化威权主义” 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之前对于中国政府是一个 “整体” 的假设。它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是 “碎片化”的，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打算。
在这个基础上，Fu 认为地方政府对劳工组织的态度也是 “碎片化”的。也就是说，虽然 “维稳” 是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同部门在策略上并不一致：有些倾向合作，有些则倾向压制。比方说国安、工会和政府的人社部门三者采取的维稳方式就颇为不同。
国安部门倾向于带有一定强制成份的策略，包括 “请饮茶”、跟踪、监视等。目的是希望从劳工组织的成员里套取诸如谁是领头人、何时进行抗争之类的核心信息。同时，通过一定的软性强制手段给劳工组织动员制造压力，分化组织的动员能力。
工会则因为法理上代表劳工的利益，更希望和劳工组织进行合作。然而，工会夹在 “维稳” 和 “维权” 两个存在潜在冲突的要求中间。这使它的角色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况，维权功能也因此大打折扣。
人社部门通常只关注单件的劳动纠纷，一般并不关心劳工组织的作用。这使得因为它们缺乏能力和信息去分辨一场抗争是自发的，还是背后有劳工组织支持的。因此，人社部门更倾向对这类组织采取忽视的态度。
Fu 把 “碎片化” 的政府部门给劳工组织的动员策略带来的影响形容为 “策略性的自我审查” (Censored Entrepreneurialsim)。顾名思义，“自我审查” 表明劳工组织会有意识地收敛某些行为 (比如说不在重大或敏感的节日里活动)，但 “策略性” 又表明它们并非只是消极地等待好运到来。这个结合了两种看似矛盾行为的概念，其实是劳工组织应对 “碎片化” 政府时的一种自保策略。正是因为有些部门对劳工组织较友好，有些则较强硬，它有时难以分辨那个才是地方政府的真实态度，才只好先采取所有可以保护自己的措施，然后再寻找和政府 “议价” 的机会。
这点在文中的调研案例里得到了体现。广东省的某个劳工组织的办公室以 “被境外势力利用” 的原因关停。由于具体的执行人是警察，这个劳工组织无法准确得知是哪个部门下的命令。它更无法清楚知道，这到底是表示政府要彻底取缔这个组织，还是只是不让在此地办公。后来，这个组织把办公地点转移到同省的另一城市，理由是到了另一个城市就不归同一个 “政府” 管理。同时，这个劳工组织还采取了包括不主动接触媒体，不参与劳工的集体抗争以及在外媒访问前先给国安部门打招呼等策略来保护自己。
在 Fu 看来，政府在 “碎片化” 下进行维稳，并没有使劳工组织走向消亡，而是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性，使劳工组织在 “自我审查” 和 “维权” 之间不断摇摆。这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则有待更多的后续研究去发掘。
参考文献
- Fu, D. (2016). Fragmented control: Governing contentious labor organizations in China.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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